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04

By 蔡曉松

《緝魂》:台灣電影尋訪類型特色的有成、遺憾與未竟

自《目擊者》、《紅衣小女孩2》之後,程偉豪暌違四年再推出犯罪懸疑電影《緝魂》,融合靈異玄幻、科幻驚悚等等多樣類型於一爐。故事描述張震飾演的名檢察官罹患末期癌症,希望在過世前能繼續為家庭有所付出,於是接下一起撲朔迷離的名門兇殺案件,這起案件卻將對他產生驚人影響。

程偉豪帶著他翻玩類型的功底回到《緝魂》,電影中能見到程出色的執行能力、對於臺灣電影工作團隊的整合力道,幕前方面,張震與張鈞甯的演出充滿情感張力,一眾配角的表演也整體出色,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在《目擊者》就有傑出表演的李銘順。對於《緝魂》,我們似乎可以看見程偉豪往一個方向走得更深,劇本比起《目擊者》更複雜,對於多重轉折的故事趣味也更深入,編劇鋪排從犯罪懸疑片型,一路走靈異再到科幻,加上多種的誘導與障眼法,逗觀眾玩的魅力是存在的,並可以辨識出作者本身的類型趣味。程偉豪有想法,也有對應的執行力,這是臺灣商業電影一筆值得註記的成績。然而,在許多因素影響下,《緝魂》似乎有些未竟的遺憾,以下嘗試提出並討論之。

首先,《緝魂》故事發生在臺灣,但除了角色口音、時而出現的台語對白之外,整體故事觀感卻與臺灣抽離。當然,類型電影的趣味不一定要與社會寫實呼應,臺灣許多導演嘗試拍攝類型片,最後卻總是回到作者個人對於社會寫實的偏好,或是某種特定的人文關懷,而失去娛樂性與戲劇重心。類型作品有時候因此失敗:觀眾進電影院尋求刺激,最後卻感受到說教、說道理、老套而不耐。然而也有時候,類型電影會因為無法提供觀眾驚喜而失敗:觀眾進電影院,只得到預期內的元素重現,依然沒有樂趣。

雖然難以找到合理正解,但這正是電影值得玩味的纖細美感:該如何把持虛實之間的脆弱平衡?它的寫實設計是否不致枯燥,它的虛構面向是否又能在趣味性上超越現實本身,提供給我們一個不同版本的現實?

程偉豪向來是一個在類型趣味/社會觀察的平衡中把持有度的導演。他在台北電影節獲獎的短片作品《狙擊手》(2009),開場是一組特警隊員與電玩宅男的交叉剪輯,特警隊員扣下板機的一刻,剪輯到 CS 中的狙擊鏡視角,這或許是預算有限底下的藏拙,但這組剪接同時很有魅力,去把兩個不同階層的男性在摸索、理解、表現男性氣質的方式互相連結。這種糾纏不清的呈現,似乎能撐開一道隙縫,把我們一直在想,但缺乏被公開討論的事情呈現在銀幕上頭。

類型趣味向來是跟社會觀察不相悖的。程偉豪的前作《目擊者》以羅生門式的故事打底,不僅僅是角色口中的真相眾說紛紜,更是以「羅生門」對於人心自利的傾向提出質問,觀眾除了類型趣味之外,亦能看見故事中的都會蒼涼氛圍。程偉豪將剛剛經歷地獄般自利掙扎的主角流淚畫面,往下一個鏡頭剪接進臺灣高速公路的川流,亦把對於臺灣都會生活的理解加進電影中。

在《緝魂》,電影故事卻離開我們熟悉的臺灣社會。片中「近未來科幻」的設定提供些許想像社會發展的可能性,但更多的是抽離。《緝魂》改編自中國科幻小說《移魂有術》,原著底本本身便抽離中國社會樣貌,以一個具黑色電影意味的架構去講短篇故事,精神病院、萬貫家財的富豪、錯綜複雜的犯罪陰謀,照應出所謂的「人性醜惡」,程偉豪改編之後的劇本,雖然把地點明確標註在臺灣,但對於科學倫理、性別意識、司法程序的描繪卻仍略為浮空,並沒有太多能與臺灣這個故事地點對話的元素。

當然,故事中仍有下重手、實打實的環節,也就是程揉合自己的生命經驗,以主角夫妻的互動來回應自己對父母的理解,是相當私人的面向。我們或許可以說,這組故事線確實在電影裡有種特別的氣質,少見地又把電影裡的類型展現,拉回臺灣作者對於都會人文與生命經驗的重視。但整體來說,《緝魂》的氛圍常在玄幻奇情中徘徊,我們聽到一個非常驚人的故事,具有多重轉折,但缺乏更多細節去維繫一種整體性的觀察。

《緝魂》在中國市場表現也堪稱亮眼,據聞臺灣上映版本與中國龍標版有六分鐘的差異,在我們能比對這兩個版本,進行一些更細緻的比較之前,要斷言《緝魂》是有屈就於中國市場,或許只是粗暴的假設,電影反而更因「如此尺度、如此議題(玄幻、性別)竟能在中國映演」而令許多觀者驚豔。然而,我在某種程度上也因此聯想到杜琪峯的《毒戰》(2013),它在尺度上突破中國院線的限制,價值觀也位在挑釁邊緣。今天回頭看,《毒戰》卻只是驚鴻一瞥,像是一場未成功的革命。這或許也是理解《緝魂》成功面向時不能不慎的一面。

往下來看,以情節為主導目標的電影,對於故事片段的嚴謹常會有時刻抽離。當然,程偉豪的作品是注重細節的,我們無法忽視《緝魂》許多出色的情感刻劃,其中較多體現在張震飾演的梁檢,張震與程偉豪共同將一個癌症病患的心路情境刻畫在銀幕上。但我在意的部分,更多是情節驅動下的妥協。比方說,梁檢親身出現在追捕王天佑的現場,這個場景的功能,似乎在於成全「阿爆以出色的反應能力保護梁檢」的戲劇性場面。就這個場面的效果來說,這個安排無疑是成功的,但它緊接著讓人懷疑罹患癌症的梁檢,以抱病之軀將自己置身於極端環境的判斷能力,或是整個偵查程序的安全性。

在大多時候,創作者並非缺乏田野調查,而是故事寫作的戲劇性場面,與現實說服力常形成兩難。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是「比觀眾更不懂」,而是「看到兩個觀眾可能會要的東西,最後選擇其中一個」。而這種兩難處境的創意判斷也常與作者個人趣味,或是創作環境的特色與限制相關,這正是電影創作的精妙所在。《緝魂》時會出現干擾因素,比方梁檢在記者發布會上提出與案情直接相關的科技倫理質疑,在程序理解或是實質偵查進展的考量上,都是有點匪夷所思的宣告──司法人員在集團發布會上做出直接提問,看來是會上遍各大媒體頭條的事件;或是,基於命案偵查,梁檢取得住宅房間內全程之監視錄影,不知何謂,總有司法調查權被濫用的直覺。這個環節可能讓觀眾反思,梁檢能取得如此危險的資訊,是否完全取決於我們相信他是一個為人正派的英雄?

面對相似問題,程在《目擊者》中透過具有道德灰色地帶的「喝茶、喬事」文化去解釋,這種解釋方法,甚至可以幫《目擊者》增添合乎命題的趣味,但《緝魂》的梁檢看來尊重法治,缺乏對類似事項的反思便讓人有些困惑。

最後,《緝魂》封閉的故事,在個人趣味面向上讓我有點遺憾。當我聽到梁檢重複第二次在輪椅上說出「我有個推理,你聽聽看」的時候,我好像看到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安樂椅神探出現:一個行動力欠缺,只能在輪椅上閱讀案情的(或許退休的)檢察官,在刑警妻子的協助下破案,他有性格、有口頭禪,有清楚的視覺形象。或許如果這個角色有更多被延續的可能性時,臺灣電影就會出現一個可供辨識的人物?

我已經很久沒有在臺灣類型電影裡看到一個可被辨識的主要角色,若我們拿「東西合璧」的臺灣懸疑驚悚片《雙瞳》來參照,梁家輝飾演的警官黃火土身上可能有一點這樣的火花,他對臺灣民俗信仰的理解,可以跟大衛.摩斯飾演的 FBI 探員所代表之無神論、科學觀點碰撞,去產生一種對立趣味,身為一個尊重民俗信仰的警察,以黃火土為主要觀點的想法也是有趣的,他並沒有被完全抽空成為一個功能型人物(郎雄飾演的道教專家填補了這個位置),黃火土有他自己的掙扎,但也有價值觀對於他個人行為判斷的影響。這是不是能成為一種可供辨識的特色?再說回《緝魂》的梁檢,也有這種可能性存在,但較像是一閃而過的趣味,因為電影很快就被拉扯往其他類型與不同方向。

《緝魂》當中,程偉豪有意設定一些臺灣民俗元素借入,例如我們在張鈞甯飾演的阿爆車上,可以看到前頭懸掛許多平安符,梁檢對這些平安符會有甚麼看法?之所以書上的「陰陽」能打動梁檢推理案情的可能性,是否有其他與生活經驗相關的因素影響?(最簡單的比較方法是,想像一位好萊塢電影裡的警探看到陰陽二字,他理解到的東西會跟梁檢一致嗎?)在「夫妻/同事」這個第一層設定底下,梁檢跟阿爆是否還有可能產生更多針對案件本身的互動?當然,我們並不是要說,只要樣板式地強化這種特色,趣味就能直接地提升,但是梁檢身為一個臺灣檢座,他碰到一個非常玄奇的案件時,會怎麼思考、會有哪些反應?如果其中缺乏一種可供延續與被辨識的特色產生,這些聯想就都只能停留在閃現的趣味。

到頭來,我的想像是,黏貼各種類型是創作中必然的過程,《駭客任務》(The Matrix,1999)從日本動畫元素借師,結合香港功夫電影、西方宗教元素與對於文明發展的焦慮感之後,最後卻自成一種完整的形象;十五年後,《捍衛任務》(John Wick,2014)尋著前者的痕跡往下找新的元素,這次我們看見基努.李維的明星形象被加上 B 級動作電影陳套、加上槍型、加上東南亞武術明星,再自成一格之後,未來又會有甚麼東西可以借走 John Wick?臺灣電影有沒有可能在黏貼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特色,這種期待對我們來說太早了嗎?或是正有一種重新想像的必要?

《緝魂》讓我回頭去想,我們在等待的會是甚麼特色呢?臺灣電影能夠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特色人物嗎?我們能期待他去解決某些問題,或是把矛頭指向更大的力量嗎?他的性格會是甚麼,弱點又會是甚麼呢?他會屬於廣義上的東方、東亞各地,屬於華語圈、包括新馬華人文化,或是特別屬於臺灣呢?這可能是我回到觀眾身分後的莞爾,因為我對梁檢最大的同理,來自他在某個感性時刻,直覺提出自己年輕時吃過一家滷味攤,跟老闆有一些日常對話,進而產生一種渴望被關懷的記憶重述。這個敘述是很簡單、一帶就過的,也離所謂「特色」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我實務上相信它可能發生,這種居地經驗能被反映在故事裡,能夠打動觀者,哪怕是非常簡單的元素。

這種不斷試圖從人物中辨識出特色的執著,成為我在觀看《緝魂》時反覆的驅力──有個我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概念/人物,好像已經很接近身旁,我們在等待的,只是該如何叫出他的名字。

全文劇照提供:威視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