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14

By 張硯拓

「放低自己,讓敘事溫柔」──專訪《南巫》導演張吉安

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張吉安,到現在還是不習慣人家叫他導演。

去年 11 月,在金馬影展奈派克獎(註)的會議上,我們三位評審一致選了《南巫》給獎;幾天後,我在一場茶敘認識張吉安,他侃侃而談創作的趣事,和剛收到馬國電檢局「刪 12 刀才准公映」的詫異;回國之後,我傳訊問候導演平安,他劈頭就說:「不要叫導演啦,叫我吉安就好。」

好哦,那我就不客氣了。吉安說,他不習慣在片場被服侍──導演最後一個才到、一直坐在 monitor 前⋯⋯「我都說,我想跟你們一起早早到,去看去準備每一樣東西,我想拍很手作的電影,如果道具組說某個東西很難,沒關係,我們一起來完成它。」

這般親力親為,不只是新導演的浪漫,還源自多元的藝術經歷。《南巫》的故事並不複雜,它的魅力和美學層次,來自滿滿的宗教、政治、文化符碼。而這直接反映出作者的獨特性。

如今,電影在台灣上映了,可惜因為疫情的變化,吉安無法再次來訪。於是透過視訊鏡頭,我和他細細談了創作的脈絡,藝術的養成,對社會的參與,還有面對世事的溫暖和柔韌。

第一章:南巫北界

要拆解《南巫》,得從女主角阿燕入手。

這是張吉安的童年往事:父親在他幼時中降頭,劇中的母親阿燕起初斥之無稽,隨著時間拖長、異象頻生,才在求神問佛的過程裡,逐漸鬆動信念。「我在阿燕身上玩了一個遊戲──很多人以為『你媽媽以前不相信神』,其實在我記憶中,媽媽一開始就相信了。」他說片中 60% 的情節都真實發生過,但原來阿燕屬於那另外 40%。

阿燕此角,其實是一人一神:「張吉安」和「珂娘」的結合。現實裡,康復後的張爸爸學習解降頭,為鄰里治病還願,這卻攪亂了吉安的童年:「家裡變神壇,時常被趕進房間寫功課,聽著外頭大吵大鬧,讓我從小就非常抗拒這些民俗信仰,還曾故意用球把門口的拿督公踢倒。」直到他離家上大學,接觸藝術和電影之後,才逐漸緩解,進而去記錄和保留這些多元民俗:「電影裡的媽媽從不信任,到最後被逼著接受『滿天神佛』的過程,其實是我自己的掙扎。」

這裡的滿天神佛,是吉安對馬來西亞宗教多元性的笑稱。位在馬國西北端,和泰國交界的吉打州,是華人/馬來/暹羅文化的匯流處,張吉安從典型的「三教」釋儒道說起:佛教分成了南傳、北傳與密宗,道教延伸出更複雜的民俗信仰,包括暹羅人和(信仰伊斯蘭教前的)馬來人遺留下來的巫術:「再加上印裔的印度教,還有華人裡的客家、閩南、潮州、廣府、海南、三江人⋯⋯都有個別籍貫的本土神,這些信仰混雜,不要說台灣觀眾了,連馬來西亞人也未必能用三言兩語解釋。我們已經多到『滿天神佛』了,什麼都可以拜(笑)」

但這裡,吉安給了一個結論:「馬來西亞華人的信仰比較寬容,在寬容裡,複雜性與創意都是無限的。」

這樣的寬容背後,是集體的離散意識:電影一開場,皮影戲後第一個鏡頭是阿燕在點香,她後面那座神像就是源自中國的大伯公,也就是台灣的土地公(福德正神),反而在地的土地公(拿督)被放在門外。「把鄉愁放在家裡,把在地的身份認同放在門口,這就是華人離散的心境。」

這個心境,也體現在珂娘的身世裡。在吉安心底,珂娘其實是本片的隱形主角:「為什麼叫《南巫》?因為對她來說這裡是南洋,是中國南方。」他採集了十多個不同版本的山神傳說,千篇一律是中國的公主或千金,坐船來這,被當地的巫師困在山裡。「這些神話雖然是虛構,但裡面的鄉愁及『回不去』的情感,卻是我們(華人)祖輩的投射。」

張吉安在他的爺爺奶奶、和甚至媽媽身上,都觀察到某種矛盾:「他們會在一些適當的場合抱怨在地的身份,說很想回去,但其實心裡又始終覺得:這是我落葉歸根的地方。」就像戲裡,珂娘埋怨信徒老是送她紗籠和檳榔荖葉,但她出現的幾場戲,穿的就是馬來服飾。「珂娘的一舉一動,她的情感邏輯性,都代表我們的華人祖輩。」張吉安還為她叫屈:「我們總是想像山神如果被冒犯了,會懲罰你讓你生病,但其實站在神明的角度,老是被想成這麼小氣好像很不公平。她明明也是受害者,被困在山裡肯定很驚惶,孤單又無助。」

直到她遇到阿燕,後者彷彿珂娘的現代版縮影:從新山來到吉打,從馬來西亞南界(面對新加坡)到北界(面對泰國),同樣回不去她的南方,被迫要融入當地、落葉歸根。於是在阿燕身上,我們看到《南巫》的兩股創作核心:民俗的多元性,和華人的離散史。

吉安對信仰、對童年的接納,在片末黎明的海上完成和解。而那「回不去了,只好留下來」的(珂娘的)心結,也在阿燕的身上鬆緩。這或許也回答了《釀電影》作者太空人在〈《南巫》:獻給邊界上的女性〉一文的開頭,對母親角色的「後來」為何沒被交代的疑問吧。

第二章:巫聲舞昔

《南巫》在去年的金馬盛會,除了最佳新導演,還包辦了費比西獎、奈派克獎及亞洲電影觀察團推薦獎,這是因為張吉安雖然是個「新導演」,卻已經是成熟的藝術家。

電影系畢業,老師一句「要當導演,得先累積十到二十年的功課」,他聽進去了。師言如山,要先練足各路內功,才能下山入江湖。於是從大學就習舞(舞踏和現代舞)的張吉安,畢業後又加入劇場,再對環境和行為藝術產生興趣:「第一次參加社區藝術節,是一個被荒廢、聽說鬧鬼的別墅,我們在周邊創作,那之前我就在學校拍過一個實驗 video,把父親跳童的影像剪得支離破碎,搭配電子樂,得到我們馬來老師(他是個穆斯林)的好評。我把那個影像投影在別墅外牆,和我父親一起跳童。」

當時,吉安與父親的關係慢慢在修復,這支讓兩個神明「虛擬對話」的舞,開啟了新的表演路線。「我後來創作一系列,謂之『行為乩童』,『上身』後就用馬來語或方言剖析國家大事,把針砭唱進咒語裡。」他還在上街抗議時扮成乩童:「當時許多遊行的人會穿黃衣,剛好我們跳童的衣褲也是黃色的,我就做延伸:每次上街頭就化妝,後來很多馬來西亞藝術家都知道有個廣播人,會裝束成乩童去抗議。」

整個 21 世紀前 20 年,馬國的政治波動劇烈,貪污和濫權叢生,2005 年加入國家廣播電台的張吉安一直思考如何和體制共存,同時溫柔地批判它。「我遊走在體制內外,用行為藝術進行社會運動,去保護老社區等等;我的廣播節目《安全考古地帶》則專門介紹國外的獨立電影和導演,藉以反諷、對照國內政治。我也把這個概念帶到社區抗爭,在運動現場播放《血色星期天》(Bloody Sunday)或台灣公民運動的紀錄片⋯⋯」

這一切:行為藝術、影像表演、公民運動,再加上民間田調、學術研究和各種藝術節、社區文化節,「幫助我從不同的姿態和視角去觀察,累積,而且身體力行。」他形容 40 歲前自己的生活很「變態」:每天忙到傍晚回廣播室,做節目到午夜,睡一覺起來不到天亮又出門去,做田調和採集⋯⋯

直到 2017 年離開廣播,「覺得人生到一個階段,功課做足了,是時候靜下來寫劇本、拍電影。」

但故事總是這樣的:千里習武的遊子,真正出山亮相之前,要先歸鄉,面對自己的原點。2016 年,吉安回吉打租下一畝田,「我們從小在田裡長大,已經熟悉到有點不想再看到了,但 2016 年回去,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應該要跟稻田對話了。」他開始做稻田的研究,採集相關的民俗傳說,學習種稻和收割,「完全不用農藥的有機米,給當地人吃」,還在其中搭建舞台做表演,謂之「稻地節」。

「小時候,我喜歡躺在田埂上,看著蜻蜓飛,那樣『仰望』稻田的方式,我已經漸漸忘了。」他說很多人拍稻田都是鳥瞰的,看它很遼闊,但很少低鏡頭,「我發現要拍這部片,如何放低自己、用『他者』的視角去看,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形容《南巫》有侯孝賢的影子,而侯導景仰的小津安二郎的固定鏡頭、長鏡頭、仰望鏡頭,也影響吉安很多。

於是吉安立足家鄉,說在地的故事,再引來各地的藝術涵養加以灌溉,終於驚動國際。他讓田伯爺在夜裡的水田跳現代舞,讓降頭鬼仔以舞踏的姿態現身(但是加入暹羅的舞姿和盤坐);他指導劇中每一句對白和口音,所有咒語由他自己念,新聞和廣播也是他上場,連稻偶都是自己種來自己編;他讓珂娘唱了〈出漢關〉,結合昭君出塞的典故和福建南音,既是中原的觀點,也是老閩南人的祖鄉情意結;他用舞台的、舞蹈的、攝影的美學,去轉化民俗元素,讓《南巫》看待神/鬼/巫的眼光少了剝削和獵奇,多了點「仰望」和節制。

吉打州(Kedah)是東南亞最古老的文明源地之一,唐書裡記載:義淨法師來到這裡,發現巫來由人(即現在的馬來人);在布央谷出土的興都教遺址,據研判比吳哥窟更早;巫術更是在此盤根已久。吉安把爸爸中降頭的 1989 年,改成片中的 1987 年,即馬國華人經歷二次白色恐怖,片中的馬來巫師說:他不能再行巫術了,因為當時整個國家(不只華人)都被訓練要很聽話,不可實行民俗信仰。

於是巫術、巫來由人、巫統相結合,這就是《南巫》的「巫」。

第三章: 人巫統請

在《南巫》前半,有一個長鏡頭是從二樓窗戶看出去,透過紗簾,看著 Kwae 姨向這方向拜了拜,興許是在做法。那視角的主人既非一樓的阿燕、大伯公或是拿督公,也沒明說是不是阿昌。若要我猜,說不定是房間牆邊、蜘蛛網上的蜘蛛,在默默看吧。因為吉安一再強調:他拍這部片不想用「人」的角度,容易變得主觀,他想把鏡頭盡量放低放遠,變成非人的「他者」。

「拿督公的神龕,是蛇的視角;醫院裡偷聽阿燕對話的是蚊子的視角,飛一飛還會停頓一下;還有一場拍得最久的戲,是螞蟻的視角,拍螞蟻在搬米粒⋯⋯」至於珂娘的山洞裡,那是石頭的視角,因為擺得很遠、遠到石壁裡去了。

張吉安想呈現的,是「萬物皆有靈性」、都在觀看──而這一點,我認為,是他作為創作者的核心品質。「這是關於邊界的故事,不能用人的角度,要用萬物的視角,我才能盡量克制自己,讓敘事變溫柔。」

這般溫柔,呼應我在片中看到的另一個主題:溝通。雖然《南巫》有個「救夫、求助」的情節動機,整趟求神問卜靠的其實是溝通;阿燕從不信、不理解到姑且信之,也是與「自我」的溝通;她「聽」種種指引到最後,真正與她交流的是珂娘,兩次珂娘在「說」/阿燕在「聽」,更是心比心的溝通。

整場專訪,張吉安一再用上關鍵字「他者」和「人文關懷」。作為一個藝術家、一個敘事者,他一直想打開自己,兼納他人和他物。「我寫劇本的時候一直在想:這部電影要關懷誰?要為誰抒懷?要為社會裡的誰敘事?」

他說小時候(在泰國電視訊號蓋頻時)看泰文版的《童年往事》,唐如韞飾演的阿嬤要帶孫子回大陸拜祖先:「她跟我阿嬤其實很像,都說有機會、有生之年要回中國去看看祖先,我當時想幹嘛去拜他們,不都死了嗎?但其實我們無論如何,都無法體會她的情感依歸跟我們不一樣,很容易就先否定,而不是站在對方的位置,關懷她的情感。」

一如他在長大後,也漸漸藉由認識去理解父親,以及那些無法解釋的事物。「到現在我還是沒辦法回答你:為什麼人會吐出鐵釘?我無法一概而論說這是真的,也不能一概否定說是假的。我後來選擇不是去相信,而是去尊敬和接納它。我可以不迷信這些,但絕對要接納我的原生家庭對民俗信仰的依賴和寄託,因為我就是這個家的一份子。」

回到片中,不只是理解和溝通,還有和解。「是我和家庭的和解,也是阿燕跟邊界的和解。和解不必然表示相信,而是我們一起共存吧,不要再對立了。」

這樣「和而不(必)同」的胸懷,也來自張吉安的精神導師:雅絲敏.阿莫(Yasmin Ahmad)導演。她提倡要拍「馬來西亞電影」,突破過去馬來電影、華人電影的僵固分類,「一開場就用許冠傑的歌當主題曲,接著有華人講廣東話福建話,馬來人也看香港電視劇,還會講粵語,印度人也會講一點馬來話⋯⋯」吉安形容她的電影不是為多元而多元,而是把日常真實的「混雜」拍出來。

「她雖然是馬來人,但是華人觀眾非常喜歡她,因為她往往會把我們不敢說的拍得很直接,像教育制度的不公,或是明明族群之間很和諧,是政治人物在挑撥離間。」

當年,雅絲敏上吉安的節目當來賓,很驚訝有個主持人可以雙語廣播──用馬來語跟她對話,隨即翻成華語給聽眾,「這樣新鮮的方式引起很大迴響,Yasmin 也上癮了,後來有新片一定會來宣傳!」2009 年,雅絲敏因為中風過世,吉安低落了好一陣子,把當初已經完成的《南巫》初稿又擱置了幾年,直到離開廣播電台,才重新拾起。

回到現在,吉安在 2020 年金馬獎前夕,收到馬國電檢局通知:因為片中民俗儀式和咒語、皮影戲等等敏感素材,要求刪減 12 刀,才准許在馬來西亞電影節播映。這新聞在台傳開,吉安回國後仍延燒了一陣子,然而在過程裡,我觀察他的態度是鎮定、柔韌,持續釋出善意表示要「先對話,再對話」。當我問起此事,他笑著說很多人告訴他如果在台灣,一定是暴跳如雷,開記者會罵到臭頭──

「但是,呃,馬來西亞不一樣(笑),光是華人的信仰和籍貫就那麼多元,整個東馬和西馬有 70 多族,非常多思維模式、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對天,對地,對大自然萬物的詮釋都不同。」經驗告訴他,要達成共識只能從對話開始,而不是豎立城牆、互相攻擊。「這在台灣可以,但在馬來西亞是一旦對立的姿態出現,撕破臉,基本上就沒有任何餘地了。」

他的對話,讓《南巫》從 12 刀、5刀,變成 3 刀,再變成 30 秒消音,最後消音可以斟酌。「對話真的很重要。我如果要在此立足,就要在問題出現的時候願意對話,而不是立一面旗幟,說我要跟你對抗,因為我跟你不一樣。」他停了一下,更仔細說:「那種方式到最後,輕則關上大門再也無法溝通,嚴重的,可能就是流血事件了。」

他說他很認同伊朗導演──巴曼.戈巴蒂(Bahman Ghobadi)、賈法.潘納希(Jafar Panahi)、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他們都在碰觸很多敏感議題,但是都用很溫柔的,小孩子、女性的視角和輕微的符號,都沒有罵人,但是看完會知道是溫柔地在批判國家。用這種方式產生對話,而不是對抗。」

尾聲

吉安有一句人生格言:「總要有人在不合時宜的時代,做不合時宜的事情。」也許是捕捉將逝的民俗,也許是對藝術的兼容與信仰,也許是面對國家、面對體制的姿態,也是對政治和文化──或政治裡的文化能量──抱存著希望。他形容華人信仰很「寬容」,這個寬容構成他的人格基音。他也說:「從族群出發,永遠不會進步」,這句話真該印成春聯,送給半世紀以來的台灣人,及近年的全世界。他在作品裡,讓兩位女主角接受命運無可改變,接受「這裡」,因為唯有放下自己,才能踏上新生。

視訊裡,吉安一度好奇問我:當初評審看片的感覺如何?沒準備受訪的我一時答得有點踉蹌──我說奈派克共入選 10 部片,《南巫》是第 9 部看的,那之前我一直在焦慮著「糟糕,好多部都不錯,這下子開會一定很難有結論」,結果看完《南巫》瞬間安心了。層次差異真的太明顯。

後來──應該說是現在──我才終於想到該怎麼回答這一題。在《南巫》之前,看所有入圍片的我,都有一半的心思是評審。唯有看《南巫》的那天晚上,我是一個影迷。

採訪、撰稿:張硯拓
劇照提供:ifilm 傳影互動
個人照提供:張吉安


註釋:奈派克(NETPAC)獎是由「亞洲電影促進聯盟」(Network for Promotion of Asia Cinema)為推廣亞洲電影,在超過 30 個影展中設立的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