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悲情城市》的魔幻時刻──專訪國片重映推手褚明仁

在相約採訪的午後，褚明仁才剛結束一場試映活動，匆匆趕回家，領著我們進屋。隨著《悲情城市》數位調光版本即將上映，作為推動本次重映計畫的幕後功臣，褚明仁每日奔波參與試映、相關活動。還未坐定的採訪開始前，褚大哥再翻出手機相簿給我們看正在進行佈展的，光點華山電影館影像穿廊的《悲情城市》經典海報劇照特展設計圖，「你看，我們把復刻劇照，再擺上兩張椅子。歡迎大家有空來坐坐。」展覽直接把電影裡，由梁朝偉飾演的林文清與辛樹芬飾演的吳寬美，在照相館裡合照全家福的經典一幕搬至 33 年後的當今時空。

「晚上我還會過去看看，佈展大概會凌晨三、四點完成，今天要熬夜了。」褚明仁一身活力，一點也看不出今年已是 60 歲。與金馬獎同樣歲數的他，與台灣電影、與《悲情城市》的緣份其實早就開啟，只是多年後再回望一切，才發現多的是令人驚呼命運巧妙安排的魔幻時刻。

褚明仁退伍後的第一份工作，考上民生報電影記者，「我 1988 年退伍，12 月考上開始實習，1989 年 2 月成為正式記者，9 月就去威尼斯影展了。」由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那是台灣的第一次，民生、聯合、中時與自立晚報等四大報都派出記者。

雖然是初出茅廬的電影記者，他對於侯孝賢的電影美學卻一點也不陌生。褚明仁熱愛電影，讀師大附中時，就是視聽教育服務社社長，到了政大新聞系再擔任電影社社長。

褚明仁回憶，當時師大附中受美援計畫補助視聽器材，有一間視聽播映室，每日中午由他們社團負責播放宣導影片到每間教室，他津津樂道地說：「那時候 Betamax、VHS 都才剛進到台灣，都是電器行在賣，沒有什麼 3C 家電行，店家都會自己拷貝錄影帶兼著賣錄影機，錄影帶租金要 500 元──那時候哪有 500元？所以中午我們放片子給全校看，我們自己在裡面吹冷氣吃便當，晚上也會睡在那裡。那時候幹很多壞事，反正隔音牆這麼厚，沒人知道我們租什麼片，《巴黎最後探戈》也是那時候看的。」

大學時期，台灣電影開啟新浪潮時代，新生代導演侯孝賢的作品，褚明仁一部也沒落下，從《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戀戀風塵》到快退伍時看的《尼羅河女兒》，「還有（大學）畢業那年看了《風櫃來的人》，就覺得好屌，怎麼會是這樣拍法。」褚明仁忍不住回味起年輕時觀看的驚嘆。

而《悲情城市》，則是在威尼斯影展的媒體放映場才看的。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台灣新浪潮導演的電影美學也深深感動了國外的導演與影評人，他說，在公布《悲情城市》獲得金獅獎的那晚，當年的評審團主席安德烈・史米諾夫（Андpeй Смирнов）當面向侯孝賢致意，當時就在現場的褚明仁轉述，「他說『這真的是一部很美的電影。』」「他跟侯導說，他喜歡中國詩詞，念過陶淵明的詩，他覺得電影裡面的大塊剪接，讓他看到中國詩詞的詩意。當場最開心的，我想就是廖桑了，他之前就跟我們說他在看杜甫的詩，想把唐詩的意境剪進《悲情城市》。」廖慶松曾說過，他剪《悲情城市》像是在剪杜甫的《三吏三別》。

感動之餘，褚明仁也說，他與其他台灣同業都不忘扮演起愛國記者，每天幫忙關心著當地媒體、國際影評人對《悲情城市》的評價。

談起當年，激情依舊在，與該片演員、導演侯孝賢及製片張華坤都是在那時那刻建立起情誼。「我們住同一間飯店，晚上會去高捷房間聊天，也有吳念真、張華坤和詹宏志，晚上也會問我們要不要去 diaco。我也很愛玩，就跟他們都玩在一起。張華坤之後還曾說過：『以前去跳舞，這傢伙還會砰一下就劈腿，沒看過記者是這樣子的。』」後來跑新聞，褚明仁經常是白天先在這些導演的公司裡混著，接著才去開始採訪工作。

說起這些電影人，多的是脾氣個性，「侯導跟坤哥都是很有脾氣的，找他們講話，他們是可以不理的，可是他們偏偏會理我。」為什麼呢？褚明仁笑著給出四個字：「臭味相投。」也是這股臭味相投，讓褚明仁有機會接觸到台灣新浪潮電影的修復計畫，重回當時的感動。

最感動的是年輕人也產生共鳴。「我看過一個女生的影評，說她爸爸也是角頭，她看電影看到哭。是不是你們的作者？那篇我也讀到哭。」那篇〈永遠是少年──《少年吔，安啦！》與我父〉，如電影裡的角頭，作者黃曦寫下她對父親的記憶，辦公室總有幾位少年吔，泡茶喬事。「讀了那篇之後，我覺得做這個真的很感動。意義就在這裡，要讓年輕人看。」後來的每一場放映，褚明仁都會先問「這部電影今年 30 歲了，在座不到 30 歲的請舉手」，幾乎場場都有半數年輕人，「看到這樣真的很開心。」

《悲情城市》重映計畫的啟動，同樣來自年輕人。9 月 15 日，是《悲情城市》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紀念日，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於 2022 年當日舉辦 33 週年播映活動，褚明仁特別邀請一批年輕人來看，許多人映後還 po 文抒發感想。看到如此回應，出品人邱復生便找褚明仁商量，說他想做重映，「本來他只是修復，想把它保存，但看到那一場週年活動的迴響，讓他決定這麼做。」

邱復生絕對是華語電影躍上國際最大功臣，當時他是有計劃地找上兩岸三地的導演，投資出品華語電影，不僅僅是《悲情城市》的出資者並擔任監製，亦是 1991 年由張藝謀執導的《大紅燈籠高高掛》、1993 年侯孝賢執導的《戲夢人生》、1994 年張藝謀執導的《活著》，以及 1999 年杜琪峯執導的《鎗火》等片的投資者。「這幾部片即使到現在都很難被超越，你到現在跟老外說中國電影，他們還是很常提到 Raise the Red Lantern（大紅燈籠高高掛）。」

談及《大紅燈籠高高掛》，褚明仁再想起魔幻時刻，那是 1990 年的坎城影展，「那天我寫稿寫到錯過一場 screening，在街上散步看到一對男女，女生好漂亮，男生小平頭，很酷，才發現那不是鞏俐和張藝謀嗎？」那年，由張藝謀執導、鞏俐擔任女角的《菊豆》參與坎城影展，褚明仁衝上前採訪，成為台灣記者第一人。隔幾日，他再瞧見張藝謀、鞏俐與邱復生坐在咖啡廳，便以先前的一面之緣裝熟加入，意外地參與了邱復生邀請張藝謀執導《大紅燈龍高高掛》的會面。

褚明仁在民生報當了七年記者，後來到邱復生創辦的年代集團做電影發行，再到龍祥，一路上不離最愛的電影。

採訪時正值重映前夕，褚明仁不時停下訪問接起工作電話，因為除了華山展覽，這次重映計畫也與高雄電影館策劃影像展，展出多項電影文物，「有劉開的原稿海報，也有侯導的金馬獎座。」如此大費周章，是為了盡可能邀請更多人前來觀看《悲情城市》，「這不只是一個修復片，讓老的影迷來回味，這個故事有其寓言性，歷久彌新，更應該讓年輕人來看。」

所謂寓言，是不管當時或現在，陳松勇的經典台詞「隨便他們翻起翻落，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始終刺著台灣人的心，「現在我們居於四小龍之末，也夾在美中兩大國之間，地理位置上又在太平洋第一島鏈。再看到電影你不會特別有感觸嗎？」「有一位年輕的女生看完，說她沒有台灣認同危機，但她有認同焦慮。當她看到電影裡的槍聲、吆喝聲的畫外音，那種恐懼比起看見槍、看見血，還讓人恐懼。」

「所以後來我們想到新的 slogan，『身為台灣人一生必看的電影』。」

當年邱復生看著各國電影人走在國際影展的紅毯上，好生羨慕，決定投資製作能進軍國際的國片，心想「一部不成，就繼續做，做個十部總有機會。」為此，花錢全面提升攝製設備與技術，在同事推薦與侯孝賢合作之下，拍出了《悲情城市》。1989 年 9 月 6 日，《悲情城市》代表台灣電影至威尼斯影展參賽，中國時報有半版廣告，文案標題大大寫下：「沒有陰影，只有驕傲…」褚明仁笑著解釋，「當時很怕沒得獎，被政府禁播，所以才策略性刊出這樣的廣告。」而當年的文案標題，如今則出現在重映版本的預告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