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04
By 釀電影
「我就是那個幸運的人。」───專訪電影聲音大師杜篤之
文/學籽文創
杜篤之,金馬獎史上提名及獲獎最多的電影工作者,總計入圍 41 次、獲獎 13 次,還曾獲國家文藝獎、坎城影展高等技術大獎,更獲邀成為美國影藝學院的會員,可參與奧斯卡投票,藝術與技術的成就廣獲國際肯定。你可能沒聽過他的名字,但他悄悄放入無數電影中的聲響,早已深植在你腦海中。
《悲情城市》的酒家喧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少年們的說笑打罵、《藍色大門》裡那座清澈沁涼的泳池、《賽德克·巴萊》劃破靜謐山谷的槍聲、《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讓人痛徹心扉的大雨⋯⋯還有更多更多,你一時之間難以言說、卻藏在心底深處的共振,都出自人稱「杜哥」的他手。
電影聲音──直達情感深處的共振
「夢是什麼?太空是什麼?你感覺空白的時候會聽到什麼?聲音雖然是具象的,但它可以帶領我們進入一些情境,這些情境可能是抽象的,人類的認知與情感卻是共通的。」
杜哥談論電影聲音,從自然物理的各種特性出發,講到後來卻像是哲學,最後又繞回生而為人最基本的感受。我們怎麼感知這個世界,如何體會他人的快樂與痛苦──「同理與共感」似乎就是杜哥做電影聲音的秘訣。
「我常常坐在這裡混音的時候,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跟著演員互動。」杜哥很感性,說這句話時能聽見他喉頭一緊,而銀幕上正播放著《陽光普照》陳以文和柯淑勤在山頭上相擁而泣的那場戲。
「我們常常會偽裝我們的情感,但是在看電影的當下,把燈關了,有那麼大一個銀幕,故事一直在發展、在累積,角色一直在經歷些什麼,這個時候,我們的情感就會被釋放出來。」
電影讓杜哥感動,而這樣的感動又以聲音的形式被安放回電影裡。於是我們能同理《一一》的某個深夜,婷婷坐在婆婆床榻茫然地低聲傾訴;理解《花樣年華》的周慕雲和蘇麗珍在狹窄的巷弄擦身而過時,不帶言語亦無法更進一步的怦然心動;我們更下意識地把自己徬徨的心投射進《千禧曼波》,渴望像舒淇那般敢愛敢恨,邁開步伐、瀟灑回眸,在新世代來臨時,呢喃著內心的獨白。
他陪伴電影歷經時代考驗,電影陪伴我們走過生活的試煉
杜哥牽引情感的魔法不只留在上個世代,他持續耕耘不懈,試圖找到最適切的情感傳遞方式,在新世代的電影裡,仍處處聽見他留在角色裡的共振。
於是我們看見《美國女孩》裡,芳儀的倔強與脆弱彼此消長,藉由和白馬的「爭辯」表露無遺;從《老狐狸》的廖界視角,以孩子的眼光回望八〇年代的人情冷暖,在股市崩盤的那一晚,我們聽不見鄰居的哭嚎和救護車鳴笛,卻又什麼都聽見了;在《富都青年》,聲響後退一步,讓背景和手銬聲節制地錯落於呼吸聲中,我們心無旁騖地見證了演員與角色融於一身的魔幻時刻。
我們在《藍色大門》裡初遇清新脫俗的桂綸鎂,看著她蛻變成為《女朋友。男朋友》裡內斂又強悍的形象;也看著從《童年往事》到《一家子兒咕咕叫》的游安順,迷失與茫然依舊,卻已經從男孩成為中年男人。杜哥用聲音陪著這些演員成長,也陪這些電影歷經時間的考驗,而身為影迷的我們,也被這些電影陪伴著、雕塑著,成為今天的我們。
「信任」是最好的招牌
杜哥位於南港的聲音工作室「聲色盒子」,門口是一個大黑板,寫著所有正在進行中,或是即將接手的影視作品;再往裡頭走,牆面上到處貼滿電影海報,有劇組人員的簽名和感謝詞,走到工作室的最深處,還能看見一整面牆貼著和夥伴們在片場工作的側拍照。
其中一張照片,年輕的侯孝賢導演笑容靦腆,站在雙手抱胸的杜哥身旁,另一張照片則是楊德昌導演坐在窗邊和杜哥對話的身影。整間工作室看不見任何一座獎座,因為對杜哥來說更重要的是電影本身,以及電影為他帶來的眾多夥伴。
「我不會期待夥伴第一次就信任我,這是要爭取的,要耐心地逐步取得認同,但你必須去爭取,因為信任彼此才能釋放出對電影最真實的看法。」
而杜哥取得信任的方式,是對自己的高度要求,並對作品全然負責,同時也藉由不斷地溝通,找到聲音設計的切入點。
「溝通不一定要透過很多的討論或是語言,因為導演的個性完全可以從電影裡看到,包括剪接節奏或是表演方法,大部分都可以猜到他想要的、糾結的是什麼,或是看導演指導演員怎麼表演,很淡或是很用力,都跟想要的聲音有關聯。」
我們問杜哥,要如何定義一部電影聲音的完成?他的回答是:「我做的每一部電影都必須讓我自己感動,我才能放心讓它離開我。我們在做的是電影,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在我的混音室裡留下任何過不去的東西。因為電影不是一次性的,好的電影可以一直看一直看,是會被留下來的。」杜哥的回答,足顯他對待電影的慎重。
「我們來想想辦法。」
在拍攝課程時偶遇技術問題,我們的直覺反應常常是「怎麼辦?」杜哥卻總說:「我們來想想辦法。」這句話完全體現了杜哥從業五十年來的工作態度。如今對業界來說看似理所當然的電影聲音製作流程與方法,其實歷經了重重考驗。
當杜哥納悶於配音員的口音和聲音質感聽起來總是太過「正確」,他讓演員自己配音,去塑造角色的背景和個性;不想讓每顆鏡頭的聲音聽起來都一樣靠近,杜哥便根據鏡位調整收音距離;因為不甘於只用揉報紙作為行走在落葉上的擬音效果,杜哥曾騎車到山裡掃了兩大袋落葉,載回錄音室,讓行走、奔跑在森林裡的場景多了情感,也多了獨特性;他更不滿足於總是用事後配音拼湊出電影的全貌,終於在《悲情城市》使用全片現場錄音。
「我接到侯導的電話後,大概有一個禮拜睡不著覺,因為夢想很久的事情終於要發生了。」
杜哥在這一行走著,或者說是跑著,歷經了五十年,每一個階段的改變都是因為不滿足於現狀,所以衝破限制,進而找到屬於一個時代的聲音。但要改變談何容易?改變,就意味著過去的老方法和技術人員已經無法滿足電影的需求,也就意味著要挑戰舊有的思維與習慣,這對許多人來說都難以接受。
「我就是很想學,一直在想怎麼樣能讓電影更好。」杜哥投身電影的過程,不僅僅是一部台灣電影史,更是電影聲音技術的進步史。
掌握技術,而不是被技術掌握
走過電影聲音的各個發展階段,從類比事後配音、擬真事後配音、單聲道現場錄音,到杜比立體聲、杜比環繞、全景聲,杜哥始終沒有被最新的技術拋下。因為求知若渴,因為總想著做到更好,於是虛心學習,讓不斷更新的技術幫助自己往前推進,更精準地用聲音為電影服務。但杜哥也強調,設備不是決定電影聲音做得多好的關鍵。
「影響最大的,還是你有沒有專心看電影,專心想聲音還可以做什麼事情,所以設備一直在進步、一直在發展,我始終沒有受到這些影響,但是我會一直去了解最新的技術,去想它還可以幫我們在電影裡多做點什麼事情。」
所謂的「多做點什麼事情」便是透過無數次反覆觀看,在其中找到可以延展情感的空隙,巧妙地加入、減去、雜揉並平衡聲音元素,藉以塑造環境氛圍讓劇情合乎情理,更讓角色立體,一切都是為了讓最後的觀影體驗更為沉浸。杜哥形容聲音元素的拆解與組成,可以想像成光的三原色,調整紅、藍、綠的比例,便能產生不同的光景。
杜哥在工作室裡向我們示範他經手過的許多案例,舉凡場景裡回音的多寡、人物哭聲的細緻與否、腳步聲的輕重與質感,不僅訴說著角色的身體重心,更塑造了個性。所有細節都是決定觀眾能否入戲的關鍵,多一句、少一句台詞都有著截然不同的效果;速度更是關鍵,說快了就透露出渴望和急躁,說慢了就多了點懸疑與猜想。杜哥像在和這些角色們跳曼波,你一來、我一往,在每秒 24 格裡,找到最適切的節奏。
「我就是那個幸運的人。」
我們每次拍攝課程都要花上一整天,收工後,劇組的夥伴們還在收拾器材,一邊想著晚上要好好放鬆休息,卻瞥見杜哥已經又跑進混音室繼續工作,絲毫不見倦容。
「我兢兢業業對每一部電影負責。」杜哥在第 60 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獲頒生涯第 13 座金馬獎座時這麼說,而我們真的看見他是如此信奉,且實際執行著這項原則。
杜哥的年曆是影展寫成的,年初趕坎城參賽再趕威尼斯,年底趕金馬和柏林,在這期間還有許多作品等待上映發行。我們好奇,一年到頭馬不停蹄,杜哥難道不覺得累嗎?
「怎麼會累?我的工作就是看電影、解決角色的人生問題,這樣上班多快樂呀!」杜哥哈哈大笑,眼睛瞇成一條線。
「每一個行業都會有一些人喜歡自己的工作,我感覺最幸運的就是自己正在做那件事情,我就是那個幸運的人。」
杜哥又說自己的睡眠品質很好,很少做夢。我們暗自猜想,那是因為杜哥的電影夢是如此踏實,電影根本無需在他沉睡時入夢。
看杜哥的工作方式和態度,讓我們很具體地意識到,他的幸運並非憑空而來。他的幸運是保有熱情並且始終珍惜,是不眠不休的專注,是堅定地走在自己所選的道路上持續追求突破,也是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強烈的認同感,且由衷地快樂、享受其中。
幸運是當你真真切切地覺得:「我就是那個幸運的人。」
採訪、撰稿/學籽文創
影像提供/學籽文創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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