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宏瑋(波昂刺刺)
劇照提供/牽猴子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群魚散落在濕漉漉的地面,槍響劃開漁市,鏡頭追著男人一陣穿梭,危機串起毒梟、綁匪與刑警。

《狂忘警探》(Arrested Memory,2026)由日本導演 SABU 自編自導、偕同臺灣演員阮經天主演,並將臺灣街景轉化為荒誕犯罪的故事舞臺;集結臺日合作的類型動作片,藉柔道摔技、地方黑道、豪宅裡的語言轉譯,共同構成一道令臺灣觀眾感到熟悉又錯位的世界。

本作入圍第 63 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等 11 項大獎,阮經天延續《周處除三害》(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2023)的強悍銀幕身體,卻自 SABU 之手一路衝撞、失控,進而生發茫然、哀戚卻也滑稽的角色基調。充滿矛盾張力的敘事於焉開展,刑警李子傑能憑身體直接撂倒所有對手,卻怎麼樣也抓不回自己的記憶。

電影開場,李子傑反覆確認行動時間與地點,以此塑造其為掌握局勢、權力的刑警大隊隊長,然而從他開始斷斷續續地耳鳴、記不清事情,以及家中成堆發霉的吐司,卻隨即拆穿了他的可靠。

當李子傑接手承辦日本富商之子的綁架案,並將順手逮捕的毒販留在富商家中,還在帶贖金赴約的路上再度失憶,整體故事於是分成三條支線:逐漸失憶的孤身刑警,大宅裡焦急的家屬、警員與毒販,以及一切行事皆似誤打誤撞的綁匪。

《狂忘警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狂忘警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三方皆在綁架案處於不同位置、掌握不同資訊,而一切的誤認與錯置,便成為推進整體故事情節的動力。若以編劇角度的慾望(Want)、需要(Need)、恐懼(Fear)來解釋,李子傑的表面目標為交付贖金、救回孩子,維持自己仍適任己職的身分;其深層的需要則是承認失去隊員的創傷,接受自己需要他人之協助與包容。

而他的恐懼既是深怕再次失敗、失去隊員,也恐懼於失憶後的自己將無人記得;當他向麗華(李沐飾)懇求「不要忘記我」時,辦案的外在任務便接軌至內裡的裂縫,原來李子傑一直試圖保存的,是不久前受心理創傷,已然破碎的自己。

李子傑的行動並不沿著解謎直線前進,自途中逮捕毒販、開車送贖金卻忘記此行之目的、救下企圖輕生的麗華並贈予她改善家計的兩百萬元現金,直到再次受失憶所苦,卻意外和綁匪結伴,角色每一次的行動,皆偏離了任務(主線),卻也一再地改變角色之間的關係。

另一頭,黃冠智飾演的毒販反過來指揮警察,謝盈萱飾演的管家透過翻譯放大焦躁、製造笑點,交叉剪輯讓觀眾看見各式誤會與反差,而當人物愈認真地在困境裡處理危機,荒謬喜劇的結構也就愈發成立。

SABU 曾在訪談提及,他關心「失憶」如何使人卸下外在防衛,而「動作」本身即是表演。於是,最後決戰交錯於過去失敗的搏鬥與當前必須的對抗,柔道作為角色失憶後仍存於身體的習慣,阮經天在精準出手與失控痛哭之間的落差,便是以身體承擔英雄敘事的破裂,而當緝毒行動致使隊員殉職的死亡真相揭開之後,先前的閃回便與阮經天內部的心靈共同接合,觀眾於是對角色產生了新的理解。

《狂忘警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狂忘警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若將《狂忘警探》的英雄主角放進日本電影新浪潮、犯罪商業電影內部的形式反叛觀之,1967 年的《殺手烙印》(Branded to Kill)是關鍵對照。導演鈴木清順(1923-2017)將殺手故事推向斷裂、荒謬與高度風格化,不僅與新浪潮的反叛氣質相通,也從動作商業電影的內部形式扭轉了慣常的敘事規則。

《殺手烙印》的花田靠殺手排名確認價值,任務失敗後即成為被獵殺的對象,專業不只保證了他的地位,也將他困在競爭與恐懼之中;《狂忘警探》的李子傑同樣有過可靠的職業形象,卻因行動失敗而失去自我。兩部片都讓身體技巧與主體失控並存:男人可以熟練地施暴,卻不知道自己身處何種局面。於是,動作能力變成諷刺,當他愈證明自己能控制肉體,便愈是顯現出他無以控制的自身命運。

談起本片發想,SABU 亦曾提及《失憶星期一》(Monday,2000)的酒後斷片與記憶拼合,這也使《狂忘警探》可被視為他長年處理偶然與認知錯位的延伸;當職業身分失去效力、資訊傳遞不斷出錯,原本維持秩序的制度,卻可製造更大的混亂。

故事裡,毒販取得指揮權,警察被當成罪犯,綁匪與追捕者意外成為摯友,人物關係隨著認知缺口被重新排列;白西裝與紅色酒吧將主角塑造成瀟灑型男,但他的茫然卻又反身瓦解了這份威風,揉雜類型電影與自我嘲諷的設計,皆為本作創造不少的趣味。

而自黑色電影(Film noir)來理解《狂忘警探》,關鍵也不只是犯罪題材或光影氛圍,而是角色被過去纏住,無法充分理解當下發生的事。李子傑誤判旅館聲響,因而混淆了記憶與當下,觀眾亦隨之失去判斷事實的依據。然而,當旅館事件被解釋為誤會,這份事實的來回確鑿也被處理成喜劇性的解除。相較於黑色電影常見的角色(命運)困局,SABU 為失足者保留了返回日常的出口,用荒誕摧毀權威,再透過偶然,讓人物重新回到生活。

《狂忘警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狂忘警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此外,女性也為黑色電影的重要元素。《殺手烙印》的美沙子,用她的死亡意志挑戰男性秩序,亦即神祕、性感或受苦的女人,並不能簡化為同一種角色。麗華的輕生連結著家暴、貧困的背景,理應回到具體脈絡去理解,而非只是因為相似的死亡意象,便將之浪漫化為「危險的」「蛇蠍美人」(Femme fatale)。

李子傑返回日常的出口,是在故事結尾成功保護遭綁的富商之子,並與麗華展開一段可能的愛情生活,但這同時也暴露了電影的矛盾。此般設計讓警察的專業判斷失準,最終卻還是能以矯健的身手證明其英雄價值,李子傑透過肉搏重新擁抱英雄資格的「正當性」,更期待男人能從混亂中找回善良。

反觀鈴木清順筆下的男性競逐,最終是被推向無意義,兩相對比也提醒著觀眾思考起,在故事裡,是誰被安排成等待溫柔、救贖的弱者?

李沐飾演的麗華,面對著失能家庭與經濟困境,卻也有著拿到錢便自行離開的果決,並不能直接被窄化為毫無行動能力的女性,只不過電影所提供的敘事篇幅,仍主要服務於麗華與子傑的相遇,以及子傑其後的轉變。

相較於獲得回憶、幻象與情緒多重轉折的李子傑,麗華卻少有同等的篇幅,能夠(與觀眾一起)理解自身的處境。即使麗華拿到贖金的情節,實則改變了劇情後段的衝突,短少的贖金更作為關鍵的劇情轉折,但故事卻鮮少跟隨麗華真正的「選擇」,讓她的行動能夠改變自身的處境。

因此,這也使得臺詞「請妳記得我」既是動人,卻也值得質疑。男人願意承認脆弱,鬆動其無所不能的英雄形象,女人卻也因此接下保存其名、理解其傷的工作;諸如此類的日本電影,男人的「義理」經常與女人的「人情」形成對照,但往往是義理為優先順序,而《狂忘警探》裡的愛情,的確讓男人重新接近情感,女性則依然被放置在協助他者完成自我修復的角色。

《狂忘警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狂忘警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女性必然被拯救」從來都不是黑幫電影的唯一出路,但總是被英雄敘事所邊緣化,甚至被性化的女性角色,依然揭示了女性受制於觀看與敘事的安排。那麼,性轉可以翻轉這樣的局面嗎?若是將主角換成女性,讓她打贏一眾男人,或許能提供多元的女性形象,但最終還是得看角色能否決定目標、承擔選擇,以及擁有不必服務於男性的慾望。

如果女英雄只能靠著承受羞辱以獲得復仇資格,那麼性別置換也可能只是換了外觀,卻未改寫人物敘事的規則。由盧貝松監製與共同編劇、黃嘉智執導的《台北追緝令》(Weekend in Taipei,2024),或許可作為對照:桂綸鎂飾演的主角以高超技術共同參與競逐,具備具體的行動能力,但她的視角是否足以組織故事,母親與情人的身分是否容許她擁有自己的未來?後見觀之,她並沒有決定敘事的方向,因此擁有能力的女性,並不直接與女性是否主動劃上等號。

同理,麗華需要援助也非為「缺陷」。當故事要求受暴女性必須自行脫困,反而是將困境的責任交付在受害者身上,而我們真正能夠期待於角色的,是在救援之後,她能否持續選擇,甚至是拒絕浪漫愛的美好生活想像。如此,相互拯救才可能超越「他救她的命,她救他的心」的不等價交換。

自《狂徒》(The Scoundrels,2018)、《96 分鐘》(96 Minutes,2025)到《角頭》(Gatao)系列,臺灣電影持續探索不同的動作敘事,而《狂忘警探》以密集調度、身體表演與荒誕節奏,再次拓展了類型敘事空間;整體完成度來自攝影、美術、剪輯與動作團隊的共同協作,亦讓類型風格成為精彩的銀幕經驗。

同時,也正是因為它讓「英雄」摔倒、迷路、哭泣,觀眾才有理由期待看見下一步:男人終於不必永遠強大,與他相遇的女性,也能擁有同樣完整的內在世界。


《釀電影》,「如果月亮背面是汪洋,日光就是生命的海流──金馬 63 專題」主視覺。/圖像提供:釀電影(設計:林雅萱)

《釀電影》,「如果月亮背面是汪洋,日光就是生命的海流──金馬 63 專題」主視覺。/圖像提供:釀電影(設計:林雅萱)

月亮是最古早的電視,而電影百年的靈光,
是被迫倒下的巨樹身後,有眾人為祂記憶。

如果月亮背面是汪洋,
日光就是生命的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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