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尼舍林的女妖》：當獅子精神對駱駝宣戰

《伊尼舍林的女妖》這片名乍看令人摸不著頭緒，而開場除了明媚的愛爾蘭島嶼風光，也沒有任何背景和鋪陳，唯有飄在半空、略顯不祥的樂音如女妖魂魄，隨著派瑞的步伐，直直闖入老友康姆與他絕交的這一刻。走位俐落、台詞簡潔，短短幾句對話互動，喜感與荒唐並生，編導馬丁．麥多納（Martin McDonagh）多年的劇場功底、向來擅長的黑色幽默，讓這部情節單純、場景封閉的電影自始引人入勝、至終耐人尋味。

突如其來的中年男子友誼決裂，源於提琴手康姆對生命的思索。他懊悔過去虛度光陰、成天和無趣的派瑞無意義地閒聊，而亟欲將餘生的時間用來創作樂曲，那麼當或遠或近死亡降臨的瞬間，他至少能感到自己留下了什麼傳世、能以音樂被銘記，不至於白活。重新調整生活裡不同人事物的優先順序，以撫平自身絕望焦慮、獲得內心的寧靜，這是康姆慎思的結論；甚至，這十分符合近期常聽聞的「人際斷捨離」，教大家重新審視朋友圈，減輕不必要的社交負擔，遠離帶來負面影響的友人，為自我保留更多空間和餘裕。

只是，在現代都會生活中能以漸行漸遠或失聯消失的方式低調進行，在社群狹隘緊密的伊尼舍林島上卻無法如此。這是一個「人情至上」的鄉里社會，談論自我與自我實現、重新界定和劃清個人邊界的願望，一下子便被視為自私和冷漠。在這裡，理性或道德原則都要讓位於人情考量；眾人起初多站在派瑞這邊，畢竟他沒做錯什麼事、是個安於生活的好人，康姆如此對待老友實在不太好（not nice）。直到派瑞三番兩次的求和徹底激怒康姆，以剪斷自己手指作為威脅、還當真付諸行動，眾人又急急警告派瑞別再攪擾故友。

島上沒有人真正了解派瑞的悲傷與孤寂，眾人對他只是同情；也沒有人真正懂得康姆的迫切和追求，難得理解的詩凡對他則並不同情。唯有叉路口的聖母像寬容無語，低頭守望世間紛擾與一切分道揚鑣；潛伏道旁的報喪女妖嘴角卻泛起戲謔的笑，道出死亡預言時滿不在乎、更似詛咒。

電影的寓言色彩、派瑞與康姆的鮮活對比，讓我聯想到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提出的「精神三變」，以駱駝、獅子和孩子象徵人類精神更迭與自我超越的三個階段。在我看來，派瑞的精神如同善於負重的駱駝，願意堅韌而崇敬地背負社會傳統價值的重量，他循規蹈矩、與人為善，被動承載他人和社會的命令與安排，遵循著一個又一個的「你應該」，即使因此走進生命的荒漠，依然負重前行當個好人。可是，駱駝從不審視肩上承受的種種價值，背負得再多，卻無法面對無重量的、生命的虛無；倘若直面身上駝著的巨大虛無，便能在荒漠中，轉化為第二階段的獅子，一如康姆。　

獅子是意識到「上帝已死」的人類精神，沒有神或任何彼岸的許諾，生命只能是一場荒蕪。在片中，派瑞未必是多麼虔誠的信徒，但他的床頭擺放十字架，神父亦是他可囑託的朋友；康姆的家則是這宗教符號隨處可見的島上，少數不見聖像或十字架的地方，他久久才進行一次懺悔，還在懺悔間與神父翻臉爭吵到被大罵逐出教堂，無比滑稽，也揭示了兩人在宗教（或更廣義的「信仰」）面前的不同態度。

曾經穩固的價值信仰已然崩解，存在主義式的焦慮隨之顯見，但這不必然帶來消極和悲觀，相反地，獅子的精神力量在於試圖對抗「鱗片上閃爍著各種『你應該』的巨龍」，渴望掙脫既定的外在束縛。所以康姆打從一開始就明確地說「我要（I will）」，不理會島上的人情運作，拒絕派瑞及其代表的往昔自我與常軌生活。尼采寫道：

「創造新的價值──這一點甚至連獅子也辦不到；但創造新的創造的自由──這是獅子的能力做得到的。為自己創造自由，創造一個即使責任在身也要說的神聖的『不』──這，我的兄弟，就需要獅子了。」

因此，康姆剪斷的是自己而非他人的手指，那爆烈與驚世駭俗，或許是對抗束縛與掠奪自由之不得不，然而悲劇就在於，他沒能將乘載這些的斷指投擲向那「鱗片上閃爍著各種『你應該』的巨龍」，卻直直扔向了派瑞。他的行動裡不僅有他的精神，還有無處傾瀉的哀怨焦慮與自我厭惡，從此，原先寄望的音樂與超越，再也抹滅不了血與仇的印記。

在尼采的寓言裡，獅子精神將繼續轉化為第三階段的孩子。孩子既不背負重擔、亦無視外在束縛，以天真和善忘的赤子之心，將生命活成樂在其中的遊戲，不斷擁有新的開始、創造新的價值，是自我實現、亦是生命的無限可能。可是在電影尾聲，稍微較接近孩子狀態的多明尼已不知在何時或為何而死去，予人希望的詩凡亦永久離開了伊尼舍林。

駱駝精神在派瑞身上終究沒能轉化成獅子，他雖然奪取了一些主動權和反抗的動能，可無從消化的怨恨很快就會腐蝕人的生命力。康姆的精神也沒能轉化成孩子，他曾有獅子的力量，卻錯認了敵人、誤用了手段，高強度的破壞力終反噬回自己。兩人最後在家屋燒毀後的清亮海灘旁，並肩望著彼岸，可那裡即使停火也早已沒有救贖。當康姆提出至此算是扯平，派瑞卻回道：

「有些事永遠無法釋懷。我想那是好事。」

然而，派瑞看著康姆時的眼神那麼憂傷，他真想置康姆於死地嗎？或許不然，只是戰爭一旦開始，投入的代價、累積的仇恨總會來到某個不可逆轉的節點，情勢隨之超出可控制和節制的範圍。如同電影中設定的時間背景 1923 年，歷史上的愛爾蘭正經歷自由邦與共和軍的內戰後期，他們才剛共同贏得了英愛戰爭／獨立戰爭，卻因為贊成或反對戰後簽訂的「英愛條約」而徹底分裂，昔日同志反目，相互暗殺、施暴、復仇、處決，其血腥殘暴和傷亡人數甚至超越了獨立戰爭。

無論是愛爾蘭內戰、或是派瑞與康姆之間，永懷怨懟從不會是一件「好事」，卻要當作好事看待，否則難以理解和錨定自我的行動與生命，這或許是最悲傷的結局。

儘管戰爭指涉豐富了電影的內涵和詮釋空間，不過我想，編導馬丁．麥多納的特出之處，更在於他注重以「角色」為核心推進劇情，將喜劇與悲劇混合拿捏成恰到好處的整體。他喜歡找回曾經合作愉快的傑出演員，柯林．法洛（Colin Farrell）和布蘭登．葛里森（Brendan Gleeson）是《殺手沒有假期》（In Bruges）的老搭檔，派瑞與康姆的角色正是為他們量身訂作，因而鮮明立體又細膩複雜；兩人一來一往的嫌惡與示弱，逐步升級的抗衡與張力，交織自身與周遭人心和人性的幽微浮動，反倒使得內戰像他們友情決裂之隱喻。

除了兩位主角，片中的詩凡（Kerry Condon飾）、警察、神父等等也都是老班底，攝影師 Ben Davis、為電影原創配樂的 Carter Burwell 亦然。或許因此，本片既充滿馬丁．麥多納的一貫風格，又在其中玩轉出了更上一層的高度。訪談中，導演也談及他的原則是會讓所有演員提早兩三周到達拍攝地，解說並與演員共同討論劇本、進行彩排；開拍一周前大家都已熟知台詞和狀況，因此若遇上絕佳天氣和天色，隨時可以捕捉。這樣的堅持完全反映在電影裡，當眾角色緩步或忙碌其中，彷彿早已生根似地與整座島融為一體；島上的青草青時而風和日麗、時而蒼茫無依，淡彩晚霞令人心曠神怡，卻襯出誰內心絕望的格格不入與無所遁形。

而即使碼頭的曙光乍現宛如聖光，終究驅不散報喪女妖幽幽徘徊的暗薄身影。人心如島，沒有她，就沒有那美麗而無望的伊尼舍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