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克爾克大行動》：離信任最近的渡口

文／沈怡昕

事情是這樣的，1940 年五月我人不在敦克爾克，我更不是軍事迷，歷史課本教我們的不出幾行史實：英法盟軍節節敗退，面對德軍不斷進擊的剿殺，邱吉爾決定撤回歐陸四十萬英軍，地點就在敦克爾克（Dunkirk）。你或許好奇，克里斯多夫．諾蘭是瘋了嗎？這是一個結局已經知曉的事件，是要怎麼拍出懸疑和刺激？而當觀眾缺乏了對結局的興致，拿出再大的成本砸下去，都難炒出一盤令人耳目一新的佳餚吧？

從未見過的史詩

這一回，諾蘭在最傳統的史詩格局裡，做錯了一件事，卻成就了一部非比尋常的史詩。諾蘭或許太想要告訴我們甚麼，他曾說《敦克爾克大行動》的拍攝過程他參照了很多經典老片，從葛里菲斯的默片《偏見的故事》（Intolerance, 1916）、到封史卓翰的《貪婪》（Greed, 1924），他大量參考了這些電影裡對群眾演員的處理方式，而他也從大衛．連（David Lean）的英國經典史詩電影《雷恩的女兒》（Ryan's Daughter, 1970）中參考了大衛．連以大塊地景來敘事的技法。個人認為，對老片的手工感臨摹一方面是諾蘭電影最大的熱情所在，另一方面卻是精神的繼承，不只是技法的徒然模仿。《敦》是一部迥異於《雷》一片的新興史詩的原因，透過的不只是精準的非線性剪輯的交叉與對位，又或者砸下重金真實搭建陸海空各種軍用器械與運輸工具的神還原功力，更不只是霍伊特．範．霍特瑪 IMAX 規格的油畫光影鉅作，卻是本片對時代精神的關懷。或許故事寓意昭然若揭在今天已經是一種錯。

有人認為，《敦》的三線視角太過淺白。從 Mr. Dawson 的 Moonstone 號快艇（海）；海灘上老鼠臉男孩 Tommy、他的沉默夥伴 Gibson、型男夥伴 Alex（陸）；由湯姆．哈迪飾演的 Farrier 等人的三人空中小隊——這三組三人小隊，三線敘事，三種時間軸，來回交錯在一場救援行動中。時間的變形魔法，向來是諾蘭與其他大師們孜孜不倦深研之所在，這次卻不再低盪與幽迴，而是大膽明確地來回在 Tommy、Farrier、Mr. Dawson 之間，本片幾乎沒有任何觀眾可以投射或支撐的人物，卻又不若《偏見的故事》有著浩瀚篇幅可以分章描繪。於是敦克爾克的故事便得看似躁動，一方面來自漢斯．季默的不和諧弦音與滴答分秒聲音，又在氛鬧中異常寧靜。

有人認為這種寧靜，讓人以為這更像是裝置藝術或紀錄片，任誰都能感覺到他在描繪的喧鬧是孤寂感，異常嚴肅，人性在極端的情境下面對生存，只剩下自己。朋友跟我說，他覺得這部片有取巧之處，為了成就紀錄片或實驗片式的「真實」感，忽略了在場面調度之餘，角色經營之必要，意思大略是導演炫技了。當然他覺得炫得好。

我也看到了許多台灣的評論者對這部片炫技手法的批評，大抵是以往期待看到更多形式主義炫技的觀眾，於這次太過直視的人性光輝的處理方法，或許是覺得大材小用了，主流的聲音約莫是覺得「期待更多的驚喜」。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試想，在英國脫歐這個時間點，拍攝《敦克爾克》撤退行動絕不因英國脫歐而起，然而英國在歐盟角色的敏感性卻是瀰漫在整個歐洲的敏感話題。無論諾蘭是否對英國民族主義的論述有感，意圖用電影作為隱喻，我認為《敦克爾克》的「存活就是勝利」，對比今日英國在歐盟的政治與經濟角色，我看到了一層特別的言外之意。

噩夢的渡口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得回到歷史來看。1939 年秋天，英法聯軍罔顧波蘭華沙淪陷，躲在馬奇諾防線後，德軍年末的奇襲戰略，讓比利時在 1940 年初投降，英法聯軍則被逼至海岸。敦克爾克撤退在歷史上其實是一場苟活的行動，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苟活之役。歷史史實大略是這樣，拜德軍突然停火的戰略空檔之賜、加之天候優勢與英國空軍的有力防禦，留下所有的武器和設備，四十萬大軍撤離歐陸本土。儘管受俘虜四萬人、死傷近三萬人，靠著英國民船的全員出動救援，三十餘萬的大兵安然回到故土，這已遠高出英國首相邱吉爾悲觀的預估。

其實，平心而論我不是歷史專家，但英法聯軍當年的遲疑招致譴責是事實，而英國的撤退更被認為是背叛盟軍。電影中英國兵冷對法國兵的嘴臉，導演從來沒有要美化，因為諾蘭的電影從來不需要美化人性，這次主角是英國大兵也不例外，生存並不是養精蓄銳的藉口。

於是乎，諾蘭這次放棄了他噩夢一般的迷宮敘事，卻沒有放棄夢的質感，他的角色太過乾淨就算了，德軍完全消失，所以以為《敦》是一部主旋律電影是可笑的，一部歌頌英法軍為了最後勝利而撤退備戰的電影，怎麼可能會描述剛躲到最後防線之後，游擊隊無名小兵 Tommy 的第一個動作是拿納粹投降傳單來上大號，拉他在防線前拉不完的屎。這部電影從最一開始就告訴我們，現代社會遺失通暢就像我們在噩夢中想上廁所卻上不出來感覺一樣。

諾蘭在電影中扭曲時間軸，製造了一場空間感詭異的救援行動，不同尺度下的角色互相牽連，因果反覆出現，而在小人物渾沌的旅程中，海灘上四十萬大軍神不知鬼不覺地漸漸盡數被運走。諾蘭用夢一般的質感，來豐富戰爭懸疑情節，目的卻是提醒了古老大陸正在一場遺忘過去的惡夢之中。或許那個防坡堤上的大兵一覺醒來，不是撤退的完成，卻是時隔近八十年的英國，他們還是那樣，躲在高貴和禮貌的馬奇諾防線後面，禮貌卻怯懦。這是一個非要退到這麼角落，才能喚回他們躲在虛偽的假面後面真誠內心的民族。但同樣一個英國，他的傲慢與偽善甚至勝過過去，他們自己甘居角落，遺忘他曾經開展過的堅毅光輝（和尊嚴）。人們需要的正是一個逃離「現實」這場噩夢的渡口。

海灘上的滑行

電影收尾在戰鬥飛行員 Farrier 擊敗最後一架轟炸掃射海灘的戰鬥機後，它順遂地滑翔在海灘，海灘上眾人歡呼，那個高度恰恰好讓你知道，油箱已空，而他只能滑入敵區、淪為戰俘。這時候爭論 Farrier 為何不棄機跳傘似乎就是那麼愚蠢的問句，他能放任這架飛機像最後一顆來自敵軍的砲彈那樣，恣意陡降在海灘，再傷及任何一位以為「家」只剩下敦克爾克與英國多佛峭壁的那75公里惡水的青年嗎？

陸海空三方救援行動，就在這個勇敢面對宿命的滑翔中，終於匯聚在一個高點，惡夢中最浪漫的一刻是，勝利已經是不可能了，家鄉卻近在眼前。電影深深刻劃 Farrier 的高貴，

他赴死的滑翔是英倫的最後浪漫。而迷人的偶像團體主唱哈利．斯泰爾斯，他的角色 Alex 在登陸的同時，以為盲眼的志工垂首低眉是對大兵的傲慢與偏見，殊不知到了沃金鎮發現車站列隊迎歸的人們想著的是「存活就是勝利」，活下來才有希望。配上邱吉爾說：「我們也毫不動搖，毫不氣餒。我們將戰鬥到底。……解放這個舊世界。」正因為他們這樣活過，帶著「希望」地回來保護人們。

但我自己認為，這部片最精彩的一場戲卻是回到英格蘭之前的最後一幕：當 Farrier 平安地降落，帥氣地受俘，焚毀飛行器，那畫面太唯美，在 70mm 的 IMAX 大銀幕上配合音樂，是當代商業電影中難能可貴的實驗電影橋段。看似有一種宗教儀式般的神聖與寧靜，似乎暗示著舊世界的終結，與之後的反攻。然而音樂在你以為的該停的那一秒，早了半秒，便戛然而止。

這個剎那間的詭異誤差，正是諾蘭要在這部片強調的，這種有點偏差的怪異氛圍透露著：正義不若我們想像的那麼和諧、生存不若我們想像的那麼潔淨、犧牲也從不是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理直氣壯。諾蘭這次不是造了一個噩夢，卻是透露了電影「真實」的人性場景之外，還有一個等待被召喚的真實。在過度禮貌和偽善的假面之後，就像被險惡的海象所遮蔽的家鄉一樣，從敦克爾克的渡口，滑翔出噩夢，找回真實存在的一種東西：一種英倫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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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怡昕，台大社會系畢業，目前就讀臺藝大電影所。
嗜好是電影，毒癮是看影展片，酷愛在臉書品評導演，但更樂於與影友切磋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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