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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以一種「惡夢之生命會找到出路」的方式，讓我們看到，被壓抑、被抹消、被扭曲的記憶，如何強悍挺進，迫它的宿主重整記憶板塊，回到當年，承認那個真正的自己。只有回到真正的原點，才可能做出改變。無論是一句遲來的道歉，或一個重大的補救──對誰，以及對自己，的補救。

《返校》的特出之處不只是呈現恐怖，而是直截了當地說出恐怖的根源：校園為何恐怖？因為它是整個社會當中，殘留最多黨國符號、最多威權痕跡之處。每個台灣人都上過台灣的學校，也因此每個人都經歷過一場小型的戒嚴。在那個小小的空間裡，有不可挑戰的權威、無法動搖的權力關係、鼓勵告密的文化，更有排除異己的蠻橫教條。

《返校》遊戲版本身已讓不少 90 後與 21 世紀後出生的年輕人，對台灣 60 年代的那段歷史產生了新的看法。而《返校》電影版，應該會影響到更多人去思考與記憶。在批判與互相指責太過容易的當代台灣社會，《返校》電影其實是一部凝固起溫柔力量的驚悚片，這應該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

根據公視法第 11 條：「公共電視屬於國民全體，其經營應獨立自主，不受干涉。」選擇用戲劇說故事，回頭望向臺灣人共同的歷史、傷痕與生命韌性，便是在時代底下，選擇作為看顧正義的人。在此彙整歷年來發表於《釀電影》站上，由公視出品，看顧時代的作品。「守護公共媒體」連署表單請見內文。

見諸參與鄧伯宸口述，鄧湘庭於〈那個大霧的時代〉記述父親回憶，鄧伯宸因故遭受牽連，而案件核心的三人，在鄧伯宸記憶裡：「成立了成大共產黨，他們製作了五星徽章，印刷共產黨宣言——刻鋼板的——他們收集中共空飄的傳單，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關文化大革命決議文的英文打字稿，另外還有手槍子彈十發。」

倘若談及台灣的聲音，與台灣聲音的歷史，最直接的方式是不斷地閱讀與學習，而雷光夏所追隨的「創作」，並不一定要獻給「時代」，而是為了更大、更大的物事，或許是「永恆」——我們暫時將那一道無以言喻的稱之為「永恆」，倘若為著「永恆」創作，便能寬廣，以及自由，又或是超越這些可以被指涉的，永遠都在嘗試的路上。

當音樂創作人得以掙脫電影的框架，找到恰如其分的空間舒展創意，並與電影相互完整，我們會一次又一次地發現──音樂會召喚出曾經被電影給安放、解放的人類心靈，同時建構出電影裡的聲音地景，描摹出通往角色內心深處的地圖，亦是從虛構通向真實，與曾經被攝影機記錄下來的城市地景、自然地景，共同作為喚起我們的生命場景。

跟徐漢強聊《鬼才之道》，幾乎都在聊「創傷」。在這部鬼比人多的電影裡，每個角色出身都很悲情，而徐漢強形容，這是他總結前半生的自傳式作品，也是第一次把自己的傷疤揭開。他甚至說，如果這就是他的最後一部片，「也已經夠了，沒有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