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10

By 15噸的書

致那些努力活著的你我他──專訪紀錄片導演楊力州

「我們大概就只做這件事(拍紀錄片)了,而且想講的故事還很多。」從業二十幾年,拍攝過各類題材的楊力州導演,為自己的創作生涯如是註解。在成為紀錄片導演之前,他是一位專職老師,未曾料到會將自己往後的生命奉獻給電影;在這之後,他關注偏鄉,注視那些底層、無力發聲的人物,展現他們在生活中的樣態。

對楊力州導演來說,會想發展成紀錄片題材的類型有兩種:一種是自己本來就很關注的題目,另一種則是相對而言很陌生的族群,例如 2010 年《被遺忘的時光》將鏡頭聚焦在一群失智老人身上,所有記憶堆砌而成的過往被遺留在昨天,僅剩下令人手足無措的失語。楊力州導演談及這部片創作的契機,原本只是接受老人收容中心的委託,製作單純解釋病症的教科影片,卻在實際接觸之後,發現這是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題材,轉而發展成記錄收容中心的個別家庭。

而其實在台灣,失智反而是高齡社會較稀少的一群,更多的則是雖有一些小病小痛,但還有餘力從事社交,與人互動的老人。於是,就在《被遺忘的時光》進入拍攝尾聲,導演緊接著走入《青春啦啦隊》的製作前期,將視線放在廣場上熱力四射的老婦老伯身上,相比在收容中心裡有氣無力的莫可奈何,是截然不同的景況。他希望透過兩種極具對比的方式,表現年長族群的多種面向。

導演説,大部分紀錄片創作者總是在拍攝的過程中,思考自己創作的美學運用,以及作品問世後是否對社會有所助益?對他而言,自己雖然更看重前者,卻也希望後者在他的作品中,能有機會被發揚。就像前面提到的,關於失智老人的影片創作,他們在當時除了產出《被遺忘的時光》,也在後來壓製而成的 DVD 中,收錄一開始要製作的教科影片。某次將這組 DVD 租借給父親的朋友,還回來時卻是教科影片被帶走了,而《被遺忘的時光》仍是好端端地躺在光碟盒中。

「我心裡很難過,為什麼不見的不是我的作品(《被遺忘的時光》)?他起碼把我的作品拗走,我的心裡還平衡一點。」導演雖然這麼玩笑著,卻也釋然自己的創作,並不一定是具有實際的教育作用,而是帶著更同理、同位的視線去陪伴被攝者族群,甚至是延伸關懷至周遭的眼光。

《被遺忘的時光》劇照/新北市紀錄片獎提供
《被遺忘的時光》劇照/新北市紀錄片獎提供

觀察楊力州導演歷年來的作品,不難發現其擅長記錄邊緣人物如何「努力活著」。他舉 2003 年發表的作品《新宿驛,東口以東》為例,說明自己並非僅是為了宣揚「正能量」的生命光輝而創作,更多的是因為看見生命力的韌性,無論是「好活」還是「歹活」,都拚命要活下去的模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見《拔一條河》中,高雄甲仙居民在八八風災後,齊心協力地面向希望、看見曙光,而導演關心的則是他們在陰霾中為何左右為難、如何徬徨掙扎的心路歷程。

導演解釋他之所以容易被這些生命力的展現吸引,是因為自己生長環境造成的。國小時,父母決定從彰化北上打拚,除了台北市中心以外,舉家在郊區幾乎住了遍,也因此習慣從旁觀察百態。有很長一段時間,導演父親的工作是在喪禮間「畫人像」,也因此家裡會進出走動的,幾乎都是與殯葬業相關人士。在台灣對這個行業存在許多禁忌與避諱,若從社經方面來看,他們是屬於社會底層領域。這些原因讓他對小人物格外關注,創作的雷達也分外敏銳。

「如果從空間地理的關係轉換成權力的關係,我反而喜歡從邊陲去看核心。如果我進到了核心,會看不清楚這個世界。」導演回望自己的成長經驗,更能理解紀錄片作品之於個人的創作意義,是以一種動人的生命反饋回報。

在楊力州導演的作品中,有關「活著」的力量除了體現在生活與生計方面外,也能在面臨生存危機的極惡環境中,看見它的強大與脆弱,一體兩面。導演在 2008 年的作品《征服北極》,是跟著幾位馬拉松選手,到北極記錄他們長達 600 公里的極地征途,隨後發展成記錄個人在北極的短片《活著》。預計在今年金馬影展首映的作品《無邊》是他遠赴南極,再次挑戰身心的冒險之旅。因為經歷過這些環境上的劇烈變動,進而刺激導演去思索自己是怎麼走過來的?「當我被丟到北極、南極,連『活著』都這麼困難的時候,就會對於存在、生命產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總是關心他者的導演,過往作品幾乎將鏡頭對向除了自己以外的群體,這兩次的極地挑戰卻難得記錄了自己對生命的叩問。導演深刻地談到,當到達一個僅能思考如何活下去的地方,再無心思去關注其他時,內心對於自我的凝視會更清晰;而當回到台灣,回到適合人類生存的環境裡,那些吸引他注意,或是引起他憤怒的命題,便會源源不絕地浮現。

《拔一條河》劇照/新北市紀錄片獎提供
《拔一條河》劇照/新北市紀錄片獎提供

楊力州認為,看見不平事件而產生憤怒的情緒是正常,它會是創作的動力,卻不會是作品的內容。憤怒應該被轉譯成另一種感受,透過作品傳達給觀眾了解,希望能起到有效的共鳴作用。

正如他這陣子正在監製製作的系列紀錄短片「怪咖」,總共有十八部作品,涉及台灣許多社會議題。其中有一部關注印尼移工未婚媽媽《有時 Mama,有時 Mimi》,片中講述許多印尼外籍勞工到台灣工作,因為意外懷孕無法正常生養小孩,而僅能依賴在木柵幫忙接生、照料移工孩子的咪咪。由於台灣是屬人制度,出生的小孩是跟隨父母戶籍,所以他們是印尼籍,也因此在剛出生時無法施打疫苗,甚至在拍攝期間有小孩因感染離世。「看到這個畫面,你不可能不憤怒的啊!」在這之中有太多荒謬且令人心酸的故事,令他不禁疑惑,如果台灣自詡是一個人權國家的話,那麼在這種時候國家的力量又在哪呢?

楊力州導演在這次「怪咖」系列致力於協助年輕創作者,提供他們許多人脈資源,希望能夠將他們的個人想法好好落實。他認為自己在這之中擔任監製的角色,與在新北市紀錄片中作為評審類似,皆是給予創作者們較為欠缺,而自己所擁有的經驗累積。導演想鋪好在資源方面的台階,讓他們能專心於創作上。他甚至在訪談間向新北市紀錄片提出邀請,希望未來能有合作機會,將創作者的發表空間延伸。

採訪、撰稿:15 噸的書
攝影:顏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