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東西》：從科學怪人變回女人，再從女人解放成人

或許未來當我們回看 2023 年，會覺得這是相當特別的一年，因為不同電影中的女性議題呈現，巧合地傳達著相似的訊息。先是暑假時，全世界迎來票房破紀錄的《芭比》（Barbie），在粉紅陳設與糖果色調的濾鏡底下，是一則女性自我追尋的英雄旅程。到了秋天，又有了另一部堪稱黑暗版《芭比》的作品，而它不只闇黑，也更加詭譎荒誕。那些《芭比》礙於尺度沒有提到的、或有意無意迴避的，都在這部電影中成為主角──那便是《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

釜山影展亞洲首映

筆者有幸在十月的釜山國際影展先看到此片，釜山影展作為亞洲規模最大的電影節，因舉辦時程關係，正好承接歐洲三大影展選片，是亞洲影迷快速補上歐洲影展作品的絕佳場合。今年包含坎城影展金棕櫚獎《一場墜樓的剖析》（Anatomy of a Fall）、評審團獎《落葉》（Fallen Leaves）、最佳導演《火上鍋》（The Pot-au-Feu），以及威尼斯影展評審團大獎《邪惡根本不存在》（Evil Does Not Exist）與評審團特別獎《Green Border》等片，都選擇釜山影展作為亞洲首映地，當然也包含《可憐的東西》。

即使場次是一早九點，《可憐的東西》依然早就完售，大眾對此片的期待可見一斑。這也來自它從威尼斯首映以來累積的好評：《可憐的東西》在威尼斯影展獲得最高榮譽金獅獎，不僅女主角艾瑪史東（Emma Stone）演技備受好評，更普遍被評為導演尤格藍西莫（Yorgos Lanthimos）生涯最佳作，儘管他的前作已是相當高標準的《真寵》（The Favourite）。

改編自蘇格蘭作家阿拉斯代爾格雷（Alasdair Gray）同名小說，本片在眾多影展片中宛如一則形態奇詭的暗黑童話，將觀眾吸納入古怪科幻的想像空間。隨著我們踏上「女科學怪人」的覺醒之旅，劇本十足展現對性別關係與道德規範的反思。

《可憐的東西》劇照／20 世紀影業提供

一場死亡，是另場誕生的起點

作品開始，我們望見一位穿著藍色禮服的女子從橋上一躍而下，這是一場死亡，更是另一場誕生。接著，畫面帶觀眾來到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倫敦，女子貝拉（Bella）儘管外表看似成人，她的行為舉止卻如嬰兒般不受控制，成日仰賴科學家與女僕的悉心照料。話雖如此，與其稱之為照料，其實更像是監控，科學家將貝拉囚於豪華宅第，避免她接觸房外的世界，如此滴水不漏的「保護」，直到為科學家所聘的一位學生發現其中蹊蹺，才有了打破的可能。

當年為逃離丈夫而帶孕自殺的貝拉，死後詭異地成為科學家的實驗品，她被植入自己腹中嬰兒的頭腦而復活，但她早已非原本那人。被賦予第二生命的貝拉深深崇拜著科學家，科學家看著自身「傑作」日復一日的成長，也同樣欣喜。兩人的連結最初奠基於不道德的科學實驗，卻發展出某種相互需求的奇異關係。

電影初期的貝拉，是個尚未被馴化的靈魂，她缺乏禮儀，不經思考，更沒有所謂羞恥。那個沒有性器官的芭比，在這兒成為性慾過剩的科學怪人，看似是不見容於社會的怪物，不過我們將發現，貝拉的力量其實源自她的自由與無知。

《可憐的東西》劇照／20 世紀影業提供

經歷性覺醒的貝拉渴望性愛，亟需歡愉，同時不以此為恥，反倒不解於這個被道德規範的社會為何作繭自縛。然而，她真正的覺醒，在於自己身世之謎的揭曉。當她知道自己的際遇，反叛與憤怒在心中萌芽，因而一心想踏往豪宅之外的世界，想做那些過往不被允許的事。於是她不顧一切，跟著初相識即墜入愛河的無良律師鄧肯（Duncan Wedderburn）踏上一段追求自由與性愛的旅程。他們倆乘著船到訪里斯本、亞歷山大港與巴黎等地，離開倫敦，離開宅第，宛如踏上一段走出伊甸園的壯旅。

《可憐的東西》表面看來怪異又極端，內裡實是部奧德賽式的成長啟蒙電影。貝拉踏出豪宅後的日子，才真正見到世上的真實樣貌，她感受自由與解放，也同時因看見受困苦難的奴隸而傷悲，助人之心油然而生，這是使她從「科學怪人」漸漸成為「女人」的過程。而當貝拉意識到性工作一職能帶來財富，她毫無猶豫地爭取成為青樓紅牌，只為自力更生，不再仰賴男人──這才終究讓她成為一個自由人。

她的天真曾被人利用，如今反倒成為解放自己的力量，甚至驅使她想成為一位醫師。貝拉的存在如冒險家、夢想家與科學家，卻沒有片中男性角色由上而下病態的控制欲，最終從「被創造」的客體，成為了「再創造」的主體。

《可憐的東西》劇照／20 世紀影業提供

美術細節與角色旅程的互文

作者風格搶眼的當代希臘導演尤格藍西莫在《聖鹿之死》（The Killing of a Sacred Deer）與《真寵》等作確立自己的影像魅力，他在《可憐的東西》中放肆而控制有度，張狂又不失優雅的執導功力，凸現貝拉一角有層次的魅力。

另方面，本片視覺搶眼，承繼《真寵》令人歎為觀止的美學，打磨細節呈現，精緻度更上層樓，也歸功不可忽視的美術團隊。

服裝設計師 Holly Waddington 為本片打造無數造型，卻又非直觀的古裝樣貌，而選擇結合維多利亞時代風格與現代材料增添衝突感，如加入塑膠和乳膠等材質，並藉由服裝隱喻不同時期的角色成長──貝拉最初的嬰兒服，與她邂逅「性」之後的穿衣風格，有著截然不同的差異。

場景設計師（Set Designer）Shona Heath 同樣匠心獨具，本片數個主場景──豪宅、船中、里斯本與巴黎等各有風格調性與潛藏訊息。舉例而言，華麗的里斯本是貝拉初次踏出世界後沉迷的遊樂園；總下雪的巴黎則是她作為性工作者度過的歷練場。其中，巴黎時期出現的「陽具狀窗戶」，則暗示無處不在的父權。這些充滿細節的場面，在銀幕上都化作無聲的故事訊息，與角色旅程彼此互文、相互映照。

《可憐的東西》劇照／20 世紀影業提供

誰才是可憐的東西？

奇幻同時真實，現代卻又古典，加上一點點邪典元素，融合在一起卻毫無違和，電影用魚眼鏡頭搭配古怪有趣的對白，交織成一段雜揉哲學、宗教與性別的討論。與《芭比》相同，《可憐的東西》主旨不在於性別對立，而是它拆解父權主義，講述當女性離開父權體制規範後，能夠成為何種樣貌？片中多場大尺度的性愛場面預期可能冒犯某些觀眾，但也像是激起對性解放的有機詰問，使作品不欲鄉愿討好，又不致憤世嫉俗。

貝拉本是「可憐的東西」，如離開宮殿走入黑森林的公主，這段自我覺醒漫漫長路，使貝拉從科學怪人變回女人，再從女人的束縛中鬆綁，成為掌控自己命運的人。

至於誰才是最後真正「可憐的東西」？

我想這部怪誕電影的結尾，是不會令觀眾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