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美麗與血淚》──讓美麗在片刻等於血淚

Droll thing life is that mysterious arrangement of merciless logic for a futile purpose. The most you can hope for is some knowledge of yourself that comes too late──a crop of unextinguishable regrets.
──Joseph Conrad, from Barbara Holly Goldin's note

生命的荒謬就是莫名的安排，僅僅出於殘酷的邏輯與徒勞的目的。你唯一能做的只有對自己遲來的體悟，與無盡的悔恨。
──約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寫於芭芭拉．荷利．高丁筆記上

我在波士頓讀攝影的時候非常苦悶，因為我其實過去都讀歷史，很晚才轉去學藝術，而藝術學院裡面的氣氛對我來講非常地陌生，我急於掌握某種攝影或是藝術的技術，可是我覺得每天我都在不斷地 critique。我因此萌生了退學的打算，但是又為這個半途而廢的決定感到非常沮喪。我記得有一天，我看到一本攝影教科書裡面提到了 Nan Goldin，然後我發現她竟然跟我是讀同樣一間學校（SMFA），而且她也讀了一年就輟學。在那個當下，我覺得我得到了某種撫慰──如果像她這樣的厲害攝影大師也曾經有這樣的經歷，那好像我眼下的掙扎也不算什麼。這是我第一次認識 Nan Goldin。

後來我慢慢開始了解攝影與藝術，我進一步認識到 Nan Goldin 在攝影藝術的地位，這時候的 Nan Goldin 不再是一個過著波西米亞生活的邊緣藝術家，一個不能忍受藝術學院體制的叛逆份子，而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大師。特別是當我要處理到私攝影相關的主題時，一定會面對這一座巨大的山。我記得有一次我去紐約駐村，我在 MoMA 的展覽裡面，第一次看到 Nan Goldin 的真跡，我當時完全被震撼了。因為我現場所看到的照片，比起我在教科書裡面看到的圖片更加精細而且具有張力。我心中不由得出現了一個疑惑，究竟這樣的照片是抓拍還是擺拍？

事實上，這牽涉了 Nan Goldin 作品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作爲一個私攝影大師，她往往被推崇沒有安排、不加矯飾、彷彿具有某種本真。然而這是真的嗎？事實上很多評論家懷疑 Nan Goldin 的照片之所以如此精美，其中必然有某種安排。這件事之所以關鍵是因為，我們認為攝影的本真性必須建立在沒有安排之上。然而這裡有兩個需要討論的地方。第一是攝影真的可以做到無所安排嗎？確實攝影具有一種「自動化」特質，這暗示攝影可以無需人的干預，然後純粹地記錄下眼前的真實。整個現代主義攝影可以說都與此信念相關。當這些攝影大師使用相機時，他們真的認為相機可以「純粹」、「直接」地捕捉到對象。可是站在後現代的立場，現代主義攝影未免太過於天真。攝影無論如何都處在一種建構的脈絡當中，不僅被拍攝的人可能在鏡頭前面進行表演而非展露自己，相機本身也是歷史、文化與科技脈絡的產物。更不用說拍照過程當中攝影者與被攝影之間存在的權力關係，這讓純粹這件事根本無從發生。

另一個問題是，所謂的本真是什麼？事實上本真並非單一定義，而是混雜了不同的概念，包含：

「對象先決」，指照片表現的是對象而不是畫面的形式；
「作者現身」，我們覺得「真」的照片是那種有作者現身的照片，像是 Nan Goldin 拍攝自己被毆打的臉；
「底層生活」，有些時候我們覺得真，是因為照片之中展露了私密的關係，像是荒木經惟拍攝他與陽子的蜜月旅行，又像是 Larry Clark 拍攝那些深陷毒品、暴力的年輕人；
「業餘」，「真」有時也與沒有安排，或是一種素人感相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很真的照片，常常看起來構圖歪斜、畫質低落，然後使用閃燈直打的方式。這並非他們技術不好，而是這些手法是一種業餘的象徵；
「意圖真誠」，有的時候「真」指一種意圖上的真誠。譬如張雍說要成為攝影師，先要成為一個好人。當我帶著這種解構的眼光去看待本真的概念，Nan Goldin 在我心中便不再神秘。

直到我看到 Nan Goldin 的紀錄片《所有的美麗與血淚》（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坦白說看完有點失望，我覺得紀錄片是不是有一種套路，特別是以人物為主的：一開始是一個現場，接著切入回憶，接著描述痛苦，然後情緒持續堆疊，最後迎接結局。在這個結構當中，一件事件似乎都是由個人所發動的，結構性的問題往往著墨甚少，善惡的對立也變得很刻板。

但是這部紀錄片也有動人之處。影片包含了兩個部分，一個是 Nan Goldin 私人的生活，一個是 Nan Goldin 與一群人發起對賽克勒家族的抗爭行動。表面上看來這兩件事的關係是因為 Nan Goldin 自己也長期深受藥物濫用問題的困擾，所以她的生命經驗成為她起來抗爭的重要驅力。在片中她便曾經在法庭上作證，說明使用藥物的危險，並且希望有關當局能夠正視如何救助的問題。可是當我看到片子的最後，提到 Nan Goldin 寫的一段話，我忽然意識到其實真正的核心是看見人的痛苦。

生命的荒謬就是莫名的安排，僅僅出於殘酷的邏輯與徒勞的目的。你唯一能做的只有對自己遲來的體悟，與無盡的悔恨。
──芭芭拉．荷利．高丁

Droll thing life is that mysterious arrangement of merciless logic for a futile purpose. The most you can hope for is some knowledge of yourself that comes too late──a crop of unextinguishable regrets.
──Barbara Holly Goldin

芭芭拉．荷利．高丁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就是一個有自我意識以及同志性向的正常人。可是 Nan Goldin 的父母無法面對這樣的小孩，因為他們自己是不正常的，於是他們把她送到孤兒院，然後造成她長期的抑鬱最後自殺。這件事成為 Nan Goldin ㄧ生的痛（我懷疑《康士坦丁》裡面姐妹的原型是不是來自於 Nan Goldin 跟她姊姊的故事）。

在紀錄片當中，Nan Goldin 可以無懼於財閥，可以暴露自己曾經做過性工作，可以對一切事情侃侃而談。但是她卻在談論她姊姊的時候談不下去了。在她心裡有一個深沈的憤怒，那就是為什麼她的父母要否認這一切，這就像當人們使用藥物，當人們身患愛滋，當人們被各種各樣命運莫名的安排所苦，為什麼人們不能看見這些痛苦。而 Nan Goldin 以及那一整代人在做什麼？他們不是一群邊緣人需要文明世界的承認，他們是一群文明人希望啟蒙正常世界當中的野蠻人，希望那些衣冠楚楚的原始人，能夠從偏見、無知與利益當中稍微地掙脫。而實踐這件事的第一步，就是不能否認關於世界或是關於人的真實。這是 Nan Goldin 對於攝影最強烈的動機。

當我理解到這件事，我對於她的攝影當中是否擺拍，以及本真到底是什麼的問題有了新的看法。對於 Nan Goldin 而言重要的不僅僅是真實，而是真實如何被看見。後者其實仰賴兩個條件，一個是在場，一個是形式。在紀錄片當中，我們可以看見 Nan Goldin 在佈置展覽的時候是多麼地講究。她並不是像我們以為的那樣，僅僅關注照片之中的對象，事實上她也關注照片與照片在形式上的關係。當她與夥伴進行抗爭的時候，她們也很細密地考慮抗爭行動的效果，譬如製作染血的鈔票然後從美術館的頂樓灑下來，這些都說明了 Nan Goldin 對於形式這件事有強烈的意識。

但是更重要的或許是，攝影與在場的關係。當她拍下一張照片，那張照片證明了她與她的朋友、情人曾經在同一個現場。但與此同時這也證明了那個現場不在，然後慢慢地慢慢地，現場的感覺全部消失，我們只是目睹一張照片。這個無情的事實提醒我們，下一次我是否能夠拍到更具有生命力的畫面，然後他們就會在照片之中持續比較長的時間，讓我們覺得生命不是那麼殘酷與徒勞，讓美麗在片刻等於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