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春）》：生命的寂滅之理

第一次，發現人不會有更好的命運

《青春（春）》在坎城影展播映後，王兵是這麼說的：「中國人的命運就是對強權的屈服。於是，剝削就自動地在織里發生，反抗是明滅的星火，根本難以燎原。」王兵從 2014 年拍到 2019 年，距離繁華夢遠的織里鎮上，機杼聲彷彿蓋過一切，搭配著刀郎、羅志祥、李玖哲、蘇永康等中港臺流行金曲，青年的青春愛戀就在這裡，而命運也在，但沒有更好的了。

很多人都說《青春（春）》殘酷，第一次看片的時候，我的目光全放在社會結構上，一群十幾歲、頂多二十歲出頭的孩子，多半只有初中學歷，從家鄉來到紡織廠賺錢，店面在一樓，工廠在二樓，集合宿舍就在更往上一階的三樓。

在電影結束拍攝的 2019 年，馬雲公開表示「996 加班文化」實為勞動者巨大的「福報」，年輕時不「996」，什麼時候才要「996」？

「996」亦即：早上九點開始工作，每天工作九個小時，每週工作六天。紡織廠的工作機制是一款衣服一個工錢，每月底由工頭結算每個人做了幾件衣服，可以換得多少錢──做一件衣服到底幾塊錢，都是月底才會知道的。

片中的年輕工人即使對工錢不滿意，也只是團繞著工頭抱怨幾句，他們根本不曉得群體的眾聲喧嘩該如何集結，並與資方談判，更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被扒開衣服地剝削著。日日裁布、對門襟的青少年男女真的沒有更好的命運，聊著戀愛話題時手也沒停歇過，這並非是甘於被剝削，而是個人之渺小，使得他們被推著只能成為工具，也只能在這裡度過青春。

《青春（春）》電影劇照／金馬影展

第二次，發現電影沒有要做到什麼

影中人加工衣服，就算被命運降服，看上去也有些歡快；王兵也織著衣服，但極力抗拒讓影中人成為言說立場的工具；而花錢進戲院的我們，透過王兵的錄像所看見的我們不曾見過的真實，我們必須從中解讀、感受什麼？

王兵的鏡頭所呈現出的親密與自持，體現了社會現實和紀錄片拍攝倫理之間的兩難。如那幅《飢餓的蘇丹》，攝影機背後的記錄者，究竟能為「現在」做什麼？做不了什麼的我們，豈不是在旁觀他人的痛苦？

王兵所留下的片中的「現在」是人類史上必須的存在。再看第二次《青春（春）》，發現王兵留下的除了青年的個人生命史，還有青年面對攝影機時的無知。赤誠面對攝影機的被攝者們，其實並不明白攝影機的力量。他們並不清楚，自己的生活影像現在被多少人給觀看著。李勝楠不會看見母親與工廠老闆面對她未婚懷孕的對話，只有觀眾會看見；陳妮不會聽見尹光晨獨自回到房裡播的那首道愛的歌，只有觀眾會聽見。

電影其實做不到什麼，至少對現在來說是這樣。

王兵的《黑衣人》以劇場形式捕捉文化大革命在音樂家王西麟身上留下的迫害，逼著所有觀眾在 60 分鐘裡，回顧已經被架空的歷史，這是他要眾人與他一起凝視深淵的痛苦，看一段不被承認的批鬥，是如何將一個人摧毀。

王兵的舊作《死靈魂》（2018）花了十三年紀錄在 1957 年至 1958 年間，被認定是「右派分子」而被送往夾邊溝進行思想再教育的倖存者們。他們的肉身與精神被消磨殆盡，僅僅只剩活下來的團塊，可王兵並無意為其抗辯，或為歷史辨明公義，而是欲探其本真，在歷史、軀殼、血肉底下，作為一個「人」的存在。

電影並沒有非要做到什麼，至少對現在來說是這樣。

《黑衣人》、《青春（春）》和王兵過去的所有作品中，有著同樣殘酷的事實──真實的時間將消磨肉身，電影的時間將留住靈魂；但影中人並非不死，靈魂也非不滅。

是故，王兵是張望著眼界底下的真實，不為了寫下註解，就只是為了記錄，且不為此作結。

《青春（春）》電影劇照／金馬影展

第三次，發現關懷可能是一種俯瞰

攝影術出現的那一刻，也就是班雅明在《攝影小史》中所說，「靈光」出現的那剎。而攝影作為電影的最基本元素，第一部電影的誕生就成為人類史上第一次並非用畫筆再現，而是完整擁有「真實紀錄」的時刻。我們得以捕捉看似靈光的瞬間，可在帶有階級的美學介入之後，影像便成了危險的事。

靈光消失了。而人類某程度地都成為不知該如何解讀影像的未來的文盲，意即，出現修飾、追求唯美，使影像裡的政治性逐漸模糊。王兵電影的出現，便是為了祓除在機械時代之後的複製，以及回到根本的古老影像本身。

所以，王兵的電影並不好看，卻又好看。

他是拋棄了一切電影語言，去掉了裁剪與編輯，只看生命本真斑駁的華美。

看了《青春（春）》第三次，我才明白王兵為什麼拍電影。

男孩和女孩坐在工作檯前，一面裁布，一面聊著戀愛。男孩向女孩告白，女孩問男孩懂什麼，她說自己的過去是一塌糊塗，男孩接著又說：「妳只是需要被愛」──女孩揪著男孩的耳朵，接著放開，接著跑出廠房；男孩嚷著耳朵好疼，接著追出去，接著跑進陽光裡。王兵跟了出去，陽光刺眼，影像過曝，他來不及管影像的好看，只想記下生命躁動一刻的好看。男孩女孩在房間擁抱嘻笑，他們沒有談戀愛，但這就是戀愛朦朧的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