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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我與紀錄片影展就這樣一起走到了2021。我仍然把她當作老師，但也感覺她越來越像是相識多年的朋友，到了約定好的時間，就要抽空來相見。今年是我第一次幫她拍攝剪輯預告，而且帶著我的女兒一起參與。在那支短短30秒的影片裡，乘載著我的祝願與請託，祈望這個於我亦師亦友的影展，能夠繼續陪伴我的女兒一起成長

二十一世紀，擔任過台灣這個那個電影獎的評審。評審們常常感慨各類別的質／量參差不齊，紀錄片與動畫總是大批佳作湧到，其他類別往往乏善可陳。既然參賽的紀錄片質精量鉅，只能讓其中一兩部得獎，未免辜負眾多芬芳。有些評審建議何不為紀錄片增設獎項，畢竟，紀錄片已然向世人展現台灣之光。

身處表達自由充分的台灣，我們如此幸運和奢侈，擁有 TIDF 和其他大小影展等映演討論平台，與補助拍片的諸多管道。作為紀錄片影展裡永遠的學生，我非常珍惜這樣的幸運和資源，祝福 TIDF 能走得更長更遠更穩健，也期待通過這個豐富的教室，能讓台灣的紀錄片文化開展得更為多元、燦爛、綻放異彩。

機械客觀性不只讓觀察者可以進入到「肉眼無法觸及的現實」──過於快速的可以定格，過於微小的可以放大，身體的內部可以翻摺成螢／銀幕的外部，原本不屬於視覺經驗的對象，卻能因此轉化成影像中的對比──超越了必須固定在特定時空的身體條件，也排除掉人為感官可能出錯的特性，於是實現了「無身體的認識」。

誠然，《傳奇女伶 高菊花》（LA PALOMA，2026）所能觸及的，始終只能是邊界。無論是 Paicu Yata'uyungana 作為矢多喜久子的童年往事，作為派娜娜時的生命遭遇，又或是在年華老去之後，還是能看見父親回來探望她的菊花阿姨，我們能看見的都是經過詮釋的，已經化作千風的一抹身影。

若以第三電影的視角觀之，納瑟丁與這些巴勒斯坦女性們，未嘗不是一種結盟，一起反抗屯墾殖民主義與強權的壓迫與剝削？跨時空的結盟，讓回望巴勒斯坦的歷史，具備一道更深遠的意義：即使歷史看似已塵封於過去，當今生活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的女性們，仍能以此為啟發，試著描摹一個現下結盟的可能，以及一個反殖民的未來。

我們生來就擁有的一切（像是母語、家鄉的景色、天生的性格等），因為與自己太過親近，反而最難被真正認識與掌握。因此，我們必須先接觸、學習那些「不屬於我們的東西」（異己／他者），藉由異於自我的事物所產生的衝擊，來使我們沾染上不曾有過的色彩，才能在兩相映照之中，真正看清並形塑出「屬於我的一切」。

回看近代歷史，阿富汗婦女權益的兩次大倒退，都是發生在塔利班政權時期。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撤離後，各界多年來為性別平權的奮鬥，便瞬間化為烏有。極右派的塔利班政權恢復 1990 年代時的壓迫政策，利用對宗教經典的極端化解讀，試圖合理化自己危害女性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