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1.09

By 釀電影

看完《五月雪》的你會想知道的十件事

編按：本文會提到《五月雪》劇情哦！還沒看的讀者請先讀這篇無雷的知識預習文章〈看《五月雪》之前你必須知道的六件事〉。

一、十四個女人的故事

《五月雪》的故事來自張吉安十多年的採訪、田調與資料搜集。1969 年 5 月 13 日爆發「513 事件」後，許多遺體被載至深山野嶺掩埋，其中一處重要的地點即是吉隆坡雙溪毛糯的麻風病院（台譯漢生病）後山。2009 年，附近醫學院欲擴建引發了徵地爭議，張吉安與各方藝文人士前往響應，才認識到這座義山（亂葬崗）的存在。

那之後，張吉安每年清明節及 513 前後都去拜訪，對來祭拜的家屬進行口述採訪。那些家屬多數是女性，其中受訪的 14 人，她們的經歷被張吉安寫成故事，是《五月雪》最初的構想。

然而，隨著開始尋找演員，張吉安發現幾乎沒有馬來西亞人敢演出這個故事。甚至到了後來考慮台灣演員的階段，也有些人在經過打聽之後，不敢接演。於是 14 個女人的故事一度縮減到剩 3 人，最後再濃縮成一個角色阿英，落在萬芳身上。

電影後半，阿英（萬芳）與老戲班主（蔡寶珠）所在之地，就是雙溪毛糯的義山。更多關於這裡的故事，可以參考《五月雪》的前身短片《義山》，以及 YouTube 上的訪談紀錄短片《5.13 捂义山》。

張吉安短片《義山》海報／張吉安提供

二、玄壇打虎

傳統戲班、戲台是《五月雪》中重要的元素，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戲《六月雪》（竇娥冤）我們已經在上一篇背景知識文章提過了：513 事件當天下午，半山芭華人社區有搬演《六月雪》的紀錄，所以才這樣安排。而這裡要提另一個重要的典故：

電影一開場，就是一段定定望著戲台的長鏡頭，台上搬演的戲叫《玄壇打虎》。這其實是在東南亞一代的老戲班流傳古久、很禁忌的一場戲，因為這場戲不是演給活人看的。

《玄壇打虎》是為了在酬神戲開演前，先「驚醒戲台」，將所有邪穢都趕走，以彰顯護持這台戲的神明的神威──我連老虎都不怕了，怎會怕你們這些邪靈？也因此，相傳這台戲凡人不能看，看了會招厄運。所以一開場台上連樂師都躲在後台演奏。

這樣特別的戲碼，如今已經很少劇團會演，為此《五月雪》特別找到一位 80 高齡的粵劇名伶蔡艷香師傅來指導，她願意參與，但只能演一次。這成了張吉安口中「整部電影最難拍」的一個鏡頭。

「我們只能拍一次，而且攝影機擺在那裡，無論發生什麼事，就算舞台垮下來我們也不能停，一定要演完它。」

拍攝當天，老天爺還真的幫了點忙：一開場的煙霧隨風遮掩整個戲台，一直到老虎一被打敗，就突然都散了。這場戲拍完，老師傅表示希望可以留存，她所屬的八和會館（自清代就創始的粵劇會館）想把這台戲留在 archive（檔案庫），因為等她過世，就真的沒人能演這齣戲了。所以張吉安也說：「我是為那位老師傅拍這場戲的。」

──不過，讀到這裡的你如果記憶力敏銳，應該會有個疑問：「明明一開場台下就坐著一個吃榴槤的中年男子，以及中途還有個小男孩跑上台。啊不是說凡人不能看嗎？」沒錯你明察秋毫，欲分曉這題，請往下一段看。

《南巫》劇照／ifilm 傳影互動

三、拿督公

從《南巫》到《五月雪》，台灣觀眾一定會對「拿督公」究竟是何方神聖充滿好奇。其實這是當年華人到了馬來西亞之後，將家鄉的福德正神（土地公）的概念帶過來，創造出拿督公作為馬來西亞當地的神明代表。於是形成了家裡正廳有個土地公（家鄉的寄託），家門外地上還有個拿督公（對在地神明的敬畏）的有趣配置。

所以，拿督公其實是個總稱，各地的拿督公造型各異，可能取材自當地的民族英雄、歷史人物、知名的蘇丹或任何原住民的傳說。但一定會長得像馬來人，手上拿一把劍。

這樣身份與形象的多元／不定性，也被張吉安運用在《五月雪》中：不曉得你有沒有發現，電影前半那位騎大象的蘇丹，以及後半和阿英同坐在休息站（同一場戲還有老戲班主也在喔）、之後載她上山的計程車司機，其實是同一個人！

這位「拿督公」可以看作片中神靈力量的具體象徵，而且其實從電影一開場，他就坐在台下吃榴槤了。因為他是神明，沒在怕的。

（至於那位小男孩的下落就比較悲傷了，根據張吉安採集到當地人的傳言，513 當天真的有小孩在下午看了不該看的戲，當天晚上就失蹤了⋯⋯）

張吉安表演照片／張吉安提供

四、半身乩童

說回拿督公，看過《南巫》的觀眾應該記得，張吉安的父親是以解降師兼乩童為職志，服務村里，《南巫》就是改編自張吉安父母的遭遇。也因此，張吉安從小耳濡目染，對「跳童」這件事十分熟悉，他曾在社區藝術節的表演場合把父親跳童的畫面投影在大牆上、和父親一起表演，也曾在參與社會運動的時期，以乩童扮相上街遊行。

在《南巫》裡，有一場女主角去求助乩童的戲，當時被切在畫面最右側的半個乩童背影，就是張吉安本人所扮演的。所以不難想像，來到《五月雪》，他當然還要延續這個傳統，那位替阿英的哥哥「看診」的乩童也是張吉安。

五、廣播人張吉安

延續上一點，如果熟悉張吉安的聲音的觀眾，應該從乩童一亮相就認得了；更甚者，《南巫》和《五月雪》裡的廣播、電視新聞播報，也都是他自己來。曾在馬來西亞國家中文廣播電台當了十幾年主持人的張吉安，說著一口標準口音的華語，所以這些聲音表演他當然自己來。甚至就連片尾曲他本來也想自己唱──但是有萬芳在，當然還是要「閃開，讓更專業的來」啦！

（但這首〈五月的人〉歌詞仍是由張吉安所作，深刻呼應著劇情故事。一如《南巫》當時由他作詞的〈出山關〉）

六、萬物皆有靈

從《南巫》到《五月雪》，另一個清晰的作者印記是神靈的元素，不論前者的降頭故事，或後者的融合歷史與神話，這樣大量融入非人符號的風格，勢必都來自張吉安的家學淵源。「無論受過什麼樣的電影教育，我們的原生家庭、成長和生活的經驗，都會成為千絲萬縷、揮之不去的創作素材。」他這樣形容他的創作泉源。而當被問及自己的信仰，張吉安的形容更接近一種泛靈的世界觀，或是所謂的「萬物皆有靈」，這可以對應到他對馬來西亞文明的信仰形容：「滿天神佛」。

這樣的概念，不只是故事精神，也體現在電影語言上：張吉安的鏡頭常常不是來自人類，或說，不像一般影劇作品是以一個「雖不存在於故事現場，但大致和角色同步」的眼光在看著一切。在《南巫》裡有上下飄移在椅腳間的「蚊子視角」，有遠在山洞另一端的「石頭視角」，在《五月雪》當然也有著神明的、亡靈的，或是蛇鼠的視角。

在萬物皆有靈的概念裡，萬物都可以是神明，所以鏡頭可以在任何位置成立，都代表有「什麼」正在觀察、在看顧著。

（偷偷暴雷，張吉安說下一部電影裡他還拍了「泥土裡的蝸牛視角」，這到底怎麼個一回事？我們且等著看吧。）

行動理事會事件報告書／張吉安提供

七、全國行動理事會報告書

當年，在 513 事件發生後將近半年，1969 年 10 月政府出版了一本《五一三悲劇──全國行動理事會報告書》，並且發行馬來文、中文、英文三個版本，售價一元。

這本報告書，可謂當局對整起事件的「官方說法」，即官宣主旋律的意思。除了把傷亡人數寫得非常少，也對事件的前因後果做了符合官方敘事的定調：譬如書中寫著，衝突爆發的原因之一是反對黨發起的「勝利」遊行，這也就是《五月雪》片中，短暫出現在巴士外的遊行聲音；除此之外還有歸咎於華人參與共產黨作亂等等，符合當時國際冷戰局勢下的詮釋。

這本書上市沒多久，就因為受到各種抨擊而全面回收，如今剩下的實體本數並不多。張吉安在研究過程，努力集滿了三個版本，是他的重要收藏；來到《五月雪》第二折開始不久，阿英丈夫把一整籠的金紙與書刊倒在她床鋪上，其中就有這幾本報告書（再加上《馬來紀年》）。張吉安想藉此構圖表達：這個女子一直被困在 513 事件中。

《五月雪》劇照／海鵬影業提供

八、台北車站

除了《竇娥冤》，《五月雪》還有兩部重要的戲中戲，即當時大華戲院正在上映的《狼牙國王》與《負心的人》。會選映這兩部戲，也是來自張吉安的田調，其中由湯蘭花主演的台灣電影《負心的人》很珍貴地留下了半世紀前的台北車站樣貌，不曉得各位是否有捕捉到呢？

至於我們在上一篇文章提過的《狼牙國王》，在電影裡以預告片的形式出現，這也是重要的史料。事實上，這部片在馬來西亞已經找不到拷貝了，張吉安尋尋覓覓，最後是在新加坡電影委員會協助下找到的，而且是修復版。至於把當時的首相東姑阿都拉曼編劇的《狼牙國王》，和《負心的人》這樣的片名擺在一起，想指控什麼，就留給大家自行感受了。

威尼斯日單元評審團主席納爾丁頒授「電影藝術獎特別提及」獎座／海鵬影業提供

九、威尼斯影展

今年九月初，《五月雪》在威尼斯國際影展的「威尼斯日」單元首映，電影放完，評審主席 Alessio Nardin 衝來握住張吉安的手，說他實在太喜歡了，「我想頒一個獎給你！」，於是本片拿下了一座「電影藝術獎特別提及」。

事實上，《五月雪》過去這一整年收到世界各地許多影展的邀約，有來自歐洲、也有其他亞洲國家的。幾經思考之後，團隊最後選擇了在威尼斯國際影展做世界首映，接著來到金馬影展舉行亞洲首映。

《五月雪》工作照／張吉安提供

十、「總要有人走出來」

《五月雪》是關於一場歷史慘案的故事，針對這樣的題材，肯定有許多觀眾事前預期、或事後有所疑惑：為何都沒有看到「暴力衝突」的本身？不論是暴動現場，或事後的死傷，張吉安都選擇不呈現，少了那樣「直觀」的畫面，沒有血腥和直接面對，就無法讓不論熟悉或不熟悉這段歷史的觀眾，進一步體驗其中的害怕、傷痛與憤怒。這對於一部意欲「控訴歷史」的電影，實屬少見。

對於選擇如此「溫柔」而不直接的呈現方式，張吉安表示，因為他不想要只是表達憤怒與控訴。

「我必須承認如果是 30 歲左右拍這部片，一定會有很多憤怒，因為當初 2009 年發現亂葬崗後，是有滿懷憤愾的。當時的我很壓抑，也在很多環境藝術表演的場合，用激烈的演出方式表達，想為馬來西亞政治底下被迫失語的人們作出控訴。

但後來隨著年紀越大，遇到的人越來越多，不知為何，我就把憤怒慢慢放下了。看事情的態度漸漸變得溫柔，就覺得：我還要憤愾多久呢？

當初找演員找得很辛苦，因為很多同行都紛紛認為這部電影不太可能拍成，顯然這是一部不被祝福的電影。正因為這樣，讓我想要用控訴以外、憤怒以外的方式來證明一件事：我們是時候該走出第一步。

不要所有人一輩子活在那個白色恐怖裡，都避而不談，不知道這個可不可以碰、那個可不可以說。總要有人走出來，這樣你的後面就會有一個、兩個人，會有人慢慢跟隨你。我們要能說，還要能對話，才能開始改變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