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視的對立面──談《殺人一舉》中加害者的贏家立場

文／朱正勛

（一）安華的個人心理

筆者觀看《殺人一舉》的首重之處，不在於導演約書亞．歐本海默（Joshua Lincoln Oppenheimer）掌鏡之中、安華．剛果（Anwar Congo）在攝影機面前所重現的歷史，而是在他重演時的那具形式。畢竟，本質上《殺人一舉》不是一部其他那些具備轉型正義經驗的社會所孰知的、用以重現傷痛的歷史劇。它不強調銘記與不可忘懷，反之，它站在掌權者立場，揭現他們正在力求抹除傷痕記憶的政策大向，同時也照見加害者個人透過遺忘來平復殺人心理的過程。

面對安華多年後戲仿當年殺人所形成的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應側重那份疊加在「Killing」之上的「The Act」，而不僅僅只是攸關「Killing」。然而，秉持著人權的基本道德意識，純粹而存於過往的「Killing」、有關殺人的這個行為，也將在本文中被提及。

影片開頭，印尼的屠殺歷史透過文字介紹，浮現在一個資本娛樂高度發展的城市夜景上：旋轉招牌、霓虹燈條、摩天高樓裡的餐廳，文字淡出之際旋即一聲巨響──極限運動中腳踏車撞擊鐵鑄坡道的聲音，導演挪用了這個聲音去承接觀影者在閱讀完文字、獲知了印尼獨裁者殺了人、甚且揚揚自得，還向鏡頭示範如何殺人之後產生的心理餘震。

導演極有意識地把對待屠殺事件慣有的嚴肅態度過渡到資本娛樂行為的觀看當中，這樣的呈現手法也若呼應了那些獨裁者仍然掌權的當今印尼──一切不合法行為、有違人權的歷史，都在政府機器以及黑金資本的正常運作下成為社會常理，甚至成為娛樂及聊笑的談資。導演榫接娛樂行為與殺人行為的手法尤其處理了被攝的安華的個人心理：當年他屠殺共黨的想像藍圖，正正源自西部片和黑幫片，如今在導演約書亞面前還原殺人的現場也多參照了好萊塢電影的娛樂影像。

「試著用好音樂……跳舞……忘記這些事……感覺開心。來一點酒……一點大麻……恰恰──」安華殺了人，自述如何以鐵絲絞斃人命、如何以歡愉麻痺自我，然後他開始跳舞，在鏡頭前有點忘我，一旁的隨從稱他是「快樂的人」。這種快樂並不來自於直觀的跳舞喝酒及吸食毒品，而是殺過人之後才產生的種種娛樂行為，有著一層不可輕易忽視的大前提；因此，安華在興致過後跳起舞來這件事，並不突然。當然我們大可指點他才剛剛描述完多年前刑死別人的流程，就這樣開心起來，太過輕賤生命及人權的價值，令人髮指，然而更該納入我們討論的還有──他正力圖遺忘。雖然牴觸了被害者在轉型正義途中在在提點的「歷史記憶之不可忘」，卻是安華身為一個個人，一個加害者個人唯一能夠想得到的、非常粗糙的心理修復與救贖的途徑。

在歷史事件過後他並未被定罪。更確切來說，當年的滅共行為與如今民族英雄的形象都由國家的官方力量賦予了極大肯認。然而殺人事實，必定會對當事者心理產生極端影響，在勝利方的掌權壟斷下卻鮮少有聲音會出來提及這點。殺人一舉符合了印尼政府的本位正義，卻又站在轉型正義的對立面，國家歷史敘述下戰勝的光明面、與個人心中對於殺了人的陰影互相矛盾，於是，在罪與非罪之間，安華只能擺盪。

（二）印尼國情（以《殺人一舉》所呈現的內容為例）

鑒於轉型正義並未大規模發生，印尼當前的許多地域尚處在復仇與翻案的階段。他們當中──尤其是當初的加害者、如今的掌權者──因此未能了解重新凝視歷史（而非僅是關切司法上的重判案件）能夠帶來的銘記，與和解的中性療癒效果。

影片中印尼國家副總統一席「自由之人（Free man）」（亦即印尼語中「流氓」的詞源）的宣告博來台下笑聲與掌聲：

導演將這段話與用路人在平交道前等待通行的交通廣播並置，前後兩者同是公權力使然，後者放諸國際皆準，前者的合理性則相對狹窄太多。但在印尼，兩者卻同樣是常理。國情所致，另一幕畫面中安華呈述：「國會在社會上應該是最崇高的，但你若看他們在那邊幹嘛，他們其實是衣冠楚楚的強盜。」隨後鏡頭擷取赫爾曼．古佗（Herman Coto）邊播放歐巴馬（Barack Obama）競選片段邊模仿其表情語氣、以備參選國會議員的片段，隱約透露一種依靠候選人魅力及台風的政治競爭風範，實則對照出印尼由上至下一體通用又極其外顯的貪汙精神──人皆如此，毫無例外。或試看另一幕播送全國的電視節目，主持人訪問正在拍攝電影的安華一行：

他們以血洗共黨贏得掌權的合理性，在戰亂過後的和平年間，即使政府漸漸從爭奪江山的紛亂階段趨向保定江山的管理階段，尚武的風氣仍然雜處並依存。戰士緬懷血洗共黨、強姦（共黨）女人的日子，坐擁武力和暴力才是王法。巡視安華拍攝現場的政府官員 Sakhyan Asmara 向五戒青年團喊定軍心的口號是：「鎮壓共產黨！」能夠博得掌聲的言論則是：「我們甚至可以更殘忍。」這位官員非常清醒地遊蕩在檯面形象、實行手腕以及暗地勾當之間，了解五戒青年可以呈現出的嗜血跟殘酷，也了解那樣會帶來的負面效應，更計較要博取一個正面的形象；然而他並沒有退一步在三者間取捨的打算，他反而訴諸國家大義，乃將武力合法，誠實展現了一般人性的無賴本色──並不選擇嗜血而失了形象，也不選擇形象而失了本色，他要兩者全拿：「不要刪掉！用這顯示我們能夠多兇殘……試想這是在模擬我們的憤怒，若有人亂搞我們的國家的話。」

這些掌權者，在事件過後都各自發展了一套自我保衛的機制，有人誠實攤開形象與勾當跟你細數得失，在陽光下攤牌、分贓、挪移利益、公然假造形象；阿狄．佐克得立（Adi Zulkadry）則將尋常愛情故事裡男友與女友爸爸之間的趣味敵意關係挪入他的殺人歷史，爭奪女兒的玩笑中，男友對待準丈人的濃重恨意、真恨不得殺了對方，這在印尼的國情底下成真了──阿狄殺了他華人女友的爸爸，但是用開玩笑的口吻重述事件，淡化惡行之惡。

在片場飾演共黨分子的安華鄰居（Suryono）亦如是地淡化事件，不過更是基於他政治受害者家屬的身分──如今站在安華一行的面前，在權力位階的差距下處理敏感話題，非得有戒持謹慎不可踰矩之處。只能用玩笑的口吻，說不是在批評、說不介意已忘懷、說不知情；報社記者蘇東．西格爾聲稱自己不知情，立場分明，刻意和事件保持一段距離⋯⋯。諸多保護機制，將屠殺視為國家大義，並不斷以避重就輕的口吻來解構內裡中的嚴肅，被壓抑在檯面下的歷史，無論如何都不待見。以下段落，約書亞即在詢問一道非得正視受害者的問題：

受害者的後代欣賞到的將會是一部家庭電影，很幽默，美妙的風景，會是很棒的故事，前提是在他們不懂劇情的情況下（據安華語：「如果他們知道劇情的話，他們不會想看的。」）前提是得無關歷史任何情節的。而現實往往如此，贏家擇取歷史隔斷脈絡，安華用蝸牛餵食小鴨（約書亞安排了這段畫面，就接續在他們談論完共黨小孩之後）──人民被餵養的歷史知識，只能是單獨一個面向的。

（三）權衡在多者之間的拍攝

流氓「自由之人」的散漫以及法外意識讓安華適應了殺人過後極端的精神狀態，他抽菸喝酒吸食大麻、嗜看幫派與牛仔電影。如果說紀錄片、人權、轉型正義在光譜的這一端的話，安華眼中的好萊塢娛樂電影、獨裁、反共意識則位列光譜的另一頭，他不明白何謂人權，同樣地，他也不解紀錄片的形式，因此一旦面對約書亞的鏡頭，他就只能搬演他那套對於「電影」的簡陋認知，以娛樂電影的模式來重現當年的剿共現場。他首重呈現的是《007》系列或納粹電影裡的殺人快感、權力以及殘忍，需要幽默感也想要愛情故事來點綴，同時，這些娛樂影視產品也是他當年殺人的憑據與構想藍圖。

重演歷史的反省力道會產生在一個轉型正義發軔、並有著處理傷痛經驗的社會，然而在獨裁當權的政體下卻會被無效化，甚至透過當權的政令語言包裝成一齣逞惡揚善的歷史鬧劇。孰惡孰善，將由勝利者述說。安華事後觀看自導自演電影中、自己身首異處的一幕，他說：「試想若電影忽然在這裡結束，大家會想說這是我的報應；但如果是在開頭，緊接著是我殘酷的樣子，我的殘酷行為就理所當然，完全合理化。」殘酷行徑之於報應，其中的因果論不說，在安華蒙昧的認知裡，一旦追溯他的殘酷，亦即示警著一場可能的報復，類似阿狄．佐克得立那樣認為的：「有些真理是不良的，譬如重新審訊這案子，即使你查出所有真相，也不一定是好事……對我來說，重審這案子是在挑釁。」當事者在極端事件中的極端立場難能讓他們相信會有第三條相對中性的解決方案，血腥的鬥爭歷史也讓他們無時不處在警戒的緊繃狀態裡，封鎖任何可能的顛覆因子。

處在這樣微妙的立場，《殺人一舉》的拍攝架構無法讓約書亞呈現受難者面向強權的抗爭姿態，一旦他如此作為，無疑會觸怒允許他們拍攝工作的當地政府。片中那種獵奇以及浮華的氛圍來自於導演順水推舟的交涉策略，利用被攝者對於「電影」的認知落差，順著這一股人性，約書亞近乎欺騙地成就了這部印尼屠夫妄自做大的歷史劇拍攝。較諸於討論傷痛歷史慣見的「加害者──受害者」模式，約書亞拍攝安華拍攝電影的細節，讓一部戲寓居於另一部戲，有所隱寓地從旁面處理敏感題材。以至於安華一開始並未進入那個狀況，他對約書亞拍攝紀錄片的終極關懷不明所以，不明人權價值而全心全意地迎合攝影機，他想像中攝影機對應到的電影應是一齣好萊塢式的表演，要演好、不能有疏忽，他初看約書亞的毛片時這麼說到：「我應當演得很暴力，不是像這樣。你看，我還在笑。我沒演好，對不對？」直到很後來，他才隱約能夠理解約書亞邀請他反串受刑囚者的用意。

影片之末，最後一齣還原刑求共黨現場的戲，當年的屠夫安華此刻扮演起了共黨分子，經由約書亞親自下海的導演指示，演員暫時脫離演員狀態，赫爾曼才在此時去擦拭意外流入安華眼裡的道具假血，並且約書亞一五一十地將這整段出戲行為保留下來，放在了他紀錄片的結構當中，讓整齣重演歷史的戲劇更為接近「演戲」的本身，而非透過演戲來力圖再現歷史真實的轉型正義追求。

在這座建構出來的攝影現場，透過虛構想像的黑幫片風格來臻至真實，安華才能更為深入地審視──有別於之前任何他在事後觀看攝影畫面的片段──這次他叫來兩位孫子，反過來以孫子的角度稱呼「自己」為「阿公」，體現了一種不只是事後觀看的形式上的客觀，而是達到了在口吻與心態上都逼近客觀的抽離狀態。此時，他才從他多年以來自持的勝利者、掌權者身分中，踏出一點反省思考的嘗試：「被我……虐待的人，跟我在戲裡的感覺一樣嗎？我可以同感身受，因為我的尊嚴在這裡被摧殘……當下恐懼感馬上來襲，所有的恐懼感在那瞬間佔據我的身體，環繞我、纏住我。」

安華這席話，並非懺悔，這是懺悔的初步，僅僅只是初步。筆者並不至於奢望這是一份完整成熟的深深致歉，而約書亞也如此地回應：「事實上，被你拷刑的人感覺更加糟糕，因為你知道這只是拍片，但他們知道自己真的會被殺。」最後，安華重複，並強調，強調他在虛構中體悟到的真實恐懼，哪怕被人說那是遠遠不夠的。安華說：「但我可以感覺到，約書亞，真的，我感覺得到。」身為一個國家的戰士，處在一個強調勇武陽剛的野性社會，此刻安華層層剝除了官方的歷史修辭，照見「剿共」之下實則的殺人行為，安華因為他屠殺的行為而哭泣了，背棄過往相信的光榮戰勝的一切。而筆者以為，他的哭泣不外是一則勇敢之舉，哪怕並沒有承擔的意味，哪怕只是單方面在鏡頭面前、而不是面向受難者家屬，然而這個舉動在他個人追尋自我的途中已是一個堪堪稱得上良善的結局。

（四）結論

約書亞紀錄安華拍攝電影的過程，並非只有白人凝視異種族下的獵奇觀點，某種程度上也照見了獨裁者那轉型正義意識並未涉入的心理建設。滿是黑幫與牛仔電影、B 級片的範式，既促狹而又自成一體，既好懂又令人費解，艷俗簡陋卻在至關重要的歷史事件佔居核心，是人權意識不可避談的一塊。然而當事者立場卻全然是人權的相反，難以客觀、系統性，並甚至難能和他們做出有效的溝通。更甚，站在歷史勝利方的定調來說，他們將更容易表現出沾沾自喜的一面：「當布希掌權時，關塔那摩監獄是正當的……我會去（海牙國際法庭）！我一點罪惡感都沒有。為何不去？因為會出名，我準備好了。」這是約書亞在紀錄片中呈現的、少數以政治正確之姿迎對一位印尼掌權者，阿狄．佐克得立時得到的答覆，並且約書亞深知自己與印尼的立場之違，因此有個發問前的免疫聲明：「我不想讓你不舒服，但我想問……」

探討屠殺的立場定然是雙向的，印尼當權的作為會令外人感到不舒服，政治正確的口吻也勢必會讓他們感到不快，約書亞因而鮮少採行這樣平行的態度；反其道而行的是，他順遂了印尼掌權者的態度，任讓他們將自我極力膨脹：獨裁是社會良藥，流氓其實是「自由人」，屠殺行徑藉由好萊塢電影得到浪漫化，讓安華他們將想像中的電影幻夢實際拍出，因而大異所有第一世界國家的常理，因而獵奇。也非得討好（約書亞在當地、必然得先取得當地政府的許可才得令拍攝成立），換得安華傾吐一切言論，概括諸多面向的言論，而且就安華而言，言論立場多半都會傾向印尼當局的一慣思維，約書亞的導演立場也因此顯得少有反議的力道，卻也是藉此才得到了安華最高度的坦露、達成了一個個人透過一支紀錄片所能初步嘗試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