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寫多崎作之旅的開頭，亦是由死向生，為了想要努力克服幽冥之心的孤獨，而展開行走與巡禮，因此繼續活著，以成為責任。無論愛美子的不容於世是來自命運，又或是人類內在深處的失落，森井勇佑都決定要讓孩子繼續活著──他要給愛美子，也給自己繼續下去的路。

「對我來說，所謂的現實與非現實，是同時存在的。眼睛所見的現實，和腦中想像的虛幻加總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真實』。因此在拍這部片的時候，我有特別注意該如何設計電影的『入口』與『出口』，讓觀眾可以自然地從現實進入幻想，且在看完電影後不會有跟生活脫節的感覺。」——奧山由之與《長椅小情歌》

他的電影裡面沒什麼人哭的，香港導演都不時興拍人哭，眼淚沒人看時根本不是珍珠，王家衛只拍人心底的荒涼。與其說他是香港美學，更有幾分是法租界時期上海的美學，寫的拍的都是整個亞洲人的習慣卑微、在歷史上被犧牲與殖民、故鄉認同是分裂的真相

在還沒長成能看到奶奶花白頭頂的個子之前，金太陽看見的是奶奶腿上，留有參與韓戰而受的槍傷疤痕。金太陽將電影裡幽微的創傷記憶，從身體移轉到城市，見證並記錄下歷史從遠到近的痛癢，以鐘路的鏽蝕的老招牌和奶奶腿上的疊嶂起伏作為表裡，呼應著幾年間的政治跌宕——即使記憶會因為時間而淡化，但不會真正消失。

「廣瀨鈴是能激發導演欲望的存在。」是枝裕和導演說。「她會讓人產生一種『只要是我來拍，也許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渴望。我想持續地，隨著她的成長去捕捉她的模樣，用自己的鏡頭拍下『現在的廣瀨鈴』。直到有一天，她對我說：『導演，差不多可以了吧』為止。」

電影總是在等一個好觀眾，演員總是在等一個好角色，說不出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更像是天時地利人和，都是冥冥中注定好的。Candy 不只是《窄路微塵》的糖衣賣相，更像是與觀眾站在同一陣線探索世界不堪的平凡俗子，在犯錯中再站起來，終於變得有一點堅強。於是台灣影迷開始想要好好認識袁澧林。

比起擬定具體的計畫，「未來」這個字，對長澤雅美來說是遙遠的存在。二十幾歲時，她曾經活在不再被需要，可能隨時都會失去工作機會的不安中，「年輕時，我總是思考著未來，但現在我知道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專注完成眼前的每一件事。我相信，只要把眼前的事做好，就是活著的意義。」

誠如鍾雪瑩所說：「《看我今天怎麼說》的內容，當然是有夢幻的成分。無論在什麼環境下，都希望人們可以選擇自己最想、最舒服的方式去生活。這當然是一個希望，但是，我覺得電影也是一種帶給人希望的媒介。」面對來自不同背景的觀眾，她誠懇道：「我知道癥結在哪裡，但仍希望這個夢幻的感覺，可以讓人得到一點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