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槍與銜尾蛇──《QUEER》的反酷兒認同

文／Chantal Hsu

這是我人生最分裂的觀影體驗。走出戲院，我開始想像這部電影在歐美酷兒圈可能獲得的評價：很美，但也陽剛、刻板、過時、抑鬱、負面。

別誤會，我認為本片的視／聽覺美學相當讓人激賞；但若抽掉絕妙的配樂選曲和詩意的場面調度，跟導演格達戈尼諾（Luca Guadagnino）的前作相比，《QUEER》（2024）的意識形態一點都不進步：壯年多金男子跟年輕俊朗青年的短暫戀曲，中產白人跑到異國風情的小鎮度假，最終年邁男同志因無法找到伴侶、而被讚頌愛情和年齡歧視的主流社會懲罰，抱憾孤獨離世。

主角威廉・李（William Lee）揮金如土的生活、自我毀滅式的藥癮和樣板的慾望模式，放在 1950 年的墨西哥很合理，但在 2025 年則顯得虛無。

不過，我們未必要把電影讀成男同志的愛情，若以一種自傳體的角度詮釋，它可能非關任何人的愛情，而更多在探討（反）身分認同與未竟的渴望。全片最值得深思的便是李對酷兒認同的拒斥：「我不是酷兒，我是飄離軀殼的慾望。」（I'm not queer. I'm disembodied.）

《QUEER》劇照／采昌國際多媒體 提供

李的角色原型是原著小說作者威廉・S・布洛斯（William S. Burroughs）。他本人曾宣告：「我這輩子從未當過一天同性戀，也不屬於任何同志運動」（“I’ve never been gay a day in my life, and I’ve certainly never been part of any movement.）（Białkowska 頁299）。

有趣的是，男同志研究學者哈普林（David Halperin）指出：自 1950 年代起，布洛斯的創作就圍繞著男同性戀經驗和社會壓迫兩大主軸。他的處女作《Junky》是一部談毒癮的自傳，而《Queer》則記錄他對一位異性戀男性的迷戀。

後者成書於 1950 年代，卻到 1985 年才正式出版。這導致布洛斯早期被視為「癮君子作家」，而非「同志作家」。讓人驚訝的是，書名「Queer」在同志運動重新定義這個詞彙、甚至 1980 年代酷兒理論問世前，就已經展現了前瞻性和洞察力。（頁339）

即使如此，卻鮮少有人從酷兒理論的角度閱讀他的作品。

少數評論者如傑米羅素（Jamie Russell）（註1）試圖詮釋他作品裡的同性慾望，指出布洛斯在寫給垮派詩人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信中，表達書名被改成《Fag》的不滿：

「我不介意被稱為 Queer。T. E. Lawrence（註2）和很多正派男人都是 Queer。但我絕對不要被叫Fag⋯⋯那就是我想擺脫的標籤⋯⋯我們強壯、剛毅、高尚，跟那些舉止浮誇、穿著像窗櫥裝飾般華麗的嘴炮娘砲完全不同。」（頁9）

羅素認為這段話揭示了「Queer」與「Fag」兩種男同性戀身分的對立：「強壯剛毅」屬於合格的同性戀，「娘砲」則歸為後者。當時艾森豪政權下的美國社會極度敵視男同志，精神醫學甚至將同性戀與戀童癖、變裝癖並列為病態行為。國會報告稱男同志因情緒不穩定、道德敗壞而容易成為共諜，主流刻板印象更將他們描繪為「笑得花枝亂顫、尖叫、畫眼線的妖嬈男」。（頁4）

《QUEER》劇照／采昌國際多媒體 提供

電影裡某次與青年的晚餐時，李說：

「這是詛咒，在我家族已經流傳了好幾代。李家人向來都是變態。我永遠無法忘記那種讓淋巴液凍結的、難以言喻的恐怖──那可怕的單字擊中我暈眩的腦海：同性戀。我是同性戀。我想起在巴爾的摩夜店看過那些濃妝艷抹、賣弄風情的變裝皇后。難道我真的跟那些卑劣生物一樣？」

（因手邊無中譯本，此處為筆者翻譯，角色台詞照錄小說原文）

在原著小說中，李形容自己的性傾向宛如家族詛咒，並竭力與陰柔形象劃清界線。其中當然有些自嘲成分，但羅素認為這些刻板印象使當時的男同志身心分裂，布洛斯的作品便以極端陽剛的角色來迴避這種「娘砲」典型。因此，他筆下的人物常是粗獷、擁槍的厭女男。即使在《Junky》中同性戀描寫極少，主角威廉李還是說：「一屋子娘砲讓我毛骨悚然。」

我想，觀影時那精心陳設、美如流動油畫的運鏡和完美契合的配樂背後，不適感的來源就是這個了：對陰柔男性的恐懼、歧視和貶抑被如實呈現，在有機會改寫原著的現在，卻沒有被批判或駁斥。

《QUEER》劇照／采昌國際多媒體 提供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其他層面。

導演選擇忠於原著，將背景置於魔幻的墨西哥。魔幻而非寫實，因為雖然途經墨西哥，但全片幾乎所有場景都是在羅馬拍攝。1950 年代，美國同性戀深受壓抑，在這個異文化、語境模糊的空間中，導演成功捕捉酷兒流亡的感受：無家無根、也無法在異性戀社會尋得歸屬。電影運用墨西哥城視覺上豐富卻哀愁的場域──破敗的建築、昏暗的光線與酒吧陰影中的喧鬧，隱喻男同志地下文化腐朽、痴迷與渴望的情緒氛圍。

然而，這些場景也帶有一種殖民式凝視的色彩：作為一名白人美國異鄉人，李以浪漫化、窺視的濾鏡觀看這個陌異城市，與他對無法觸及的青年尤金・阿勒頓（Eugene Allerton）的迷戀，形成一種鏡像關係。這座因為不熟悉而被異國情調化的城市景觀，成為李慾望投射的隱喻。

片尾，在一場虛實交錯的幻想中，房門後迎接李的是色彩毒豔的銜尾蛇。在某些脈絡中，銜尾蛇象徵身分不斷生成、流動與演變的歷程。然而，在這裡更近似一種陰鬱的符號：李被困囿在渴望與失落的封閉迴圈中，無法超越或轉化這段情感。誠然，這不是一部強調自我成長與解放的酷兒敘事，而是凝滯的循環。蛇吞尾暗喻永恆的循環──創造與毀滅、自我更新和消解。電影中，它呼應了李近乎循環、強迫性的慾望本質：他的渴望並非雙向的、而是自我吞噬，因為滋養自身的只有未被滿足的慾望、拒斥與羞辱感。

在李發現阿勒頓有女友時，他的反應竟是用金錢獨佔對方；如同銜尾蛇，李的慾望不斷繞回自己身上，電影中的酷兒之愛並非浪漫的成全他者，而是滿溢私慾的自我耗損：一種沒有出口、沒有回應、也無法釋放的自戀。

《QUEER》劇照／采昌國際多媒體 提供

銜尾蛇也可視為內化壓迫的隱喻。在強制異性戀的社會中，酷兒主體將痛苦轉向壓抑自身的認同，如同現實中的作家本人，蛇吞尾體現了酷兒身分在缺乏社會承認與肯定時，轉為自我啃噬的可能。

李隨身攜帶的手槍，從最直觀的意義來看，象徵陽剛、權力、掌控與威脅。但在電影中，卻具有強烈的諷刺意味。在他與阿勒頓的關係中，李處於無能為力的狀態。手槍成為補償性的物件，取代在情感生活中缺失的控制權。它象徵一種男性主導的幻想，即使李從未真正掌握實權。最終，這把槍化為異性戀常規裡男性酷兒生命樣態的隱喻──表面武裝，實則脆弱。

最耐人尋味的是，片中除了房間裡的幻想場景以外，李從未真正使用過那把槍。正如李的愛情從未獲得回應，手槍始終沒有被扣動。它成為感情中無力、徒勞與匱乏的體現。槍的無作為，指向未竟的慾望與挫敗的陽剛。

然而，阿勒頓的想法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如同現實生活中被布洛斯誤以手槍射殺、在電影中徹底消失的妻子（註3），他們似乎不是電影或小說關注的重點；在李的世界裡，這些欲望對象只是造就其創作、被歷史遺忘的他者。

打開暗櫃，觀眾看見的是讓人不忍直視的羞恥、心碎、自恨、孤單、渴望。這些情緒很負面，很真實、但也很酷兒。像威廉李／布洛斯這樣的爭議人物，究竟對後世酷兒文化有無影響，恐怕不是他本人說了算。

《QUEER》劇照／采昌國際多媒體 提供

不少性別研究學者認為他是最早在文學裡打破酷兒與用藥文化禁忌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對當時非異性戀者的社會地位提升有重大影響。在這些抵抗體制的敘事裡，許多角色不具固定身分，性別也相當流動──可變裝、轉換性別、成為克隆人或其他物種。這似乎與酷兒理論的核心理念不謀而合。正如羅素所言，即使布洛斯（或我們）不願承認，他仍是酷兒作家。他的每一本書都可以被讀成《QUEER》。

但今時今日，無論任何性傾向的酷兒讀者，大概都很難接受布洛斯本人的價值觀。他拒絕任何性別、政治或文學運動的身分認同，矢口否認自己是同性戀，主張建立「單一性別／性向（當然是陽剛異性戀男性）」的社群，並貶抑陰柔氣質的男性；這樣的世界觀，與目前酷兒理論擁抱多元性別／性相（sexuality）的立場顯然背道而馳。（Białkowska 頁305）

最後，改編電影之所以為改編，正是因為原始文本的脈絡需要被檢視、改寫與重新詮釋，進而賦予導演自身的詮釋與當代意義。

《QUEER》無疑是一部技術層面卓越、形式風格鮮明的作品。然而從性別意識與政治動能的角度來看，電影整體仍較為保守。這樣的選擇未必全然無效，卻也讓人遺憾地感受到──即使以《QUEER》為名，它終究與這個詞在當代文化中所承載的顛覆與解放意涵，有著淡漠的距離。

或許，這正是這部作品留給我們的課題：當代觀眾該如何面對那些形式華麗、情感真摯，卻又在思想層面令人猶疑的影像？

《QUEER》劇照／采昌國際多媒體 提供

註解：

註1. 除了羅素之外，試圖把其作品放在酷兒理論脈絡下分析的學者還有墨菲（Timothy S. Murphy）、德拉莫拉（Richard Dellamora）和摩根（Ted Morgan）。（Białkowska，頁299）

註2. 湯瑪斯．愛德華．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即「阿拉伯的勞倫斯」。

註3. 1951 年，布洛斯在墨西哥城的某次遊戲中，不小心射殺了他的妻子瓊·沃爾默（Joan Vollmer）。根據布洛斯自己的陳述與目擊者證詞，當時他們在派對上大量飲酒。布洛斯提出要表演「射蘋果」遊戲，讓他從瓊的頭上射下一個玻璃杯。

沒想到他卻失手，子彈擊中瓊的額頭，當場致死。隨後，布洛斯因過失殺人被逮捕並起訴。出身望族的他，在監獄中待了 13 天後，因家人前來賄賂官員而獲准保釋，隨後逃離墨西哥，未接受審判。墨西哥法院最終在缺席審判中判他有罪。

布洛斯認為這場悲劇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多年後他寫道：「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若不是瓊的死亡，我可能永遠無法成為一名作家。」

參考文獻：

Białkowska, Anna. ““Lee and the Boys” – a Queer Look at William S. Burrough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Halperin, David M. “The Normalization of Queer Theor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vol. 45, no. 2-4, Sept. 2003, pp. 339–43.

Russell, Jamie. “Queer Burroughs.” Palgrave Macmillan US eBook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