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你是我眼中的那道光》之導演訪談，記於 2024 年坎城影展電影節主展場「電影宮」中，以全英語圓桌方式進行，與會記者超過七成為女性記者。訪談中，帕亞卡帕迪亞為了回應，為何拍攝片中「居住正義」社會運動橋段，及為何以小人物故事作為切入點，她提及自身校園運動經驗，與將之作為紀錄片題材的創作過程。

當音樂創作人得以掙脫電影的框架，找到恰如其分的空間舒展創意，並與電影相互完整，我們會一次又一次地發現──音樂會召喚出曾經被電影給安放、解放的人類心靈，同時建構出電影裡的聲音地景，描摹出通往角色內心深處的地圖，亦是從虛構通向真實，與曾經被攝影機記錄下來的城市地景、自然地景，共同作為喚起我們的生命場景。

電影音樂除了作為輔助與推進電影內容的角色，同時亦肩負延續、擴充，甚至具象化戲劇情感張力的功能，好的電影音樂有助於幫助角色建立定位，並協助推導、操控觀眾的觀影心理，以達到創作者欲傳達的理念訴求。正因如此，一個好的電影音樂本身也會從畫面與角色間的細孔中，冒出屬於自己的生命。

是枝裕和的創作早期，如《幻之光》和《下一站，天國》都處理了生命創傷和面對死亡時的未知感，讓人感受到深深的無助與恐懼。後來，他與樹木希林的合作開啟了另一個階段。他似乎在樹木希林身上找到了某種母親的形象，於是逐漸將目光轉向家庭議題，拍出了《橫山家之味》、《比海還深》這樣的家庭日常作品。

「我們像一縷魂魄，靜靜地走入他人的生活中，看他們過日子，看時間緩緩流動，而我們並不涉入其中。」《春行》的拍攝現場正是如此，品文和紫惠都希望呈現演員「本真」的樣子。「導演只給了我角色的感受，其他便任由我自己長出角色的變化，所以我們可以更安靜、專注地待在一個『家』裡，成為片子裡的角色。」貴媚姐如此形容。

《女兒的女兒》所面對的是家庭關係而非血緣關係，因為有了家庭的構成，世界上才有了想逃跑、想停留、被迫離開、或被迫留下的個體。黃熙透過創作所欲揭示的，也並非是家庭價值或是血緣宿命，而是一個人是如何走到現在的——就像他拍電影，也不是為了要解決什麼。

即使《從今以後》拍的是家庭故事，但楊曜愷所欲指向的「家庭」，實際上是在大城市（香港）底下，有血有肉的個體（無論其性別、性向、年紀為何）。面對原生家庭的矛盾與疏離，片中嘗試拆解、重新賦予真正意義的家，便是在傳統觀念與律法所定義的血緣之外，真正支撐一個人的存在意義的，禁得起考驗的重組家庭。

「當台灣喊出轉型正義的口號時，就代表我們有相當的言論自由，國家也有可以扶持的資源。但是至今談的依然是悲情，我們漠視了歷史的創傷經驗，我們依然討論著台灣人的善良心境、悲情經驗，但是這樣的溫情主義已經延續太久了。」廖克發在《由島至島》中問道——我們為什麼不要做得更好，變成更好一點的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