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14
By 黃曦
把槍舉起來,然後放下期待──專訪《愛是一把槍》導演李鴻其
33 歲的李鴻其以第一部導演作品《愛是一把槍》挺進威尼斯影展就拿下「未來之獅獎」(Lion of the Future),國外影評人對作品的評價是生命力壯盛、生猛的存在。而李鴻其和他的作品一樣,很真,很悍,但更往裡面挖,會發現他不只是看似乖張的頑石,還是承接著記憶的沙子。
受過傷的人總是多話,他把話都寫進電影裡了,交付出去的槍,其實是生命的脆弱。
前陣子遇到一個導演,他對我說在評論裡將自己太誠實地交出去是危險的,寫進去的內在經驗會變成子彈,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對你開槍。同樣的問題我也問了李鴻其,在電影裡太誠實的創作者,應該很容易受傷吧?
甚至他還自己跳下去,自編自導自演。觀眾總會忍不住認為蕃薯就是李鴻其本人,看著他,我其實也覺得他身上還有著老鼠和小張的影子。
「『yaki-imo』是烤蕃薯的日文音譯,因為我的自然捲,以前都會都會被叫『啊──Q 毛』,後來被叫『Akimo』,之前我覺得這是挑釁,因為蕃薯是沒有價值的作物,在金山的小孩都是直接在路邊撿地瓜來吃。」
他其實已經講得夠清楚了。
電影裡面,蕃薯騎腳踏車經過的就是蕃薯田,他家後面也是蕃薯田;穿著不合身的西裝來到台北求職的蕃薯就是一個「俗」字,沒有良民證的他就是俗又自卑。李鴻其當然可以設計一場戲,讓蕃薯在半醉不醒的狀態幹譙命運不公、生活不平,但他不想。
蕃薯在海邊做出租陽傘,蕃薯沒有想搬到台北──因為他不想。
李鴻其和蕃薯的不想,都是不願再多做解釋。他知道有些人會看不下去,但這次,他想拋開所謂的「電影語言」重新拍電影。
「電影是從故事快結束的時候開始拍的,一些事件真正的後座力,其實是在事情發生之後才會開始蔓延的,而這很恐怖。我想呈現的是『感覺』。」
帶著江湖色彩的電影當然可以找來一個武術指導,寫實地拳拳到肉;但他選擇拍一座平靜的沿海小鎮,轟地傳來一聲槍響,再放一場煙火──有一群人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如果拍帽子和蕃薯吵架時的叫囂,『按那!你是欲按怎?』當然可以呈現台灣社會的寫實面貌,但我想捕捉的是在衝突結束之後的安靜,電影可以捕捉這樣的魅力。」
《愛是一把槍》找來的主創和演員幾乎都不是專業出身,李鴻其在面對電影時,只當自己是學生。沒有當過製片人的製片、第一次拍長片的攝影和美術、只錄過吉他聲音的錄音師,還有「寶貝檳榔攤」的 Lulu、以前一起玩樂團的帽子,這樣的一群人,曾經見證過生活的真實,因此,長出來的韌性就比虛構的創作還要迷人。
親近、靠近,也不感到虛假,那是來自生活的凝鍊,而非來自「電影」。李鴻其每天和劇組、演員一起吃飯、喝酒,聊生活裡的人和劇本中的角色的交會,從真實人生所交織出的影像,是他想透過創作的過程和產出的作品,重新回頭思考電影存在的意義。
電影的本質是立基在「寫實」之上,越是生活感的場面,才會出現越多的戲劇性,那是人間的荒謬與人性的複雜。也因為他一直在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觀察世界的方式進到了電影裡,就長出了屬於自己的作者電影。
片中向蕃薯要錢的母親從未真正現身過,沒有母親的形象和角色建立,李鴻其很常被問「媽媽的角色原型是什麼?」,他覺得煩,這真的有需要講嗎?──拍一部作者電影,卻又被安上不適切的期待,就像影中人對蕃薯和他僅有的那把槍,都安上了自己的想像。
李鴻其開始思考,建立了角色的形象和背後的故事,真的就能讓所有人都理解角色嗎?
「在一個派對上的自我介紹有其必要嗎?真的認識一個人的時候,是你透過他的言語,理解他的想法、感受,就算你不知道對方的年紀、出身背景,也能從中得到一種感受,辨明自己究竟喜不喜歡這個人。沒有了標籤不也能聊得很開心嗎?這不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嗎?或者──這才是真實的,不是嗎?」
他眼底的真實,是一代年輕人和自己的心靈競賽。原本劇本有百分之八十的場景都在台北市,李鴻其想拍番薯跟女友 Lulu 的相愛與相恨,他想拍這些離不開台北,覺得回家沒有意義的人,但後來碰上疫情,只能回老家金山拍。
李鴻其是註定般地必須回金山拍片,蕃薯是覺得待在金山沒有哪裡不好的。但蕃薯不可能不知道待在金山看起來有多憋,幾代下來的年輕人都面臨著同樣的宿命,仍被命運壓著打,被迫困在上一輩的箝制裡。
片中,蕃薯為了幫母親還債又開始回去混黑道,李鴻其交給飾演蕃薯的自己唯一的問題是:「你要怎麼選?」番薯的選擇,是順應一切,但仍有所期待。
李鴻其在還是蕃薯的時候,只是將自己對角色、生活、世界的理解透過表演傳遞。但變成導演,就要給出更多的。
前幾日李鴻其在《釀電影》的 Instagram 上當客座主編,有讀者問他「表演者與導演身分切換之間,感受最大的不同是什麼?」他的回覆是:「表演者要照顧導演與演員的情緒,導演則是要照顧所有人的情緒。欸?但我自編自導自演,那誰照顧我的情緒?」
對,誰來照顧他的情緒?
回到片名「愛是一把槍」,因為 LuLu 愛蕃薯,所以希望他可以搬到台北;因為帽子愛蕃薯,所以希望他可以回去混黑道──蕃薯手上的槍變成了他人解釋蕃薯的「存在」的唯一解釋,於是愛真的成了一把槍。
「我什麼事都沒有做,而是世界莫名其妙地就變成了這樣。」李鴻其說,這是每一個人在二十幾、三十出頭的年紀時,想要掙脫卻沒有辦法離開的狀態。他又給了自己第二個問題:「你幹嘛硬要做不快樂的事?」
在蕃薯和七號同學第一次跑到海邊的晚上,兩人面著煙火所迎接的是嚮往,對蕃薯來說,他們一起的時刻是他的化外之地,是他可以暫時停下生活,可以被拯救的時候。
片中少數出現配樂的幾場戲,是在電影開場的海邊,是蕃薯一個人搬著陽傘走在沙灘上,是他和七號同學在抽大麻,是他舉起槍指著頭的時候──那是他內心的澎湃,是他在沒有辦法選擇的生活裡面,少數擁有選擇的時候。
命中缺水的蕃薯跑進海裡,游向龜山島看似是命中註定,但這是他真正地理解──不抱期待地去愛一個人,才能在精神上自由。於是,他有了選擇的機會,選擇把交出去的槍拿回來。
舉起槍,放下期待。
他游向了島,變成一隻巨大的烏龜,不過問死生,不過問離開或是留下。
蕃薯的逃跑也只是一種選擇,所以他在最後笑了。他穿回不合身的西裝,鞠躬,點菸,開槍,笑得很小、很少,然後離開。對李鴻其來說,至少蕃薯在最後一刻是自由的。在所有人都不活在當下,而是活在對未來飄渺的希望裡的時刻,蕃薯已經是超脫的。
電影拍完之後,有人告訴李鴻其「你成功了」、「你失敗了」,但無論結果是如何被定義,他想做的就只是擁有選擇的選擇,並且放下期待。
劇照提供/好威映象
攝影/ioauue
採訪、撰稿/黃曦
責任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