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倖存，而是在派對後的夜路能感到安全──專訪《沒有的派對》導演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

採訪、撰文／黃曦
專訪攝影／ioauue
劇照提供／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採訪實習／沈映瑄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沒有的派對》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2017 年，「＃Me Too」運動大規模擴散至全球社群，近十年後的 2026 年 9 月，「＃I Am Jane Doe.」成為新的社群標籤，曾經受性暴力、性騷擾傷害的當事人，紛紛化名為 Jane Doe，既是表達性暴力、性騷擾議題在這十年間仍未減少的控訴，也代表著女性將與 Jane Doe 永遠站在一起。

時間拉回 2024 年 10 月的美國名校康乃爾大學，化名為 Jane Doe 的女學生在大學兄弟會的派對上，遭到多名男性輪流性侵，後來完全失去意識。在輿論爆發之前，七名被告男性仍是民事訴訟的被告人，直到引發社群輿論、示威抗議後，目前案件已重新進入刑事偵查，檢方也準備將此案交付大陪審團共同審理。

在另一面的討論聲浪中，有部分說辭提及 Jane Doe 在當時是同意發生（部分）性行為的，也有人指控 Jane Doe 在 Phi Kappa Psi 兄弟會飲酒、吸食大麻等行為；在事件發生後，Jane Doe 在校園聽見關於自己的傳言，最終在三週後向校方報告，表示自己「百分之百確定，自己被強暴了。」（I can say with 100% confidence I was raped.）

根據紐約州法律，性暴力受害人如欲主張自己受藥物、酒精影響，而無法判斷、表達其合意權，此前必須證明自己是非自願／受脅迫才使用藥物、酒精──然而當事人是否自願同意性行為的發生，與當事人自願／非自願使用藥物、酒精後有無表達合意的能力，根本上是兩件不同的事。

除了法律定義的問題與現實社會多所扞格，更有本質上的不合理之處，此案的細節更令人感到驚愕。有一段事發當晚凌晨的兄弟會群組聊天紀錄，其中一人拍下 Jane Doe 意識模糊的模樣，並在 70 多人的兄弟會群組表示，「樓上有一名『free pussy』，所有人都能上來與她發生性行為」，而自訊息發出的凌晨 1 點 42 分，直到 Jane Doe 清醒的清晨時分，並未有任何人出言制止、報警處理。

這是整起事件中，最令人感到恐懼、憤慨的。集體沉默、成為幫兇的 70 人，指向當前社會對性暴力事件、性暴力加害人的容忍，與父權系統固守的有毒男子氣概，如何默許大規模的、系統性的厭女結構，使得侵害仍如日常般，發生在我們的生活裡。

《沒有的派對》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根據近年的世界各國統計資料，在美國平均一天有 12 名女性遭殺害，巴西為 10 至 11.5 名女性，德國為 0.95 名女性，法國為 0.67 名女性，日本為 0.44 名女性，台灣則為 0.10 至 0.16 名女性；在犯罪學的性別研究中，謀殺行為有極為鮮明的性別傾向，而在女性謀殺事件中，超過半數為親密伴侶、家庭成員之謀殺事件，遭其他熟人（如朋友、鄰居、同事等）謀殺的比例則為  20% ～ 25%，而在後者的謀殺行為中，多半伴隨長期跟騷的情況。

即使相較於前十年，女性謀殺率略有下降，不過在德國、法國等性別平等指數較高的國家，女性謀殺率的降幅仍未有顯著的降幅。更進一步的數字則指出，對比十年前後的謀殺率，在過去十年治安有顯著改善的國家，因為街頭犯罪、幫派衝突的減少，男性謀殺率有明顯的降幅。

近年已有多數國家開始將因性別動機而殺害女性（Femicide）的案件單獨列法，然而女性遭謀殺的頻率，仍難以透過公共治安的改善，而有較大程度的下降。亦即，針對女性／針對性別的謀殺，不只是單純的治安指標，更關乎於該國家在父權觀念、性別權力結構等本質上的觀念，是否有長足的進步。

事發距今已逾 15 年，17 歲的青春時節，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Daniela Magnani Hüller）在放學途中的公車站，遭長期跟蹤、騷擾她的男同學持刀攻擊；三名行人深怕受到波及，於是不敢上前救助，當時共同承辦此案的男警員，在醫院向她表示，希望她不要因此對人性失去信心。

事件之後，丹妮亞拉離開德國、回到巴西故鄉休養，先後於德國帕紹大學媒體與傳播學系、慕尼黑電視與電影學院修習紀錄片執導；首部紀錄長片《沒有的派對》（Sometimes, I Imagine Them All at a Party）以自身經驗出發，並於 2026 年柏林影展首映，而在今年的第 33 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廣受迴響。

而在《沒有的派對》於臺灣放映前夕，桃園的一名盧姓年輕女性，在清晨步行返家途中，遭 36 歲的陌生男性林志峰尾隨、闖入其租屋處，後持刀殺害盧姓女子，並在屋內放火，企圖焚屍滅證。盧姓女子被救出後，最終因傷勢過重而宣告不治。

《沒有的派對》導演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Daniela Magnani Hüller）專訪。／專訪攝影：ioauue

「沒有的派對」的英文片名「Sometimes, I Imagine Them All at a Party」，是丹妮亞拉在倖存之後，經常想起在事件中不幸喪生的女性。她想著，如果這些女性沒有被謀殺，那麼大家或許能參加同一場派對；更進一步的指涉則是，有成千上萬的女性，都在父權共謀的「派對」裡，失去了活著的權利。

「小」至言語、眼神的暗示或騷擾，「大」至對身體的侵害、對生命的謀殺，丹妮亞拉認為自己是在事發的十年之後，才感覺到自己的生命狀態已經有所不同，「其實在創傷剛發生時，我沒有辦法感覺到太多，對自己的狀態也是不清楚的，只不過現在我已經感覺到自己好很多了。如果現在要回頭觀看『事件』本身，反而會帶來新的傷害，只是我想起有許多的女性，可能都有過相同的遭遇，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任何女性身上，想到這件事情，便讓我有動力拍攝這部作品。」

丹妮亞拉提及，拍攝《沒有的派對》的動機，並非是要處理創傷、療癒自我，而是她要用一個紀錄片工作者的角度，思考、捕捉暴力背後的社會結構，以及暴力在十年後仍然持續發生的原因。

在電影中，丹妮亞拉與當時的法官、醫生、檢察官，與學校的輔導老師、同學等案件相關人進行訪談，嘗試透過個人的受害經驗，指出社會結構的本質問題；除了丹妮亞拉自己對事件的口述，在絕大多數的訪談中，都圍繞著旁觀者當年的沉默，與沉默背後、旁觀帶來的另一種暴力。

比如，在班上同學都已經察覺男同學長期的視線騷擾時，小至同儕出言制止、大至校方採取行動，這個社會在未能實際解決問題之前，能否有更實際的預防措施，可以即早介入以避免最糟糕的情況發生？

丹妮亞拉特別選擇在開放、明亮的空間進行訪談，絕大多數時候也不讓自己出現在訪談畫面之中，為的便是要降低事件本身與個人的連結，而可能讓私密的對談，提升至可供大眾共同理解、參與、直面社會現況的狀態。

《沒有的派對》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沒有的派對》導演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Daniela Magnani Hüller）專訪。／專訪攝影：ioauue

「透過在公共空間進行訪談，與較廣的鏡位設計，可以避免呈現出個人故事的氛圍，讓事件本身具有公共性；此外，在設計訪談問題時，我也想盡量提到受到騷擾、暴力、侵害的女性，都可能面對的問題，所以在這些訪談中的主體，並不是我，而是這些敘事者，他們的主體性便代表著公共社會的一個切面。」

在電影正式拍攝之前，丹妮亞拉與案件相關人士，進行了約莫一年的通信、見面，所有成功聯繫上的人，最終也都同意進行拍攝，身兼案件當事人、製片聯繫、導演等多重身分，她也強調自己並非是要回到當年、進行咎責，更無意在片中將受訪者描摹成負面、糟糕的形象。

丹妮亞拉希望這段記憶可以不只是她的，「在事件發生之後，我面對的這些案件相關人，他們身後都代表著一個系統，比如學校、醫院、警方、律法，但是這些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我其實一無所知；但是現在，我更希望能夠認識他們『本身』。」

在多年後的訪談中，輔導老師才提起在事件發生之前，便已知悉男同學曾在社群網路對丹妮亞拉出言恐嚇、其父母也曾經報警，只不過老師在當時希望能「幫忙緩和一下情勢，因為自己是樂於助人的類型」；老師還提及，自己其實也對該名男同學心生畏懼，且對當年未有更積極的預防措施感到懊悔。

另一方面，透過電影穿插丹妮亞拉的生活片段、回憶自述，看見暗藏在生活細節裡的問題，「某天我告訴媽媽，班上有個男生會一直盯著我看，我說我覺得很煩，我沒有跟她說我害怕。有時我真希望當初有說出來，但我不知道，說了是否會有改變，只是母親說她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我上學都會打扮。如果我不想被看，早上就不該在浴室待那麼久。」

即使從一開始，丹妮亞拉便決定，不會在片中放入她與家人、朋友討論創傷事件的相關畫面，但她也持續地思考，在事件發生前後，家庭成員帶給她的幫助，與可能的細小傷害。

《沒有的派對》導演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Daniela Magnani Hüller）專訪。／專訪攝影：ioauue

《沒有的派對》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在片中，可以看到我和姊姊有著緊密、親密的關係，雖然在相處時我們不大會談到這件事，但我是在事件發生約兩年後，搬到巴西與姊姊一起生活。在巴西的生活，不只是遠離了創傷事件，我也感覺到自己更加自由，有機會可以享受生命。」

電影中，分別有三首巴西歌曲：以 Bossa Nova、Samba 等樂風進行創作的傳奇歌手 Chico Buarque 的〈Roda Viva〉，崛起於七〇年代、樂風涵蓋迷幻搖滾、合成器音樂、Bossa Nova & Acoustic 等面向的搖滾女王 Rita Lee（1947－2023）的〈Cor de Rosa Choque〉，與結合 Samba-Jazz、Samba-Canção 等風格的 Bossa Nova 四重唱女聲團體「Quarteto em Cy」的〈Tudo Que Você Podia Ser〉。

《沒有的派對》以雲霄飛車的畫面，搭配寫於巴西軍事獨裁年代的〈Roda Viva〉，詩人面對巨大歷史的無奈，自此與世界內面的傷害彼此連結，「它寫著一個人細心地澆灌自己的玫瑰花叢，然而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卻將一切連根拔起；我們坐在生命的小船上，一心想駛向某個遠方，然而命運的急流卻將我們推向未知，就像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人生，會在十多年前受到傷害，也沒辦法預料到當前的生命會有這樣的發展。」

「我認為巴西的音樂帶有一種天生的詩意與韌性，在巴西的文化裡，即使人們曾經遭遇歷史、生活的傷害，但音樂仍然是明亮的，就像是我們看見了痛苦，但依然選擇跳舞。」作為一名女性主義者的 Rita Lee，則透過歌曲戲謔解構社會之於女性的刻板印象，丹妮亞拉則透過霓虹色的拼接影像，嘗試進行第二次的提問──向女人經過父權系統的拼貼而組成的「社會性」進行質問。

而最後一首歌曲，或許也回到「Sometimes, I Imagine Them All at a Party.」的想像，「如果我們不活在恐懼中，我們的人生將有多少的可能性──這是〈Tudo Que Você Podia Ser〉的內容，即使這首歌也誕生自抵抗獨裁的歷史語境，但這也和女性身處於暴力之下的處境如出一轍。重新聆聽這些歌，已經為我帶來嶄新的詮釋和理解，這也可能為世界帶來新的意義。」

《沒有的派對》導演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Daniela Magnani Hüller）專訪。／專訪攝影：ioauue

《沒有的派對》導演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Daniela Magnani Hüller）專訪。／專訪攝影：ioauue

詩意在語言失效的創傷裡，為生命帶來了可能的出口，《沒有的派對》開拍前夕，丹妮亞拉讀起了安妮．艾諾（Annie Ernaux）的「私」小說，其中影響她甚深的是出版於 2000 年的《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L'Événement），「書裡面有一段，是安妮．艾諾認為在經歷了某件事情之後，我們就有⋯⋯她的用法是『不可剝奪的權利』──我們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可以去書寫它。」

同樣以自傳體鋪展敘事，但在安妮．艾諾的書寫中，藉由她赤誠、坦露的深入自己的記憶與生命，我們反而更能從中照見父權系統與女性之間的扞格，與時代、環境對個人的影響。

之所以選擇以碎片化的方式構成電影，丹妮亞拉認為自己的敘事方式，也同樣受安妮．艾諾的啟發。在回到記憶的現場時，她更想知道那些至今仍留在她心裡的回憶、言語，為什麼在多年後仍是如此清晰。

比如案發之前，母親曾和她說過的話，或是在案發之後，陌生的警官帶給她的一句話，這些都讓她感覺到，自己與那些未能倖存、或者幸運倖存的女性特別靠近。

《沒有的派對》導演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Daniela Magnani Hüller）專訪。／專訪攝影：ioauue

「有很多人沒有活下來，也有人即使活了下來，卻沒有力氣說出自己的故事，但是我有機會繼續過生活，甚至在多年後有力量拍攝這部作品，都讓我覺得自己必須將它完成。雖然對一個曾經被跟蹤、騷擾、傷害的人來說，作為一個電影導演、必須出席許多公開場合，這可能不是一件有安全感的事，但我不想要一直活在恐懼之中，我不想再躲起來了。」

在《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的尾聲，安妮．艾諾寫有一段：「藉著這本書，我消除了這僅有的罪惡感（關於墮胎）。我所經歷的一切，包含了社會與心理的起因，但是其中有個理由，我再確定不過：正是發生了這種事，我才能有所頓悟。我的人生，也許只有唯一一個真正的目標：將我的身體、感覺、想法轉化為文字，也就是某種清楚易懂、普遍性的東西，好讓我的生命完完全全融進其他人的腦海和生活。」

即使放眼世界有《黑箱日記》（Black Box Diaries，2024）、《世界的主人》（The World of Love，2025）、《寶貝對不起》（Sorry, Baby，2025）等千萬女性講述著不同層面的、針對女性的傷害，在當代重新閱讀安妮．艾諾、持續透過文學指認生命的傷害，也難以讓我們樂觀地認為，世界將因此有長足的改變。

然而丹妮亞拉卻提到，如果電影裡的輔導老師、檢察官、醫生⋯⋯，在與她──只是作為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的她──見面之後，將有機會在未來做出不同的決定，那麼將來的我們，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在派對後的夜路感到安全。

《釀電影》女人沒有鄉愁──𝟤𝟢𝟤𝟨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專題／圖像提供：釀電影

將於 2026 年 10 月 16 日正式開展的第 33 屆女性影展，以「非分擾動 Into the Drift」為年度視覺，藉由流動、穿梭的視覺意象，向當代持續變動的疆界、關係發出提問，嘗試在一個世紀的電影裡，尋找錨定自身位置，重新想像自由的樣貌。

《釀電影》編輯室以「女人沒有鄉愁」為策展專題，延伸「流動」一詞作為觀看當代世界的方法，循著穿行於城市與鄉野、家庭與個體、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選擇，即從無法無家、無法有家，又何處不是家的概念出發，嘗試看見女性在巨大歷史的移動軌跡之中，曾經被隱匿、邊緣的流離。

當「鄉愁」經常性地被放置在傳統父權結構底下，指涉國族敘事框架、血緣根源、既定秩序的眷戀與歸返，自破除疆界而起的遊牧，便關乎於女性電影中的身分、身體、時間與抗爭之路徑。

本次專題委邀策展人陳慧穎進行訪問，自「屬於她的遊蕩」單元的六部電影作品展開，重新爬梳半世紀的世界之變，與存於其中的不變；同時亦邀請獨立評論人陳穎，深入分析「屬於她的遊蕩」單元中，三部來自八〇、九〇年代的導演首作，以「移動」與「身體性」為軸，試論空間為性別運動、女性主義所開創的嶄新變革。

圍繞著「跨越」、「移動」的概念，今年的「焦點影人」單元為非裔法國電影導演莎拉・馬羅多羅（Sarah Maldoror，1929－2020），本次也將收錄獨立評論人黃曦，自多部經典電影爬梳女性主義與反殖民運動、去殖民途徑的抵抗力量。

延續關於時間、時代之思索，本專題另有三篇獨立評論，分別由獨立評論人許騰云、小說家趙鴻祐與新銳評論人黎思行執筆。透過普拉迪・克里申（Pradip Krishen）《安尼閣來舞這齣》（In Which Annie Gives It Those Ones，1989）回到七〇年代，與作家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進行跨越世代對話；接著隨克萊兒・西蒙（Claire Simon）《我們的青春與安妮艾諾》（Writing Life – Annie Ernaux Through the Eye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2025）與當代學子的對讀，將書寫轉化為面向未來、身分的路徑；最後由琳恩・薩克斯（Lynne Sachs）《相遇皆有痕》（Every Contact Leaves a Trace，2025）的實驗性展開評析，記述散文電影無有時間，卻凝刻空間、記憶的痕跡。

最後，本專題亦與《沒有的派對》（Sometimes, I Imagine Them All at a Party，2026）導演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Daniela Melanie Goode）展開深入對談，自導演十餘年後執起攝影機，透過多重影像媒介將創傷記憶轉化為與公共對話，甚至對抗體制的政治力量，以期提出一種嶄新的、當代的對話空間是──「女人沒有鄉愁」的起點不在故土，而在踏出疆界、凝視創傷、重構語言與時間的游蕩中，我們如何在生命的蜿蜒之中，持續闖蕩？

✹「女人沒有鄉愁」專題閱讀情由此 ✹

第 33 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𝘞𝘰𝘮𝘦𝘯 𝘔𝘢𝘬𝘦 𝘞𝘢𝘷𝘦𝘴 𝘐𝘯𝘵𝘦𝘳𝘯𝘢𝘵𝘪𝘰𝘯𝘢𝘭 𝘍𝘪𝘭𝘮 𝘍𝘦𝘴𝘵𝘪𝘷𝘢𝘭

𝟤𝟢𝟤𝟨.𝟣𝟢.𝟣𝟨 - 𝟤𝟢𝟤𝟨.𝟣𝟢.𝟤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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