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浪漫得很克制──專訪王師與 Ivy 陳怡樺談為台片牽猴子的十二年

整理、撰稿：李欣縵
採訪、編輯：張硯拓
攝影：陳嘉妤

凡是愛看國片的影迷，對「牽猴子」這名字一定不陌生，這間成立十二年的電影行銷公司，辦公室不同於外觀的低調，裡頭好幾面牆的電影海報一字排開，會議室內的獎項、成就證明，確實氣勢如虹。

專訪前，一頭粉色的鮑伯頭，穿著黑皮夾克、碎花上衣的牽猴子副總經理 Ivy（陳怡樺）端著咖啡走進來。一股酷勁，這是第一眼我腦袋反射出的形容詞，心裡隱隱期待著接下來的對話。

「才沒有愛做國片」！？

 

就像一切看似踏實的夢想路，最初都是誤打誤撞，Ivy 大學讀傳播，找實習意外進到迪士尼電影部，還以為是要「賣公仔」，卻直接跟著老闆去巡戲院、做企劃、學電影宣發，那也是她第一次對片商業務有所認知，在上天下海的資源裡觀摩、學習，她點著頭說：「在迪士尼那段一年多的時間，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候，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後來透過介紹，Ivy 去到李崗導演的雷公電影公司，2009 年鄭有傑的《陽陽》是她第一部台片宣發，也是第一次帶電影參加金馬獎、亞太影展、東京電影節等等，她回想那時國片的宣傳方式，在各種條件限制下，根本是自己摸索的。直到 2011 年，好友王師帶著成立牽猴子的想法，捎來一句召喚：「妳那麼愛做國片，要不要來！」

如今在台片行銷界聲量洪大──本人和社群上都是──的王師，當時已有八年電影宣發的資歷，也對影展和藝術電影院線別有心得，覺得是時候建立自己的團隊了。他找上了看起來「熱愛國片」的 Ivy，Ivy 笑說她一邊反駁著「才沒有！」，卻一邊慎重思考，最終決定加入。於是從《殺手歐陽盆栽》、《翻滾吧！阿信》開始，猴子們一牽十、十牽二十。如今王師與 Ivy，以及自始就大力支持的「烈姐」李烈和前輩馬天宗，同為牽猴子的合夥人。

台灣人真的不愛看電影？

 

在牽猴子的這十二年，Ivy 有感電影作為一種娛樂方式的變化，是「不輕反重」的：現代人們的娛樂選擇太多，電影反而不再像「下班後的消遣」那麼「輕鬆」，比起相約酒吧聊天、逛街約飯、唱歌打遊戲或在家「Netflix and chill」，進戲院動輒一兩個小時，時間成本甚高；大部分人們若起心動念要進戲院，也通常會先上網查評論、查劇透──時間很珍貴，看一部有討論價值的電影更符合所謂的 CP 值，於是話題熱門的商業大片通常是不二選擇。對此，Ivy 用「儀式化」來形容電影消費的轉變。「現在即使是好萊塢美商八大，像過去《穿著 Prada 的惡魔》、《高年級實習生》這樣的中型電影都變少了！」Ivy 語帶遺憾地說，連帶有票房號召力的巨星也越來越少，儘管疫情後戲院逐漸樂觀，但電影作為消費娛樂的影響力不復從前，好萊塢如此，更遑論台灣。Ivy 緊接著說：「而且，台灣看電影的人真的很少。台灣有兩千多萬人口，現在就算《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到三億的成績，其實進來看電影的人次換算出來，也不到兩百萬人啊！這是讓我覺得落差最大的地方──全台灣進來看這部電影的人不到一成。」

所以，在注意力稀缺的時代，要讓人們主動進影院、甚至是看國片，就得挖掘與其他娛樂相比，電影的獨特性是什麼。

決心生下怪胎的原因

 

但獨特性三個字，說起來、寫起來都容易，來到市場上，卻往往不是業主能懂的。Ivy 坦承自己在 2016～18 年時，曾對台灣電影感到灰心：「從《海角七號》之後，都是大好大壞，會跟風、會浮爛的亂拍，有人覺得電影可以賺錢撈錢，就一窩蜂來拍。」過多的創作者投入內容，卻沒有思考觀眾為什麼要花三百塊來看電影，內容品質與票房回收，互相沒保障，導致台灣電影的市場很不健康。主要發行台片的牽猴子，自然受到最深刻衝擊，在已知作品不夠優秀，發行後票房也不會好的前提下，牽不牽／簽不簽都為難，如此惡性循環，對公司成長的幫助趨近為零。也就是在這時，Ivy 跟王師提議：「我們要不要自己來開發一部電影？」

紮實了解台灣市場的 Ivy 和王師，很清楚一部片該落多少預算、鎖定何種題材才有機會回收。正好導演廖明毅提議用 iPhone 拍電影，題材還是市場主流之一的都市愛情，由此預算、題材兩大條件具備，《怪胎》正式誕生。從此牽猴子除了專業的行銷發行以外，也練上了開發電影的技能。

與年輕人靠得很近

 

2020 年《怪胎》上映時，我正值大二，還記得系上影片創作課上，有一組同學模仿片中男女主角穿著黃白雨衣拍攝期末作品，大家愛得不行；印象中也是從那時候開始，身邊有朋友開始討論「牽猴子的片」；去年《咒》上映後，佛母手勢教學、咒語、身體符咒都讓電影話題在 Dcard 高居不下，討論電影世界觀的留言串蓋了數百樓⋯⋯對於《咒》的成功，Ivy 坦言能賣到一億八千萬這個數字，刷新了台灣恐怖片的天花板，是出乎意料的。他們確實在行銷上刻意往大黑佛母的方向製造話題，並找來占星、塔羅、搞笑類型的 KOL 合作，打造恐怖片的「反差萌」，甚至還有官方授權的公仔販售。不過，一連串有關電影的詛咒挑戰，則是意外的收穫。有觀眾貼文說看完電影變倒霉，「很多人就說我不信邪！怎麼可能看了就出事，就被詛咒？有一部分票是這樣進來的，想證明自己不會怕，證明自己不會被詛咒！（笑）」這些也都證明了，牽猴子是能引發年輕人共振的發行商／製作商。

在理性與感性間拿捏分寸

 

「但每次面試新同事，我都很怕他跟我說他多熱愛電影。」Ivy 話鋒一轉，歪著頭笑說：「這個感動可以，但你要把它換成文案，換成包裝去吸引更多人來跟你一起進來看，讓他有同樣的感動。」在發行一部電影時，行銷策劃是極為重要的，尤其是台灣電影。對 Ivy 而言，當每位業主將手上的電影託付給你，無論喜好與否，都不該有偏袒、輕視或惻隱之心，盡全力讓每部片能獲得它應有的關注，才是牽猴子應該做到的。而若是一味地將電影視作聖潔、崇高的象徵，心中有太多桎梏，同樣無法冷靜下來，做好這份工作。

這當中理性與感性的拔河、矛盾，或許是這份工作永遠難逃的核心。稍晚加入對談的王師，此時也分享他多年來的體悟：「我跟 Ivy 以前都做過外片的宣發，那更接近一種代理或是買賣行為，做得好或做得壞，會傷荷包但不會傷感情。但現在面對台灣電影，你會跟這麼多參與每一個環節的、大大小小在地的人們產生交集或是交換，做不好除了傷荷包，還會傷感情。」於是當然要竭盡心力。於是也要感性與理性並行。

善用數據，但別依賴

 

牽猴子在宣傳電影《返校》期間，曾對外聊過數據資源對行銷的幫助，這可以視為是理性工具的加持。不過 Ivy 強調，數據的根本是驗證，而驗證的前提是成品要先完成。換言之，數據輔助的是宣發團隊，但對於發展中的企畫和劇本，無法、也不該干涉。「任何一個創作者，他們的優勢絕對在於他們出其不意的想法，這個東西不是任何一個數據可以去改變的。 」事實上，對岸的中國使用大數據統計來左右劇本，早已行之有年，自 2016～17 年就有大量的讀劇本會，收集迴響後再做資料分析，以批量生產劇本，再請流量高的明星參演。結果就是催生一部又一部內容中庸、去風格化，充斥既視感的影視作品。反觀牽猴子，以目前正進入後製、由徐漢強執導的《鬼才之道》為例，前兩年推出前導片後，也使用數據分析，目的是尋找受眾，驗證市場對風格形式的迴響，以判斷行銷方向。「要是有一個導演跟我說，他因為測試的結果想改變他的劇情結構，我不會覺得他是稱職的導演。」Ivy 強調正是劇本的獨立性讓電影獨特，所以在電影的開發過程，她不會用數據檢視創作者。那並非創作能夠依賴的特效藥。

OTT 是一種新型的雲宵飛車

 

近幾年在疫情下，台灣民眾觀影的習慣變化加速，各界討論 OTT 如山雨欲來，一方面是院線片被壓縮，人才、投資流動，另一方面，串流一度被寄予厚望，視為台灣影視業飛躍的新舞台。不過事實是：疫情結束後，大銀幕的觀影人數回流，OTT 營運燒錢如流水的硬傷未除，各大平台人力縮編、股價修正的消息不斷，Netflix 也狂砍續作⋯⋯都證明 OTT 的時代雖然不會停，但前進的速度可能跟想像中不太一樣。Ivy 用「泡沫化」形容台灣影劇因為 OTT 的磁吸效應，導致的窘迫現狀，王師也直接說：「兩三年前有太多製作公司，都覺得自己的作品有機會被國際平台採購，所以有很大一波投入，但我們說實話，事後來看可能都不是那麼理性，最後就變成 Ivy 講的泡沫化，當它沒有辦法打進國際平台的時候，其實沒有中間值（中間的採購者）。」例如，以每集 1000 萬的投資拍攝完成的影集，卻已經沒有平台能夠出資購買，這些作品最後只能出售給有線電視、無線電視，但是價錢水準差距極大，可以說只能低價、甚至是賤價出售。這樣大規模的投入 OTT，其中不乏許多電影人，認為製作影集的風險相較電影低很多，於是劇組價格上漲、四處搶人，對電影創作市場當然有相當影響。但這就表示，現在回歸電影市場才安全嗎？王師說這邏輯也不對：「影視行業其實跟所有的娛樂產業一樣，都是高風險的行業。」OTT 平台上海量的內容，對觀眾而言是最大優點，但那也表示台灣的影視業得面對來自全球的頂尖作品競爭，尤其韓國的影視與流行文化近年來席捲全球，將台灣與韓國做比較的討論，從未停止。

而王師與 Ivy，顯然也常回答這一類問題。

無法避談的韓國 vs 台灣

 

「韓國以五千萬人口，能夠建立世界級的內容產業，這件事情是不可思議的。」王師點出，韓國政府的政策改革是催化劑，其文化發展真正的基礎來自民族性中的集體意識，而各大財團對文化傳播的重視、「反入侵」歐美娛樂市場的野心，讓韓國娛樂文化的能量得以真正累積後爆發。

Ivy 也有感而發：「台灣要做這件事很難啦，因為企業本身的思維就不是如此。他們想賺錢，但影視產業要賺錢，投入的資金不只是一億兩億三億，而是要看長期，你心中只有短期回收，光是賠個幾億就怕了，那怎麼辦？」王師進一步補充，對台灣而言最核心的，是找不到定位，是分裂的自我認同，是回答不出「台灣人是什麼？」「韓國用《寄生上流》、《魷魚遊戲》在國際市場大殺特殺的時候，不難發現其核心內容，都是用韓國社會最深刻的歷史與貧富差距，這些民族性、社會性的基因為底，包裝在全世界都熟悉的類型中，去進行轉譯。」簡言之，台灣也需要自己專屬的題材，「今天如果一個國際影展的策展組，他要採購台灣電影，他所想到關於台灣的特色內容是什麼？他想到的可能還是侯孝賢、楊德昌，除此之外一片空白。」由此可見台灣在藝文、政治、歷史上，都需要從頭開始的、建構自我的工程。王師提起前陣子重映的《悲情城市》，三十多年後依然激起輿論混戰，「其實對我來講，有吵都是好事，共識跟脈絡都是有吵有討論，才會有的嘛。」不過，比起要求政府扶植或是保護，Ivy 對盜版影音資源平台的不滿更高：「這個是最可惡的一部分！」盜版影音對電影市場的影響十分負面，然而國家對此相關的管制，卻不夠積極面對。「不過，解決的方法還是回到原點，就是如何讓觀眾願意掏出三百塊進來看你的電影？而不是讓他上網找資源。」要做到觀眾捨得金錢、捨得時間、也捨得力氣出門進戲院，這是 Ivy 反求諸己的鞭策，與自我要求。

下一個十二年，繼續「拉皮條」

 

整個訪談過程，Ivy 一而再、再而三強調內容的重要，也指出這一切需要優秀的編劇。她直白地點出台灣編劇環境一直不夠好，編劇是需要兩三年的時間田野、構思、下筆再打磨劇本的，不論再大的資金投入，都要搭配「花時間」，才會有好的故事原料可以拍攝、演出。「在自己擔任過製作方之後，完全可以體會每個業主帶著自己的作品，找上我們協助發行、宣傳的心情了。」說回宣發老本行，Ivy 看過有導演或監製投入一生所有的財力，賣盡了所有的面子、人脈，才終於完成一部電影。「其實心裡也會比較平衡啦，畢竟說實在的電影宣傳賺不了什麼錢，還要二十四小時待命、沒日沒夜的，但看著他們，能夠明白那個心情。」 「牽猴子」用台語來說，大多是指拉皮條，創辦人之一李烈取這名字，則是立意要為好作品、好的創作者與觀眾之間牽線。牽猴子成立初衷，是為台灣電影提供專業的行銷宣傳、發行的服務，十二年來確實專注地深耕台灣。「我覺得專注台灣這件事，對牽猴子是很重要的，就是以台灣本土的影視創作為主，希望可以為這部分奉獻最大的心力。」認真回答的 Ivy，什麼「我才沒有愛做國片」都丟到窗外了，又緊接著說：「但為了公司營運，如果有機會發外片可以賺錢，我們當然還是會做，哈哈哈！ 」看來，她似乎對感動過敏。（笑）

從《翻滾吧阿信》、《看見台灣》、《總舖師》到《返校》，再到《咒》與《流麻溝十五號》，從行銷發行開始，與本土影視同舟共濟，逐漸掌握資源參與製作，整合台灣影視上下游能力的同時，見證電影產業在現代消費娛樂爆炸與後疫情時代的變化。這，是牽猴子的十二年。

而繼《怪胎》後，徐漢強導演的《鬼才之道》在今年春天殺青，牽猴子再次投入製作，有意打造全新世界觀的陰間喜劇，野心十足。前導預告釋出獲得驚喜迴響，也印證牽猴子「要讓台灣觀眾主動選擇進電影院」的決心。至於這一城能否再下？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