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年拍攝紀錄片的經驗，讓陳芯宜對人的洞察敏銳又感性。她說自己不是不喜歡喊卡，而是「當演員的狀態對的時候，我會覺得他就是那個人，那個存在，我就可以繼續拍下去。我把他當成真實人物在拍，我就會渴望知道溢出劇本之外的東西會是什麼。」

麗娃向日本男人講述了她和他的故事，最後，他們以「內韋爾」和「廣島」彼此相呼。當城市與人合二為一，召喚的既是個人，也是歷史，是歷史記憶的續延，也是個人生命的延伸。而這一切，都是藉著《廣島之戀》的文本達成的，以流動之記憶，以傾訴之言語，為生命之全新載體。故事在被說出的那一刻即是永恆。

傳統公案小說以官方辦案與懲惡揚善為本，訓誡意味濃厚，較不重對懸疑感的經營，而破案模式也常有冤魂破案等超自然力量介入。然而在歐美影劇與日本推理小說的長期洗禮下，現代觀眾對推理劇的想像早已不脫推理技法與謎團詭計。於是如何巧妙鋪排謎題、編織犯罪手法，便成了一大考驗。

縱然這三部片鏡頭下的年輕個體都乍看自我且稚氣未脫，但在種種看似消極的「無理取鬧」背後，其實都承托著頑固的個人信仰。比如《未命名》中的改名執念，《她他》中一點都不可信的七夕傳說，《家庭式》裡參加畢業旅行的小執著。分明都是小到不值一提的瑣事，卻在片中被主角捧在掌心珍視，且卯足了勁追逐。

【鬼不見的鬼故事】專題｜《螢火蟲之墓》是在乞討觀眾對劇中人的同情嗎？在我看來並不是的。它詳實揭露戰爭對年輕生命的滲透侵蝕，和對人格的癲狂扭曲。不論它的初心是反戰與否，這樣一部動畫倘若只能換得觀眾對劇中人的一句共情感嘆，或矢口痛罵，恐怕也太過廉價。

「人越長大就越容易會失去一些靈性的東西。」〈氣球〉小說中的這句評述令人印象深刻。事實上，在拍攝電影前，萬瑪才旦先寫了小說，在獨特的宗教文化場域下，藏人對自尊的堅守、對性事的噤聲，都被他信筆寫透。而那股渾然天成的聚落氛圍，也讓他搬移到電影中。

雖然主題與表現手法各異，但三部曲的故事其實皆是以一條簡明的目標線貫穿。《藍色》說的是如何悼念，終於哭出來；《白色》是如何振作，終於明白愛；《紅色》是如何前邁，終於心打開。而在行到終點前，它們也都歷經了路途周折，並幾乎奉行了工整封閉的頭尾循環。

比起作為主旋律的理念基底，「藍、白、紅」更像是包覆三部曲的隨機框架。也無怪除去政治色彩濃厚的命名起點，電影文本其實大抵無涉政治社會，卻是潛入個人際遇與心靈狀態的幽微暗層。而片中鋪天蓋地的對主題色的抽象運用，也讓顏色躍升成了發揮積極作用的戲劇要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