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26
By 希米露
《真寵》:以愛情權力象徵政治鬥爭的諷刺劇
相較於《單身動物園》(The Lobster, 2015)與《聖鹿之死》(The Killing of a Sacred Deer, 2017),希臘導演尤格.藍西莫(Yorgos Lanthimos)的《真寵》(The Favourite, 2018)應該是歷年來最讓人容易理解的作品。透過英國女王與宮廷親信的三角戀,暗示十八世紀在光榮革命之後的兩黨勢力消長,也象徵愛情即政治、政治似愛情的弔詭關係。
《真寵》的故事核心圍繞在斯圖亞特王朝(Stuart)的最後一任君主安妮女王(Queen Anne, 1665 - 1714,Olivia Colman 飾演),以及曾經與她過從甚密的兩位女爵莎拉夫人(Lady Sarah, Sarah Churchill, Duchess of Marlborough, 1660 - 1744,Rachael Weisz 飾演)、艾碧嘉(Abigail Masham, Baroness Masham, 1670 - 1734,Emma Stone 飾演)身上。莎拉夫人和艾碧嘉是安妮王后前後任的「寢居夫人(Lady of the Chamber)」與「君主帳戶管理員(Keeper of the Privy Purse)」,這兩者都是宮廷的有薪職位。不過,莎拉夫人的丈夫是最高級的爵士(Duke)爵位,而艾碧嘉的先生則是爵位中最低階的男爵(Baron)。雖然就受寵程度來說,莎拉夫人最後失寵,但就爵位與收入來說,莎拉夫人還是大勝。
在安妮女王的時代,歐洲恰巧也盛行著諷刺文學(satire),一種酸性十足的詼諧挖苦文(可以當成是當時酸民的娛樂),文字表面上理性尖銳又輕浮搞笑,但是內裡卻是醜化嘲諷和批判羞辱。通常諷刺文體引起讀者共鳴的「哏」,是建立在「誇張的對比差異」上,將現實事件的醜陋荒唐,藏在揶揄的冷嘲幽默中,讓表面的浮誇荒誕與現實的乖張猙獰,形成可笑的對比。例如左圖中,就以量角器、植物修剪刀、樓梯和巨大的假髮,來譏諷十八世紀的時尚髮型。
此外,不見得只有文字形式,連漫畫與戲劇也有諷刺體。《真寵》以刻板且機械的人物刻畫、誇張又可笑的三角戀情、還有兔子和下毒等等與現實不符的荒謬橋段,同樣創造出了一部二十一世紀的諷刺劇,訕訕地挖苦愛情好政治,也酸澀地譏誚政治真是兒戲。
1. 寵信
片名「真寵」(the favourite)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其實是個政治語言,更真確的名稱應該是「寵信」,盛行於文藝復興與啟蒙時期的歐洲宮廷。「寵信」是君主身邊的親密紅人,有同性也有異性,有些是意氣投合的密友,有些則是涉及愛與性的後宮情婦。然而無論何種關係,寵信多與君主共享權力,甚至權高君主,傲慢睥睨且越位干政。例如在《寵信》中的莎拉夫人,就是歷史中著名的寵信,既是安妮女王的寢居夫人、服飾夫人(Misstress of the Robes),也是女王的密友和智庫,既能左右女王的意志與決定,讓同黨渴望攀附,也能干涉議會的風向,令政敵相當厭惡。

寵信會獲得權力與地位,通常與君王對於政治的熱情和能力有關。並非所有在王室長大的儲君,都有執政的熱情與能力,許多資質平庸性格懦弱的君主,因為能力不足,外加興趣缺缺,常會倚賴身邊的寵信,任由其發號司令、執行政務。即使這些寵信原本應當無權。因為仗著與君主的信任與親密關係而大肆握權的寵信,容易引來政敵的憤恨不滿,甚至逼得君王不得不在戰爭或政爭失敗之後,驅逐或格殺之,以息眾怒。
《真寵》劇末,當莎拉夫人得知自己已經失寵,遠在前線的先生又被撤調回倫敦,政治情勢極為明顯,自己支持的輝格黨(Whig)已經失勢,安妮女王也決定終止撥款繼續戰事,此時,剛毅好勝的莎拉夫人於是立刻說出「是我自己想要自請放逐的」。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是:我不只失寵,失去地位,而且明白女王即將懲罰或處置我,不如我自請認罪,趁早逃亡,免得惹來殺身之禍。
的確,史實中的莎拉女爵後來與女王幾乎決裂,直到女王過世之後的下一任君王上任,才又有機會回到朝廷。
而這種寵信干政的現象,雖然引人不滿,卻也讓人無計可施。不過,這倒成為許多文學家捉弄政治人物的娛樂焦點。在十八世紀流行的諷刺文學裡,無論是小說、詩詞或漫畫,都經常以冷漠戲謔的筆觸,醜化社會百態和調侃政治人物,其中經常上榜的主角之一,就是寵信。

《真寵》劇中也曾出現這樣一段對話:當莎拉夫人恐嚇安妮女王若是不把艾碧嘉從身邊支開,她就要把兩人曖昧鬼祟的親密信函,全部公諸於世。到時候肯定會引起一陣騷動,恰恰成為諷刺作家的嗜血獵物,女王的操守也將毀於一旦。當時安妮女王就說,她才不想成為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詩中的主角。安妮女王口中的史威夫特,就是十八世紀最擅長諷刺文體的作家之一,我們熟知的大/小人國童話《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 1726)就是出自史威夫特之手。
雖然《真寵》劇中的莎拉夫人,後來後悔恐嚇安妮女王,而親手把兩人的通信燒毀,然而現實中的莎拉夫人卻是真的授意讓自己的私人秘書撰寫諷刺歌謠(〈A New Ballad. To the Tune of Fair Rosamond〉,見下圖),不只發黑函在宮中傳頌艾碧嘉跟女王過從甚密、暗通款曲,戲謔嘲諷兩人的髒骯床事和邪惡失德,還親自把這些歌謠送到女王面前,威脅女王一定要把艾碧嘉攆出王宮,因為艾碧嘉對女王的熱情宛若地獄來的惡魔。不過,莎拉夫人如此的恫嚇不但沒有獲得認同,反而更加激怒女王,讓她不願與莎拉夫人和解。

2. 女王、寢居夫人、政治情勢
因為十八世紀這類諷刺文的紀錄,導致後世多半以不甚友善且戲謔無情的角度,看待安妮女王,關於她的評價多是不太聰明、沒有主見、無聊乏味。因為不太聰明,所以讓兩個女寵信親近掌權,左右國家大事,甚至隨意奉送皇宮白銀當贈禮。
其中,安妮女王與莎拉夫人自幼即是朋友,除此之外也有政治的連結,安妮女王的父親是光榮革命時被罷黜的詹姆士二世(James II),而詹姆士二世在位時的心腹將領約翰.邱吉爾(John Churchill, 1st Duke of Marlborough)受爵位之後,被稱為馬爾博羅公爵,也就是莎拉夫人的先生。
與《真寵》的故事一樣,安妮王后的後半輩子一直苦於痛風,最後也是死於痛風。英國氣候濕冷,痛風格外惱人,也因為長期疼痛,安妮女王被肉體折磨得心志懦弱,除了縱慾飲食和依賴甜食之外,就是渴望莎拉夫人的溫柔撫慰與感性陪伴。
然而,莎拉夫人的性格恰巧與女王的期待相反。莎拉是位聰明剛烈又急性好強的女性,熱衷於權力遊戲,而且游刃有餘。於是在安妮女王最痛苦的那些日子,莎拉夫人卻剛好最忙碌於插手政治、安插同黨與消弭異音,根本無暇理會女王。

因此,雖然原本擅長政治的莎拉夫人與懦弱的安妮女王,算得上一搭一唱的最好合拍,卻因為莎拉夫人無法在親密的友誼關係中,滿足安妮女王身心的冀求,外加兩人的政治傾向南轅北轍(女王屬於托利黨/Tory,莎拉則是輝格黨/Whig),莎拉夫人的寢居主管艾碧嘉(傾向托利黨)便在女王渴望親密關係、又需要身心依賴的空窗期,輕易地趁虛而入。
現實中的莎拉夫人,一如片中狠角色的形象,經歷了多次政治危機,卻總能安然度過又起死回生。她的先生是位高權重的馬爾博羅公爵,這對夫妻曾經因為莎拉夫人與女王的關係破裂,自願流放並失勢了好一陣子(即電影結束的狀態),但在安妮女王去世之後,竟然再次獲得後兩任君主的重用。
到了十八世紀中期,這對夫妻已是全英國最有權有勢又富貴的夫妻檔,這些財產還包括安妮王后應許送給莎拉夫人的布倫海姆宮(Blenheim Palace),也就是電影剛開始時女王揭示給莎拉夫人看的那幢、令人萬分驚喜的皇宮模型。
(註:因為在布倫海姆戰役獲得大勝,安妮女王贈與布倫海姆宮給馬爾博羅公爵。布倫海姆既是今日英國的重要古蹟,也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er Churchill)的出生地。)

至於艾碧嘉,的確是莎拉夫人的遠房親戚(母親那方),不過卻是個從未認識的窮遠房。艾碧嘉的父親是個投機商人,經營不善又四處舉債的結果,最後只能賭上家人的幸福,還賠掉自己的女兒。這也就是在《真寵》一開始,我們所見到的艾碧嘉正在前往宮中的路上,受盡男性當面自慰的委屈,以及被扔進糞堆的羞辱。不過,艾碧嘉不願屈居女傭的命運,因為懂得藥草偏方(在電影中),遂找到見縫插針的契機。
1708 年,當莎拉夫人周旋於宮廷政治之中,痛風無助的安妮王后最是身心軟弱又寂寞,也最渴望親密陪伴。艾碧嘉於是適時填補。與此同時,莎拉夫人的先生馬爾博羅公爵正在前方征戰(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 1701-14)。先前在 1704 年與 1706 年,馬爾博羅公爵跌破眼鏡地打敗當時歐洲最強悍的法軍,讓路易十四的歐洲稱霸之夢幻滅,也讓英國的輝格黨(莎拉夫人所屬的黨派)士氣大振,自此強烈主張不只要趁勝追擊,還要一舉殲滅法、西等國的聯盟。
這也就是在《寵愛》裡,莎拉夫人不只堅持繼續戰爭,還要脅安妮女王必須加重賦稅、增加財源支應戰政的原因。依照輝格黨的情勢判斷,此時她的先生(馬爾博羅公爵)不僅不能在前線半途而廢,還必須趁勢加碼,一定要將法國擊敗。莎拉夫人想獲得的是贏得這場歐洲戰爭之後,利益談判的權力。

然而當輝格黨的莎拉夫人強烈主張繼續戰爭,代表托利黨的勞伯.哈利(Robert Harley, Nicholas Hoult 飾演)則是宣稱政府必須與民同在,不能只為了干涉歐洲政治(西班牙到底該由誰繼承王位),再給貧困農民多收一倍稅金。在光榮革命時,安妮女王的父親詹姆士二世的王位被拔掉,就是來自輝格黨的強力施壓。輝格黨是由中產階級的新教徒所組成,完全不信任信奉天主教的國王詹姆士二世,於是免除他的王位,並迎接詹姆士二世的女兒和女婿(信奉新教)來擔任君主(也就是瑪麗女王和威廉三世)。
與此同時,除了新教(輝格黨)和天主教(詹姆士二世),另有一群信奉英國國教的貴族,他們是托利黨,同樣也是英國國教派的安妮女王,於是與莎拉夫人完全不同調、傾向於托利黨。因為宗教信仰之故,安妮女王在政治決策方面不願一直與莎拉夫人妥協,更不願為信奉新教的莎拉夫人背書,這也是為何在《真寵》裡,向國會宣布必須加稅的當天,安妮女王寧可選擇昏暈過去,而不願按照莎拉夫人的劇本演出。

3. 愛情即政治、政治又似愛情的現代諷刺劇
當年《格列佛遊記》的作者史威夫特,要是知道安妮王后與莎拉夫人的閨房密情,肯定會寫篇諷刺文以高調冷漠的口吻,奚落嘲弄女王一番。到了二十一世紀,導演藍西莫的《真寵》也彷彿安妮女王時代的政治諷刺劇,以三角愛情中的弔詭關係,暗喻嘲諷政治宛若愛情、也像兒戲。
表面上,《真寵》是關於女王與前後兩位寵信的同性愛情關係,但一旦了解這兩位寵信所代表的政黨勢力,就能理解這些同志愛情所影射的根本就是政黨間的權力鬥爭。然而可笑的是,當嚴肅的政治互動被隱藏在兩位寵信的爭寵、嫉妒、與陷害的情節之下,兩者產生的誇張對比,又格外彰顯現實的醜陋。於是「諷刺」儼然形成。
這邊再簡單整理一下:
莎拉夫人和莎拉夫人遠在前線的將軍先生(馬爾博羅公爵):輝格黨,主戰派,信奉新教(資產階級)。安妮女王/艾碧嘉/哈利:托利黨,主和派,信奉英國國教(保守貴族派,地主階級)。

安妮女王與莎拉夫人的友誼始於幼年,即使宗教不同,但是當時沒有政治關聯,沒有矛盾,當然容易感情好。進入宮中之初,安妮女王還會讓步給強勢的莎拉夫人,但是日積月累下來,自有不滿。尤其莎拉夫人幾乎掌握了女王的最高諮詢機構「樞密院」,當時的三巨頭馬爾博羅公爵和高多芬(Sidney Godolphin,莎拉夫人的姻親)皆是輝格黨,只有哈利是托利黨。女王幾乎被輝格黨團團包圍,有志難伸,有話也不敢說,只能在寢宮玩兔子,開會都是由莎拉夫人上場。
而在《真寵》中,當莎拉夫人忙著擴張勢力、剷除異己,寂寞的女王有了艾碧嘉的陪伴,權力便開始轉移。此外,其中另一個關鍵是:逐漸獲得女王信賴的艾碧嘉也對女王說:「真誠地面對自己的政治傾向吧」。此時艾碧嘉應該不但已經偷窺到女王與莎拉的同志關係,也偵測到女王傾向托利黨的風向。
而雖然艾碧嘉的父親是位商人(新教),但她與哈利有遠親關係,此外來自哈利多次的試圖拉攏與刻意脅迫(把艾碧嘉扔入街溝),讓善於見縫插針且見風轉舵的艾碧嘉,選擇站在托利黨這邊,成為被政治排擠的哈利與女王間的溝通橋樑,串起托利黨與女王之間的穩固連結。當然,艾碧嘉與哈利的聯盟,逐步將失寵的莎拉夫人(連同其戰功連連的夫婿馬爾博羅公爵)趕出英國(自我流放),也讓哈利慢慢走向權力中心。

於是,表面上的《真寵》,是安妮女王與莎拉夫人的同性愛情因為第三者艾碧嘉的闖入,而產生質變,此時莎拉夫人想以舊交情強勢挽回之(挽回女王的心同時意味著挽回政治勢力),艾碧嘉則是帶著絕不回妓院賣身的必死決心,狠心下手毒害表姊(也是她的升等貴人)。艾碧嘉的目標是完全佔有安妮王后的身心、寢宮與權力,於此同時安妮女王根本是被蒙在鼓裡的傻瓜,內心充滿愚蠢的嫉妒與算計,一直以為莎拉夫人是故意疏離安妮,假裝挑逗她的孤寂。
在這段三人愛情關係裡,不是關懷、溫情與熱愛,而是企圖、詭計與精算。然而這些醜陋冰冷的人際關係,都被包裹進美麗的愛情糖衣裡,艾碧嘉對追求者塞繆爾.馬沙姆(Samuel Masham, Joe Alwyn 飾演)亦然。即使塞謬爾不斷深夜來訪,表達心意,艾碧嘉依然冷漠敵對,甚至完全忽略。兩人在森林深處胡鬧打架一幕,更是揶揄愛情如政治的高明例子。
《真寵》劇中的愛情都是算計,關係的刻意延遲,是為了加深對方內心的恐懼與渴望,也是為了成全佈局者的更高利益。因為愛情宛若政治,艾碧嘉對追求者塞謬爾的挑釁戰鬥與延遲迎合,就是精算又精算的政治規劃,目的是安全擠身進入貴族之列。不過劇中的安妮女王未發現此點,還天真地回應莎拉夫人:艾碧嘉跟你不一樣,她對我無所求。莎拉夫人則立刻回應:真要是無所求的話,一個僕人怎會得到你的兩千英鎊結婚贈禮?

反過來說,整個安妮女王掌權時期的政局,是受到寢宮複雜的愛情關係所左右的,這不也讓政治人物們的爭權奪利顯得荒謬可笑、宛若兒戲嗎?為了獲得權力,哈利必須拉攏女王的寵信;為了證明權力,莎拉夫人以假動作對艾碧嘉開槍;或為了享受握權的張狂,艾碧嘉忍不住以高跟鞋採向女王的子嗣(兔子);或是害怕在與女王決裂之後被殺頭,莎拉夫人乾脆任性地假裝清高、自請流放⋯⋯
《真寵》以宮中的愛情故事,呈現關係中的政治互動,暗示權力是一場又一場的兒戲,也是一幕又一幕的假動作,而國家的治理是建立在恩怨情仇與詭計權謀之上,從來不是理想主義的愛國愛鄉,更別提恩澤廣被的親民愛民。
假若女王與寵信間的真愛論調,隱藏的是自肥的算計,兩黨宣稱的愛國真理,應當也都是建立在自私自利的政治權術上。《真寵》這樣的諷刺劇,表面上看來詼諧幽默,但是骨子裡呈現的醜陋真實,還真是讓人萬分地心寒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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