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艾諾超八時光》：成為「我」，即是抵抗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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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文學．閱影展開幕的周五當晚，獨自前去看了特別放映的《安妮艾諾超八時光》。電影並沒有太多超乎其簡介的驚喜，它的確就是一部以家庭錄像為素材的紀錄片，由安妮．艾諾的前夫菲利浦掌鏡拍攝家人歡聚、孩子成長、節日慶祝和異國旅遊；剪輯單純，從 1972 到 1981 年按照時序播映，佐以現齡八十二歲的安妮為此書寫、親口敘述和解釋當時情景的旁白。

簡單的組合，卻擁有多層面的、直接而強勁的衝擊力道，像極了每次閱讀她作品的感受。無論是這部電影或文學作品，在形式上，她很少刻意編排情節，不花力氣刻劃人物性格，這一方面自然是因為她所述的事件和角色大多源於自身經歷，但另一方面，亦是一種出於信念的有意為之，是她對於「我」之值得書寫且必須被書寫的堅持與證成──「我」承載著她頂天立地的主體性與豐沛的能動性，「我」憤怒、「我」不甘心、「我」嫉妒，「我」以寫作和行動改變我不想要的現實和生活。但與此同時，「我」也意味著沒有姓名、沒有固定的面目和個性，可以作為一個廣泛的符號，而無須指涉特定單一的個人。「我」是千千萬萬個各自獨立且不同的我，是時代、階級、性別經驗的總和與縮影，任何人只要共享其中的一點點經驗、或僅是能對該經驗產生同理，就足以代入成為「我」。

正因她筆下的「我」兼融了最特定、又最包容的意涵，並高度察覺個人與現實社會密不可分、卻若即若離的關係，因此即使她每一部作品都完全聚焦談論「我」，卻不會令人感到自溺或自我中心，反而被認為是客觀的、社會學式的書寫。不過，她從不高舉理論，在文字和語句上也主要運用直白明瞭、語調中性的「平白書寫」，不假任何精緻美麗的修辭，捨棄詩意、象徵和情感符碼，這是她自覺身為「階級叛逃者」所做的對中產階級的批判與反抗，藉此確立鮮明自我。

這些屬於安妮．艾諾的標誌性特色，在本片旁白亦表露無遺。她的自白並非沉浸於回憶的低語，而是直直瞄準錄像畫面，作出簡潔明快的敘事，有意識地看見和分析自家的佈置（壁紙的花紋樣式、古董店蒐羅來的物件），家事分工（女人是養育者、承擔所有家務勞動），休閒度假的方式（暫住鄉村的親戚家接近自然、冬季去山上滑雪並在旁購置度假小屋），出國旅遊的選擇（遠飛智利見證社會主義總統阿葉德的改革、到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度假村過著與當地人完全不接觸的遊客生活），每一個影像切片都反映 1970 年代法國中產家庭與消費社會的觀念與習慣，是個人身在國家和歷史中既平行又被捲入的滾動軌跡。

她的語調全程不參雜感傷眷戀（除了提及母親搬離時有些許落寞），然而愈是如此，我卻愈陷落在影廳座椅中，感覺自己甚至比她還要滿懷傷感。一是因為，與捧著書閱讀徹底不同，影院裡的觀看無法暫停和重播，於是分秒意識到再美好的影像或語句，都將成為此生僅有一次的凝望，在企圖捕捉和牢記的當下亦已模糊逝去，留存下來的再製都彷彿贗品，一如時光本身。

二則因為，在我看來，影像與敘事之間存在著難以忽略的落差。手持攝影機明顯的丈夫視角，畫面呈現出的晃動、顆粒與褪色質感（這對熟悉手機和數位攝影的我們而言反倒是最高美感），安妮和兩個孩子在鏡頭前笑著走動著的身影，讓人反射性接收到那曾是一段幸福的時光。可是錄像無聲，影中人說的話未能被收錄，自始至終我們唯一聽見、從而建構對畫面之一切認識的，只有她在四、五十年後所作的描述，而她打從最一開頭就說了暮鼓晨鐘、奠定全片基調的那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