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日記》：少年、少女，與攝影機後的目光

《死亡日記》（The Virgin Suicides）在 1999 年坎城影展世界首映，是導演蘇菲亞・柯波拉（Sofia Coppola）在 28 歲完成的首部劇情長片，該片改編自美國作家傑佛瑞・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的同名原著，由攝影指導 Edward Lachman 掌鏡，法國樂團 Air 配樂，Kirsten Dunst、Josh Hartnett 等人主演，為柯波拉的作者生涯開端打下基礎與鮮明印記。若要嘗試描述《死亡日記》的劇情，本身便存在一定程度的弔詭。電影故事關於死亡的少女，而她們的死亡本身是個謎團。電影的主要觀點視角從來不在她們身上，我們從牧師的角度、從父母的角度，從主要敘事的男孩角度去觀看她們，但她們的心思從未被揭露。

身為一個觀眾，若嘗試從劇情揭示的破碎訊息來串聯一個合理的敘事，諸如未被滿足的愛、可能吶喊與介入的時機點，「當時如果能夠，事情便不致於此」的想像，便將很快感覺自己落入主要敘事者男孩群的處境，正如他們的自覺：這一切都只是未能被拼湊完整的符號或訊息碎片遊戲，真正的主體已經離開了，留下來的只是空白的拼圖板。又或者，當我試圖從電影中尋找一些社會訊息，如七〇年代的美國郊區、青少男青少女的世界幻想、中產階級的煩惱、軟弱的父親與保守的母親，則開始感覺自己的位置與電影中的小道記者高度重疊──我們當然可以解釋這個世界，但選擇一種觀點之後，被捨棄的部分是甚麼？

《死亡日記》電影劇照／東昊影業 提供

《死亡日記》是個關於敘事角度的電影。關於死亡與失去的故事，未知的部份像是無法觸及的一團謎。如果我們以劇中男孩們的視角投入這個故事，它就像是苦澀的童話，自認的勇者們並沒有成功從封閉的古塔中救出公主們，古塔隨著死亡的陰影永遠封閉；隨之死去的也包含男孩們心裡童話視野的終結：世界存在著神秘與不可理解、不可碰觸之物，「不可觸及」冰冷地阻擋了青春的無限擴展。如同崔普方廷在性交後的隔日獨自離開球場──當然，他是個垃圾，正如紙條上寫的那樣──但他對童話的理解也就此宣告終結，他與「之後再也沒能體驗過的愛」的關係在那時結束。所有的一切都比想像中更為苦澀，我們假設改變某些決定可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但是一切似乎同時無法逆轉，如同對著洞口喊叫，卻聽不到回音。

少女的青春故事在這裡產生另一種弔詭，她們理應不是古塔裡的客體，不是男孩青春傷痛的道德教訓，甚至不應該是「神秘與不可碰觸」的象徵本身；然而，貌似柯波拉一貫對於「埋藏在武裝下的脆弱男性特質」保有好奇或同情，使得這部電影對於男性的理解，做得比尋常男性角度的青春故事要來得更細膩。男性有時候難以代言自己，而祈望來自某個成熟姊姊的理解──在這個故事，柯波拉身為作者本人，與在她鏡頭中被描寫的男孩們，似乎一定程度地建立起這樣的關係。我們同時身在故事的兩端。

《死亡日記》電影劇照／東昊影業 提供

《死亡日記》的時空設定是常見的回望，電影在 1999 年問世，但隨著特定角色的記憶回到七〇年代。即將被砍倒的病樹與荒唐的防毒面具派對都像是被迫推入成年世界的嘔吐反應，男孩回憶的口白仍舊帶著稚嫩的語氣，除了方廷的訪問之外，其餘所有片段看起來都像是回憶畫面參雜幻想之後的再組織，這使得電影的故事帶有曖昧氛圍。當電影尾段，鏡頭在悲劇發生後轉向一只舞會皇冠，它在畫面中看起來同時可以理解為創作者的有意提示：透過特寫看向這裡，因為這裡有角色內心景況的線索；卻又可以像是男孩們有意為之的符號解讀：這個物件可以幫助我們解釋不可解的謎團，但這個連結只發生在角色的心中。

循著這種分裂，《死亡日記》從多角度的觀看視角中浮現出身為敘事者的風格化處理。Kirsten Dunst 的對鏡笑容，方廷初見她時、眼睛放光一閃而過的特效，或是刻意出現在荷爾蒙炸彈後的父親無言畫面，構圖中三人擠在一起的幽默感（又或是那個對於裙裝的、有點難以置喙的透視），導演奇妙的玩心似乎與故事中的少女同步具有存在感。少女們外顯的模樣不只是角色「本來如此」，也是電影創作者遁入其中之後的某種姿態展現。這對電影來說或許再自然不過，但在《死亡日記》當中，視角的堆疊尤其讓我們難以忽視這個特性。

如同開場從燠熱氛圍切換至少女室內場景的剪輯，配樂斷裂、視覺空間也隨之變化，在敘事上的主觀主導性讓電影在這裡有多重的層次：首先，在特定幾場戲當中，我們假設自己在客觀地觀察角色，他們各自顯現他們的狀態與立場，比如 Kirsten Dunst 在餐桌上對男孩的戲弄，這場戲隱隱讓人想到若干年後的《魅惑》（The Beguiled，2017），以一種奇妙的方式互文，展現欲望，展現封閉的女性群體與其中異質的男性介入者，也展現某種介於危險與嬉戲之間的互動；再來，在男孩的主觀敘事中，我們則感覺到敘事在此處順從一種青春傷感的回溯，觀眾順著他們記憶的潮流經驗這些故事，最後引導向參雜懷舊、悔恨、憂愁的無止盡感傷情結，如同每一種對不可逆理想世界的欲望；而超出此兩者之上的是柯波拉的風格處理，故事不只是故事，觀眾時不時地被友善提醒，應該對眼前的事物感到疏離。少女並不是真正的少女、男孩不是真正的男孩，但是，電影嘗試透過他們懷抱青春的傷感，同時是不被理解與難以捉摸的象徵，也是渴望理解與親近後的必然挫敗。

《死亡日記》電影劇照／東昊影業 提供

在最後，我們可能一定程度迷失在這個故事中，不管它的指向為何，不管這些一定程度上被強化了性形象、在男孩的拼貼世界中浮現又消退的少女們，究竟是讓人感到挑釁、不可捉摸，或只是又另一種屈從，屬於柯波拉的一束迷幻敘事仍然在過程中成立。在 Air 樂團〈Playground Love〉下的午夜與清晨，《死亡日記》找到一種特定的方式去傳遞對青春的多愁善感，它從此岸與彼岸中跳脫，不論令人獲得力量或是反之感到沮喪，似乎只要承認撕裂的痛苦依然存在，橋接兩個世界的通道就能被電影支撐。

青春是否總是如此蒼白離地，或溺己如沉吟囈語──或許皆非全有全無，但《死亡日記》讓我重塑感受，過去的世界依然存在，它的某種特定知覺被電影承認，我們因此得以望向不足為人道的少時傷痛，與至今無法跨越的匱乏與不滿，在離開電影構築的憂愁情緒之前，回頭再看一眼。

《死亡日記》電影劇照／東昊影業 提供

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