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能將一切對錯都視為無物，就像一張沒有路線規劃、不必按圖索驥的地圖。就連「拍電影」這件事也沒有標準答案：攝影機沒有一定的機位、下燈沒有一定的角度，這是一份感性總是大過於理性的工作。但攝影師的身份要兼具想像與技術，這對余靜萍來說不無痛苦，卻也讓她有更多空間可以毫無限制地創作。

「那時候我還很年輕，其實也講不清楚這一切，但在當時我的生命狀態是一群人的預言，每個人都急著和我說接下來的我會怎樣，世界會怎樣。但明明人是獨一無二的，卻被決定在已成定局的脈絡裡，我在當時理不清自己，就像個鬧脾氣的孩子，想要醜化宿命這件事。」現在，蕭雅全才決定好再回答一次──命運是什麼？抵抗又是什麼？

《年少日記》作為導演卓亦謙的首部劇情長片，橫空出世般地入圍 2023 金馬獎多項大獎，在這之前，他寫了十幾個劇本都開發不成，中間也曾想過乾脆不當編劇了，因為創作狀態還有些毛躁，生命中難以梳理的過去也纏得太緊。 說起來可能有點難受，《年少日記》的劇本原型是一封來自朋友的遺書，這份向死的意念是卓亦謙生

吳慷仁與陳澤耀在戲外，為了電影，真的什麼都拋得掉：星味、帥皮囊、食物和時間；戲裡則是為了兄弟對方，什麼也都不計較，包括尊嚴、愛情、身份證件、金錢，和人窮必惡的必然，兩個角色在困境之中，仍為彼此而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我後來就只是把我的爸媽當成普通人，才理解他們當然會有懦弱、失敗的一面，雖然有些裂縫是沒有辦法被彌補的，但就像子圓一樣，我不用非得要原諒誰，爸媽和我都沒有錯。」祝紫嫣說電影裡的傷口結痂了，那些疤痕就是生命為她刻下的記憶。

楊國瑞為影中人留下了選擇的餘地，讓他們自行決定活在想像夢境裡──自我認定的夢也可以是真實，即便旁人看它虛幻，但個人的幻想何嘗不是一種真實、一條生命出路。夢境雖是將煩惱顯化，而真人的菩提與涅槃即為空無，可屬於凡人的我們並無解方，姑且就將「選擇」視為神的遊戲，也為一道。

「拍電影是很漫長的過程，比想像中還要漫長很多。它在方方面面都在考驗你的決心，是不是夠誠實？是不是夠喜歡？放棄是簡單的，堅持不是。」以這次新作《壞男孩》為例，從二〇一八年開發劇本，至今已是二〇二三年尾，五年的時光都在這裡，要堅持下去並不容易。

每一次見面，幾杯酒喝下去，什麼事都能一講再講，從晦澀恐怖的封閉時代、生命膨發的社運年代，他們聊台語復興、民歌運動，也聊台灣電影新浪潮和新世代年輕人的交棒，當然他們也訐譙政治、經濟，自戒嚴時期便踏在這片土地的他們，早已用他們的目光記錄下了世代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