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件的另一個重心，是母女關係。肯卓拉作為母親，一手給予女兒撫慰支持，另一手發送羞辱貶低，眼睜睜看蘿倫失去曾有的愛、自我價值和生命活力。其實，孩子天生愛著、信賴、且最希望得到父母的認可和喜愛，可是有問題的父母──自戀型人格是常見的一種──卻反過來利用此柔軟天性和權力，進而操縱、掌控，欺壓、虐待孩子。

這也許是反抗運動最大的悖論。為了捍衛更崇高的價值，卻連內心的道德都守護不了，甚至保護不了身邊最在乎的人。為了實現自由，身在其中卻無比不自由，無法做出自己真正想要的選擇，不僅因為他人，更因為內心不願影響反抗運動而自我束縛。為了爭取廣大人群的福祉，卻在過程中經常忘了要把眼前的人，視為一個活生生的「人」。

一片昏暗混亂之中，拉斯洛（安德林．布洛迪飾）穿越船艙內嘈雜的人群，朝著有光的上方走去，氣勢磅礡的配樂響起，宛如一場英雄之旅的啟程。好不容易重見天日的他與好友歡欣大笑著，望向美國的天空，自由女神以顛倒之姿俯視一批又一批即將登岸的移民／難民。滯留歐洲的妻子艾莉莎貝遙寄書信如預言，她說，忍不住想起歌德的那

《可憐的東西》裡的貝拉以對性愛和世界的狂放探索表現了女性最爽朗明亮的自由模樣，卻難免落入單一和刻板化，而《憐憫的種類》中多重面貌的女性形象，處處受到侷限、牽制與屈就，不再令人歡欣鼓舞，卻也為我們留白了更多元的反思和想像。

《愛欲之死》推崇的愛是工整的等式，是等號之後不可化約與反推的「二」，而在高達 1960 年代的一部部電影裡，我們看見了「一」與「一」碰撞出相加、減、乘、除，甚或延伸到「三」乃至更多的排列組合與不等式，既是孩子在紙上遊戲式的隨興塗鴉，亦是大人苦苦思索而無法證明的一道題。

與其說《夢想集中營》演繹並指向了對「惡的庸常性」的思辨，不如說電影其實呈現、又撥開了視線可能造成的蒙蔽，用聲響和氛圍直抵我們內心的道德直覺。有時候，處在尚未足以回望的當下，或者當道德判斷原則相互矛盾而失準，我們能夠仰賴的，也僅有這樣的直覺，以及將直覺化為「蘋果行動」的勇氣。

從《小行星城》所指涉且至今方興未艾的國族與戰爭敘事，到《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暗諷的資本遊戲，眼花撩亂的商品、各式認同與議題、乃至眾媒體平台上的人設，無處不是故事。而曾經的我們入戲多深，即使時常像劇中劇的奧吉及其演員一樣，納悶著為何要用烤爐燙傷自己的手，卻仍照做了，而導演說，你做得很好

我不斷思索和試圖理解安妮為何如此詮釋這段時光、這場婚姻，時而懷疑是她的回憶濾鏡銳化（而非鈍化）了當初的矛盾與不快，時而敬佩地認為這正是她從不裝睡、永遠清醒的銳利誠實。但「暴力」是嚴肅指控，以此形容究竟是精準或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