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雙雙
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據說，結過婚的人看《雙囍》（Double Happiness，2026），會有不一樣的感觸。我不知道這事，不過由香港演員余香凝飾演、來自香港的新娘吳黛玲，，她的國語稍稍帶有香港口音。這事我熟，所以就從口音這回事說起吧。
從香港來到臺灣，說話的時候，（我）總試著把口音藏起來，往往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往往，其實也沒有意識到，母語對我們的影響如此之深，就像板塊運動形塑整片地貌，即使造起一座繁盛的城市，也沒辦法重置所有的等高線。
童年經驗，就像母語一樣。
童年出了狀況，雖不致直接左右往後的所有生命軌跡，但還是會在某些時刻，發現自己原來是「格格不入」的存在。即使日常溝通還算流利，但是遇到繞口的長難句，還是沒有辦法。
《雙囍》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婚禮對新郎高庭生（劉冠廷飾）來說，就是這樣一個繞口的長難句。自幼父母離異，父親高盛宏（庹宗華飾）恨白雁心（楊貴媚飾）甘為事業棄家而去，不及黃泉不相見的程度──他拒絕讓白雁心參加兒子庭生的婚禮。
同一時間，白雁心也打算為庭生舉辦婚禮，寫了喜帖讓庭生轉交給高盛宏，但是庭生把喜帖扣下了。為了讓兩造各自安好，他做了一個自己也說是「荒唐」的決定──辦兩場婚禮──而岳父吳火旺（田啟文飾）相信她／他們的吉時只在今天，所以兩場婚禮得辦在同一天。
為了不讓庭生的父母發現，自己參加的婚宴不是唯一一場，庭生想到以新人離席換裝的時間創造時差，再加上臺港兩地的嫁娶文化差異（吳火旺提到：台灣的婚宴九點就送客，香港的婚宴九點才吃飯），讓他能在兩場婚宴之間「兩邊走」。就像小時候，他在父母之間兩邊走那樣。
《雙囍》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電影有一幕，在事務所公證之後，黛玲和庭生坐車回飯店，捧著白雁心送給黛玲的孔雀羽毛鑽石項鍊的大哥，還莫名其妙地坐在一對新人中間。這個「後座三人」的場面調度，荒誕得有一種近乎寓言的感覺：一個「別人」，甚至沒有名字，因為所代表的並不是一個「具體」的人物，充其量只是保護昂貴珠寶的保鑣，卻沒有真正的身分；這一份給予新人的華貴祝福，同時也是た們自己的體面，卻也成了「我倆」之間的妨礙。
礙於「別人」的掣肘，新人不得隨心所欲。關於婚宴，白雁心堅持要香檳塔，高盛宏堅持不要墨魚料理，婚禮作為一種儀式，有時彼此和諧，有時是互相矛盾的視角。
在那個「我倆」對望說著「願意」的時候，被「別人」看著──在這種視角裡面，情景是禮儀的；而之於「我倆」，只管彼此看著，即使結巴、笑場也沒有關係，小小的失儀對「我倆」並不要緊。
關係、婚禮就是「我倆」延伸到別人，與之於他人的關係共同集匯的場景，而愛情也好、親情也罷，關係中的意義，往往都是我們經由無數的關係來「看見自己」，從而建設、或修復自己。
所謂「看見」──中田永一（乙一）有一小說集《百瀬、こっちを向いて。》，中文譯作「百瀨，看我一眼」，原本的字面意義是關於動作的祈使，往往也富含情感上的意思，暗示著我在看著你，那麼，要是你也看著我，就好了。
《雙囍》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電影中的黛玲，是相當有個性的角色。她與庭生相識，是因為在餐廳快要打烊時，點了菜單上根本就沒有的墨魚麵。她大抵不是故意刁難，而是真的想吃墨魚麵，菜單也沒怎麼翻便下了單──她本來就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她一出場便對她的父親說，要他「enjoy」；迎娶的時候，她也跟庭生強調，「live in the moment」最重要。
這樣一個率性的、或者說有一點點任性的女子，明知一天辦兩場婚禮累也辛苦，卻還是決定配合庭生。除了看見她對庭生的愛，因而願意理解、遷就，或許更多的原因是她「自己」也感覺新鮮、有趣，甚至有點好玩，這某程度上也是她答應庭生的理由。
比辦婚禮更快樂的事，就是辦兩場婚禮，「Double Happiness」，雙份的快樂。當然，這也意味著雙份的辛苦，但是只要跟所愛的人一起經歷，辛苦也是甜蜜的──她或許是這樣想的。
在「後座三人」那一幕，雖然她／他們之間坐著一個「別人」，但黛玲看庭生不高興，還是伸手過去安撫庭生，還在明知行程緊湊的情況下，拉著庭生去參觀他的舊居──她覺得這樣庭生會開心，她也會開心，而庭生也真的在造訪兒時的舊家之後，變得精神起來了。
當黛玲這樣建議的時候，中間的大哥用一種微妙的眼神看她，好像不滿於她把自己當成不存在，然而黛玲還是當他不存在。正因為她知道，跟「別人」比起來，「我倆」的快樂才是自己最想要的，即使辛苦是真的、禮儀也真的麻煩，她依然能投入在快樂、在「我倆」裡面。
這大概也是黛玲、庭生後來的分歧所在。庭生說「忍耐」，是因為他無法擺脫「別人」的存在感，難以投入在「我倆」的快樂裡面；黛玲想要「我倆」都快樂，自己也真的快樂得起來。
但是，當庭生說起「忍耐」，因為無法投入遂連新人進場時看也不看她一眼，黛玲便明白庭生真正看著的是「別人」──什麼啊，快樂的原來只有我啊，而只有我快樂，那還有什麼意義呢？
《雙囍》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庭生之所以無法擺脫「別人」的存在感，也關乎他的個性與養成，他總是希望父、母能好好看他，卻總是事與願違。電影開頭，母親帶著年幼的庭生來到機場，他把護照遞給櫃檯職員，一轉頭就看不到母親了，鏡頭甚至沒有出現母親的正臉。
在開頭的童年場景裡面，萍水相逢的空服員（吉岡里帆飾），是唯一有好好看著他的人。她給庭生吃墨魚麵，庭生除了笑以外，第一句臺詞是：「我可以帶點給爸爸嗎？」著陸之後，他高興地向父親露出墨魚牙齒的笑容，父親看著卻一點都不高興。
他希望父母都能好好看著自己，這樣，他才能通過父母的關注和肯定，來確認自己的存在和價值，因而「看見自己」。父母之於他就像一面鏡子，可是，當鏡面並不面朝自己，他就沒能從中看見自己，只是看見了鏡子的背面。他的目光便滯留在那裡了，沒有返回到自己身上。
為了讓對方「看我一眼」，他努力討好對方、想要使對方快樂，反而使自己不快樂，或者說忘記了自己的快樂。在他的童年裡面，雙親當然盡到了照顧責任，也為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物質生活。
然而，顯然他的情感需求並沒有得到滿足，而沒有被滿足的部分，便形成了一片空洞：不是那裡「沒有物品」，而是那裡有一個，可以被稱為「沒有」的物品──雙親各自的給予，所無力滿足之處，即是橫亙於此間的父母的沒有。
《雙囍》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為了填補那個空洞、為了取代那個「沒有」，他需要另一個、父母之外的「對方」，電影中的「對方」是老家的一尊武達摩木偶；在參觀舊居時，問起木偶的名字，庭生回答的卻是關於「它」的回憶，直到它被摔碎、直到電影的最後，庭生都沒有用一個名字來稱呼它。
也許，正是因為它代表的並非是「具體」之物，而是一個「沒有」的代償。年幼的庭生想要被誰「看我一眼」，而木偶正好有一雙瞪圓的眼睛。
父親並不情願讓庭生與母親見面，可是庭生總有從父親那裡無法被滿足的情感需求，而當庭生等著母親的電話，從滿心期待等到觀眾也不禁感到失落的這段期間，他就是與木偶在這段「父母的沒有」裡，相對無言。
《雙囍》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後來，他已經不需要木偶了。但是想被父母好好看著的願望並未消失，辦兩場婚禮其實也是在回應這一個願望，然而事與願違的情況，也沒有改變。當父親遺失講稿，他對庭生說：「這些年，我一個人把你給帶大，我們受到很多人的照顧，今天我要好好地謝謝た們。」的時候，觀眾大概都能聽出，父親的意思是因母親的棄家而去，所以你才是我「一個人」，而不是「我倆」帶大的。
後來，父親果然問，關於沒讓你母親來，她沒有說什麼吧？另一面，當母親在自己的那場婚禮，為前夫留下一個好位置時，庭生的婚禮便成了兩造暗施報復之餘，同時也展現體面的場所。在這種情況下，庭生覺得自己是被繞過的。
他忘了現在，在父母以外，有黛玲看著他，並且她也想被好好看著。在參觀他的舊居時，她就跟木偶碰拳，對庭生說：「那些都過去了，現在換我陪你。」不過在當時，庭生大概沒有真正意識到，那究竟是什麼意思。
後來，他滑下圓山大飯店的滑梯，意識回到舊居。地震以後變得破敗，天花板穿出一個大洞，「墨魚先生」從那裡降下來，打了庭生的臉，而庭生沒有抱好木偶，便摔破它了。接著，他看見年幼的自己，被母親抱進來、放在床上，然後她就離開了。
而年幼的自己，其實只是在裝睡。大概是他很清楚，一旦醒來，母親便沒有繼續抱著他的理由。直到母親走後，他才睜開雙眼，於是和躲在床邊的、現在的自己對上了眼──他終於看見自己了。
《雙囍》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無論多麼想要父母看見自己，他真正的願望、需要，其實還是「看見自己」。只是一直以來，他太關注「別人」，反而忘了自己與自己真正的願望。他這才真正意識到，黛玲真正的意思是──「父母的沒有」，不需要他像精衛填海一樣，把過去的空洞鋪平。
醒來以後，他把婚戒戴在無名指上，對趕來的黛玲說，以後，我們自己開心就好，不需要再討好誰──當然，黛玲早就知道了，所以他是對自己說的。
於是，他把鑽石項鍊還給那位大哥，把「別人」的體面還歸別人，把「我倆」的快樂留給我倆。
並不是要抵達「た人之事與我何干」的結論──關係雖為煩惱之所起，同時也是生趣的來源。電影尾聲，她／他們、大家一起愉快地吃墨魚料理，從電影起幕至尾聲，墨魚料理始終是讓人快樂的存在──但是它並不像千層蛋糕那樣，光是看著，又或者吃一口就能讓人感到快樂。
快樂的原因，是因為它能把牙齒染黑嗎？可是，自己根本就看不見自己的牙齒，「看見」對方的牙齒被染黑，以及讓對方「看見」自己的牙齒被染黑，才是她／他們相視而笑的理由。
快樂來自於「看見」與「被看見」，以及「看見－被看見」這樣的整個情景。
《雙囍》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當初，高盛宏堅持不要墨魚料理，是因為他的家族裡有牙科權威，保持體面、牙齒潔白總是好的，露出不潔的牙齒便是一種「失儀」。
可是啊，小小的失儀恰恰是生趣的所在，就像──回到一開始說的，口音的問題──迎娶的最後，黛玲用台語對庭生說，「行啦」，走吧，卻把 kiânn 念成了 kiann，她自己沒有發現的口音，在庭生耳裡聽來成了「驚啦」。明白過來之後，眾人哄堂大笑，這當然也是一種小而無害的失儀，發生在對的人面前、對的場所裡面，反倒能讓大家、連同自己，一起快樂。
童年出了狀況，所造成的「格格不入」，就像口音一樣。一種不同於「別人」的腔調，不會輕易變改。庭生得到了領悟、作出了決定，不見得就什麼都好了，那一片空洞，「父母的沒有」也不會隨之消失──不會有拉開窗簾便有陽光入戶那樣的，關於童年的救贖。
不過，雖然地貌上的等高線不會因為城市建立而重設，但城市仍然可以在那些等高線之上徐徐發展；童年留下的痕跡和空洞，不會被我們的一個決定或領悟而撫平，也不意味著它們會永遠如雲霧纏繞生命。
正如不必把口音完全消融，才能融入一個地方的生活。有時，感到「格格不用」的理由，是因為太看得見與「別人」的距離，太聽得見「別人」的潛在評價，一緊張起來，話就說得不好；專注於「自己」正在說的句子本身，反而能講得流暢，即使不夠「標準」，但是至少能跟別人表達自己、建立關係，也能感到某程度的適得其所。
所以，我，看我一眼，好好傾聽我的需要和願望。就像電影裡的空服員說的那樣：就算是難過的時候，也要好好吃飯，吃完就要打起精神來，不然墨魚先生會生氣喔。「我們自己開心就好，不需要再討好誰」──而墨魚先生，其實就是「自己」，大概是這樣的吧？「討好」這個詞語，聽起來多數是貶意，除了「討好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