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影帶謀殺案》：大衛柯能堡與身體的血肉暴政

《錄影帶謀殺案》（Videodrome，1983）是大衛．柯能堡（David Cronenberg）創作的關鍵轉折，他不再依賴類型片的保護性結構，轉而將「身體」暴露於訊號與意識形態暴力之中，解剖感知被技術塑形的過程。這既是回歸，也是躍進。曾在《掃描者大對決》（Scanners，1981）中被壓抑的原始力量──性、疾病、內臟與厭棄──此刻全面回潮，並推向視覺與倫理的臨界點。

全片鏡頭冷靜，視覺激進，濃縮了柯能堡電影語法的核心母題──身體異變、主體崩解、暴力與性的纏繞──並以此為轉譯節點，引領他邁向《暴力效應》（A History of Violence，2005）、《黑幕謎情》（Eastern Promises，2007）等超越類型的哲學探索，逐步轉化為一位以影像介入倫理、技術與文化病理的思想者。

這部作品的獨特性，也在於將政治意識前景化，「錄影帶」不再是中性媒介，而是訊息操控與國家機器滲透心智的象徵。那條濕潤悸動的裂縫，不但是赤裸的挑釁，也是莊嚴的宣告，身體與媒體的交會亦構成一種新型政治語法：現實不再外部施加，而於感知與血肉間內化生成──身體成為意識形態的介面。

一切從電視螢幕開始。

《錄影帶謀殺案》電影劇照／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提供

影片伊始即揭示觀看的失控：主角麥克斯（Max）被螢幕喚醒，影像早已滲入其日常。布萊娣（Bridey）、妮琪（Nicki）與歐布萊恩「疑妄」博士（Dr. O’Blivion）等角色全以影像作為初登場，暗示敘事早已被媒介吞噬。螢幕不再是中介，而是現實的塑形者──它播送、植入、宰制，觀眾與角色從積極的觀看者淪為被動的接收者，媒體裝置從觀看的窗戶變成銘刻於肉身的機制。以麥克斯為例，他的身體因觀看而受控，最終與機械融合為影像的接口，他的轉變象徵著觀看行為的顛覆：觀看不再是距離與理解的姿態，而是一場解構與侵蝕。他被迫「透過影像觀看」、甚至「被影像觀看」，並將自我瓦解於感知洪流中。

《錄影帶謀殺案》的每個畫面皆以麥克斯作為敘事中心，而這種第一人稱視角，是對主體性表現模式的澈底改寫，因此觀眾不再觀察主角，而是被捆綁於幻覺與崩潰之中，親歷其錯亂與變形。柯能堡在此開啟一種嶄新的敘事實驗，使得電影不再僅是呈現經驗，而是讓感知本身成為主體。他後續的《裸體午餐》（Naked Lunch，1991）、《蝴蝶君》（M. Butterfly，1993）、《童魘》（Spider，2002）等，皆延續此策略──觀看不再是觀看，而是沉溺、感染與共生。

此作探討的不是觀看本身，而是觀看如何化為肉身。麥克斯的主觀視角不再是認識的通道，而是控制的陷阱：觀眾被困於幻覺，無法抽離真假。此策略瓦解了縫合機制，將觀者暴露於影像宰制的核心現場。而最驚人的瞬間，是我們意識到自己正在觀看《錄影帶謀殺案》──並成為幻覺的共犯。我們無從辨識自己是否也如麥克斯般，墜入影像構築的虛境。螢幕不再中介，而是幻覺本體。如歐布萊恩所言：「北美的思想戰正於影像中展開──就在映像全覽館裡。」這句話，說給麥克斯，也說給所有已被拉入影像的我們。

《錄影帶謀殺案》電影劇照／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提供

整部電影遂化為一場窺視儀式，觀眾無意間捲入施受虐的劇碼。觀影行為變成愉悅的屈從，我們在影像鞭擊下顫動，屈從於節奏與痛感，屈從那具他者之身──那電影自身。我們服膺於影像，也成為其奴役。巴瑞（Barry Convex）的質問：「為何有人願看這種骯髒節目？」不只是對角色的質問，更是對我們的回望：觀看即是染污，而我們早已被影像收編。

同時，電影也展示出男性凝視如何透過螢幕完成權力的肉身化。麥克斯作為唯一主觀視角與敘事核心，將整部電影鎖定在男性主體之中，使角色如妮琪一現身即落入被觀看、被操演的位置。妮琪自始便以影像形態出現，從未脫離「螢幕他者」的角色，她的身體既是慾望的投射面，也成為螢幕本身，最終與《錄影帶謀殺案》的機械實體合一，化為那台會呻吟、呼吸的電視機。

她的被觀看性，不僅召喚麥克斯的暴力慾望，更成為觀看機制的誘餌：他無法直施其暴，只能透過窺視與螢幕，對她的影像施以鞭打。暴力發生於影像中，他鞭打妮琪的電視影像，畫面變形、呻吟，感知與施虐糾纏一體。柯能堡迫使觀眾佔據麥克斯視角，親歷這場觀看的侵犯與不適。

麥克斯在遇見妮琪之前，便已沈迷於映像全覽館的節目──錄影帶非引誘，而是喚醒他潛伏的施虐衝動，妮琪像是他慾望的預言者，既洞察也執行他的幻象。作為觀看與慾望的交界體，妮琪遊走於影像與肉身之間，具現麥克斯的幻想，也揭示他只能透過螢幕與受虐圖像建立自戀式的欲望聯繫。她既被凝視，也操演凝視，是觀看機制中稀有的能動他者。

《錄影帶謀殺案》電影劇照／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提供

兩人初次交媾時，麥克斯便幻想身處紅色酷刑室，一處他甘願沈淪的異域，只為滿足無法壓抑的欲望。妮琪讓他直面潛意識的慾望，也讓觀眾意識到自身觀看的共犯位置。相比麥克斯不願承認自己從映像全覽館的畫面獲得快感，她主動擁抱暴力，自稱為映像全覽館而生，躍入其中，邁向成為新血肉（New Flesh）的第一步。

圍繞麥克斯的，還有一張看似邊緣、實則支配其命運的角色網絡。女性角色如瑪莎（Masha）與布萊娣，雖未被明確性化，卻同樣失控地介入麥克斯的幻想。雙雙從人類主體，無端成為捲入其施虐幻覺的無辜承受者，前者被噤聲，後者被掌摑，代表了慾望錯置的倫理殘影，而真正掌控局勢、推動麥克斯男性主體想像瓦解的，是妮琪與碧安卡。碧安卡延續妮琪的力量，以照護、教導與啟發為名，完成對麥克斯的「系統重置」。她們皆非男性主體的鏡像，而是慾望與影像交錯中的顛覆力量。

真正駭人的墮落與變異，則發生在麥克斯自身──他既是怪物，也是受害者，更是片中最具「女性特質」的角色。腹部悸動的裂縫象徵麥克斯從主控者轉為可被穿透的肉身，不僅女性化了他的身體，更標誌著主體的被動化與感知被影像重寫的開端。

錄影帶插入體內後，他的現實──身體與心理──皆由這裂口調度與操控。從觀看他人到被觀看、從操縱影像到成為影像的載體，麥克斯經歷了主動與被動的顛覆，他的裂口如錄影機插槽，錄影帶則化為血肉媒介，完成影像與身體的結合，新血肉於焉誕生。他被錄影帶「受孕」，影像使其誕生武器，也導向死亡。他不再是施暴者，而是被暴力書寫的肉身。這不只是性別角色的反轉，更是感知政治的終點：從觀看者變為螢幕本身──被觀看、被操控、被貫穿的對象。

《錄影帶謀殺案》電影劇照／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提供

觀眾不妨將整個過程，視作麥克斯對未被釋放的突破性慾望所產生的道德後果，一種歇斯底里且具肉體化的實現，突破性欲與倫理自我主體性之間的對立，在這作品中於男性身體上展演。麥克斯起初帶著一種根本性的匱乏，試圖透過影像補償，觀看符合其暴力幻想的色情內容；然而，他的慾望最終引導他走向那道悸動的裂口，將媒介納入體內，讓影像與肉身融為一體。當巴瑞將錄影帶塞入他體內、低語「為我敞開心胸，麥克斯」，本片進入極端的象徵場域──影像與肉體的結合化為暴力與慾望的終點。他曾凝視他人受難，如今卻以同樣姿態被貫穿與操控。麥克斯如同被「誘惑」進入這場遊戲的女性，最終被自身構築的體系吞噬。

不只如此，這場變形為麥克斯裝配了新的性徵：以金屬鑽頭刺入手臂的血肉槍（fleshgun），既是武器，也是慾望的具現與懲罰。他從藉之撫摸腹部的皮疹到將槍插入裂口，反向內化性暴力結構，並據為己有。血肉槍既延伸其慾望，也導向毀滅。他用它殺人，最終轉向自身，從控制走向崩解，從外射轉為內爆。曾施加於女性的痛苦，如今悉數回返於身。此槍由暴力象徵轉為懲罰器官，而裂口成為慾望清算的現場。當他舉槍自戕，陽具主體性隨之終結，影像敘事與身體政治亦抵達極限。

《錄影帶謀殺案》是一則關於觀看暴力與慾望塑形的寓言。男性在其中成為受難者，凝視的權力回到自身，引發對父權位置的裂解式自覺。當麥克斯被系統吞噬，觀者也被迫面對自身的共謀。這不只是對色情與影像暴力的控訴，更揭露觀看本身的暴力結構。身體在性別與媒介交織下不再承載慾望，而成為符號暴力的現場；其崩解，是讓男性親歷自我幻象崩潰的女性主義式反擊。

柯能堡揭示影像不僅形塑慾望，更與感知共構，使觀看者與媒體生成共生關係。當螢幕成為器官，觀看轉化為一種被動的注入與承擔。影像生成慾望，而慾望，總與控制、暴力、快感共構。《錄影帶謀殺案》並非提出抵抗之道，而是留下倫理難題：當所有慾望皆由影像生產、重現與消費後，我們是否還擁有選擇的自由？

《錄影帶謀殺案》電影劇照／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提供

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