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地獄》的第一場戲與最後一場戲，皆以尖銳的嗩吶聲揭序，喃嘸師傅誦念經文，步罡踏斗，繞著火盆為亡者開路，行破地獄之儀，更旨在渡化生者面死之哀。因此，喃嘸師傅懸拋於空中的桃木劍或許更像是生者之思，而喃嘸師傅所執之白幡代表亡者，紅幡代表先祖，除了渡化家屬欲救之魂，更望惠及眾生孤魂與現世的一眾生者。

在這個人人都正在觀看與被觀看的時代，《鬼才之道》以由輕談重的方式，交出了屬於電影人的答案；在《一部未完成的電影》，我們所得到的領悟，是這些攸關存在的思考，在尚未完成的時代下，本就是屬於每一個未完成、且永遠都在路上的人。但——人要如何選擇？

婁燁真正看見了他人的目光與他人硬挺站立的地方，他看見了李文亮，看見了烏魯木齊中路，且不忘余虹以及周偉，亦不忘北京大學與天安門。婁燁明白愛，亦知曉應當如何去愛，才真正地找到屬於電影的靈光，穿越時間與空間，將《一部未完成的電影》編成了試劑，測出了人性中的勇敢，堅定，慈悲，也測出了愚昧，盲目，醜陋。

「我們像一縷魂魄，靜靜地走入他人的生活中，看他們過日子，看時間緩緩流動，而我們並不涉入其中。」《春行》的拍攝現場正是如此，品文和紫惠都希望呈現演員「本真」的樣子。「導演只給了我角色的感受，其他便任由我自己長出角色的變化，所以我們可以更安靜、專注地待在一個『家』裡，成為片子裡的角色。」貴媚姐如此形容。

《女兒的女兒》所面對的是家庭關係而非血緣關係，因為有了家庭的構成，世界上才有了想逃跑、想停留、被迫離開、或被迫留下的個體。黃熙透過創作所欲揭示的，也並非是家庭價值或是血緣宿命，而是一個人是如何走到現在的——就像他拍電影，也不是為了要解決什麼。

即使《從今以後》拍的是家庭故事，但楊曜愷所欲指向的「家庭」，實際上是在大城市（香港）底下，有血有肉的個體（無論其性別、性向、年紀為何）。面對原生家庭的矛盾與疏離，片中嘗試拆解、重新賦予真正意義的家，便是在傳統觀念與律法所定義的血緣之外，真正支撐一個人的存在意義的，禁得起考驗的重組家庭。

1960 年，大島渚拍《青春殘酷物語》。2024 年，空音央拍《青春末世物語》。殘酷之於末世，談的都是屬於青春的犧牲。川本三郎寫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裡，引「從此以後／我們／長大了／曾經是小孩／的我們／大家都長大了」一詩悼念青春的背後，其意義即為切格瓦拉所道：倘若你對不義感到義憤填膺，我們都是同志。

「當台灣喊出轉型正義的口號時，就代表我們有相當的言論自由，國家也有可以扶持的資源。但是至今談的依然是悲情，我們漠視了歷史的創傷經驗，我們依然討論著台灣人的善良心境、悲情經驗，但是這樣的溫情主義已經延續太久了。」廖克發在《由島至島》中問道——我們為什麼不要做得更好，變成更好一點的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