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殺人》：是枝裕和生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文字／沈怡昕
劇照／ifilm 傳影互動

當 IndieWire 影評 David Ehrlich 用尖酸的口吻說：「是枝裕和甚至沒給我們繩子讓我們把自己吊死。（Kore-eda never gives us enough rope to hang ourselves.）」我想到羅伯．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最後一部作品《金錢》（L'argent, 1983）。布列松在監獄裡的那一幕，讓死囚獨坐獄中不給他繩子上吊，一束光從高窗落下。布列松讓死囚荒謬地出獄了，卻讓他再次犯罪入獄。是枝裕和的《第三次殺人》（三度目の殺人）在威尼斯影展首映後評價慘烈，影評認為這部談論死刑的電影，雖然融合了他擅長的人性切入點，但隔靴搔癢。Ehrlich 更是直接用電影中死刑的意象，諷刺了作者電影中許多讓他尷尬的片刻。然而，這很可能是是枝裕和作者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在討論死亡（或，死刑），又是怎麼將這個主題從具象提升到抽象的層次呢？

其實，這是一部法庭電影。是枝以法庭開庭的過程，及庭間調查、探訪被告的片段，穿插他對家庭倫理、公路電影的持續探索。不一定創新，卻十分飽滿；不一定成功，但絕對奮力嘗試。然而，影片後半段，卻滿是手法稚氣的形上學叩問。顯然，在 Ehrlich、以及為數不少在影展與院線觀賞的歐美（或亞洲）影評心中，他失敗了。勢利而假裝自己是創作者的買家／評論家，用他們自以為是大眾知音的口吻，看待這部不完整的轉型期作品。

先撇開大眾與影評的觀點差異不談，因為顯而易見影評的直覺是對的，這不是一部符合觀眾想像的「是枝裕和」。而他們的見獵心喜，來自於對是枝裕和作者招牌的期待。史蒂芬．史匹柏買下《我的意外爸爸》翻拍版權後，是枝裕和是目前嬴弱的日本影壇，下一個能扛起海內外期待的大師、巨匠候選人。在這種壓力下，是枝裕和不但有應付各種資方和製作方的產量、產期壓力，在品質上更是不能不卯足全力用上他的招牌印記。於是他全部用上了。但有沒有派上用場呢？

我認為這是是枝裕和數個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作品。若一路觀察下來，喜歡是枝裕和的觀眾應該可以感覺出他從早期作品至今的種種變化；若更有心，將他的作品從《我的意外爸爸》、甚至更早的《空氣人形》一路看下來，便可以看出近年在製作格局和製作模式上體制化的軌跡。包括各種類型化、以及合作夥伴的藝術突圍策略之嘗試，並反映在製作成本增加、卡司從藝術片作者班底往 A 咖移動、宣傳在製作早期就進組⋯⋯等等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