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東西》裡的貝拉以對性愛和世界的狂放探索表現了女性最爽朗明亮的自由模樣，卻難免落入單一和刻板化，而《憐憫的種類》中多重面貌的女性形象，處處受到侷限、牽制與屈就，不再令人歡欣鼓舞，卻也為我們留白了更多元的反思和想像。

《愛欲之死》推崇的愛是工整的等式，是等號之後不可化約與反推的「二」，而在高達 1960 年代的一部部電影裡，我們看見了「一」與「一」碰撞出相加、減、乘、除，甚或延伸到「三」乃至更多的排列組合與不等式，既是孩子在紙上遊戲式的隨興塗鴉，亦是大人苦苦思索而無法證明的一道題。

與其說《夢想集中營》演繹並指向了對「惡的庸常性」的思辨，不如說電影其實呈現、又撥開了視線可能造成的蒙蔽，用聲響和氛圍直抵我們內心的道德直覺。有時候，處在尚未足以回望的當下，或者當道德判斷原則相互矛盾而失準，我們能夠仰賴的，也僅有這樣的直覺，以及將直覺化為「蘋果行動」的勇氣。

從《小行星城》所指涉且至今方興未艾的國族與戰爭敘事，到《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暗諷的資本遊戲，眼花撩亂的商品、各式認同與議題、乃至眾媒體平台上的人設，無處不是故事。而曾經的我們入戲多深，即使時常像劇中劇的奧吉及其演員一樣，納悶著為何要用烤爐燙傷自己的手，卻仍照做了，而導演說，你做得很好

我不斷思索和試圖理解安妮為何如此詮釋這段時光、這場婚姻，時而懷疑是她的回憶濾鏡銳化（而非鈍化）了當初的矛盾與不快，時而敬佩地認為這正是她從不裝睡、永遠清醒的銳利誠實。但「暴力」是嚴肅指控，以此形容究竟是精準或言重？

康姆剪斷的是自己而非他人的手指，那爆烈與驚世駭俗，或許是對抗束縛與掠奪自由之不得不，然而悲劇就在於，他沒能將乘載這些的斷指投擲向那「鱗片上閃爍著各種『你應該』的巨龍」，卻直直扔向了派瑞。他的行動裡不僅有他的精神，還有無處傾瀉的哀怨焦慮與自我厭惡，從此，原先寄望的音樂與超越，再也抹滅不了血與仇的印記。

在西方的思想傳統中，從古希臘哲學到基督宗教，都傾向於將「超越界」與「現象世界」二分，那是形上與形下的區別、性靈與身心的區別、亦是死與生的區別。儘管人類擁有內在的超越性，渴望跨越自身的不完滿、朝向真善美，亦能運用理性，穿越事物的表面、探尋事物之上／之外的存在與本質，可是身在人間始終只能仰望和相信⋯⋯

《年輕氣盛》的老佛列德曾說，我都快記不清我父母了，記不清他們的臉、他們說話的樣子。但《上帝之手》的少年法貝托說，我絕對不會忘記他們的。而五十歲的索倫提諾，用整部真誠的電影告訴我們，當記得與遺忘相互滲透，還有藝術能讓回憶成為永恆；而所謂的永恆，也只可能存在於藝術和回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