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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喜歡躺在田埂上，看著蜻蜓飛，那樣仰望稻田的方式，我已經漸漸忘了。」他說很多人拍稻田都是鳥瞰的，看它很遼闊，但很少低鏡頭，「我發現要拍這部片，如何放低自己、用『他者』的視角去看，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形容《南巫》有侯孝賢的影子，而侯導景仰的小津的固定鏡頭、長鏡頭、仰望鏡頭，也影響吉安很多。

《南巫》無疑為張吉安建立了一個只屬於女性的神話的嘗試：透過與鬼神交流的儀式，我們建構的女性是生命的象徵與起源；這不是女人缺席的世界，而是相反地：女性無所不在，若沒有女性，這個世界將不曾存在。

當寫實到極限，就是魔幻登場之時。這個魔幻不在於奇觀，而在於終於，與第一次，看到。那些鄉野傳說的起伏，你我和故事主人翁們並不陌生，可唯真正將心靈的眼睛撐開，神秘始流洩、全面蒙上、將一切曳引至另個同模樣卻再也不同的所在。

邊界可以是地理環境的位置、歸屬感、也可以是一種狀態：生與死、愛與懼、國與國、故鄉與夫家等，都是邊界。《南巫》最觸動我的不是降頭術，亦非令人眼花撩亂的民俗宗教儀式，而是導演對母親的感激之情。《南巫》細述了生活在他鄉的女子（可以延伸解讀為所有已婚婦女），她們無時無刻處於「邊界」上，一邊是自己的出身⋯⋯

張吉安處身一道逆向的期待，當母親赴太子廟向神明問事，師公和母親提了兩件事。早先取好的女嬰姓名，名中有寓意「潔淨」的「潔」字，後以家鄉吉打延伸，因而換作「吉」字；「安」字作結，「寶蓋頭」的「宀」字寓意家屋，底下裝著「女」字，其實意味著家族即將迎來第一個女嬰。最終，母親只祝願孩子能在吉打平安長大。

「我是寫東西的人，我不教書、不拍廣告，每天的生活就是這麼簡單，看電影、讀書、寫劇本、剪片，再來就是約砲。」什麼是三十而立的「人生風景」？處身香港又該如何「保持真誠」？不談感情的自在「性生活」，讓李駿碩看見生活圈之外的人，他喜歡這些不談感情的性，喜歡性之後的談話，記憶力很好的他，把這些都記錄下來了。

當《南巫》以民間信仰梳理馬華族群的邊界裂隙，《五月雪》呈現歷史暴政在女性身體的代代傳遞，《搖籃凡世》則揭露出神權與父權的所共謀的生命壓迫，然而《地母》提升到了更為宏觀的層次——土地本身的痛苦，才是所有苦難、鬼魂、降頭的真正源頭。

拍下這些生命的電影工作者們，不斷地靠近世界上層層相疊的石頭山，將橫亙在你我之間，屬於家國、歷史、生命、個人的傷痕加以記錄，為的也並不只是記憶，而是揭開一些不該被無視的瘡疤，打開一道生命的縫隙，將一剎的真實永遠保存，望有一日，苦痛能真的成為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