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作為一種減法的藝術，就是在發揮景框的影響力，導演巧妙地運用了兩者的關聯性限制住觀眾的視線，有意識地引導、暗示，再進一步引誘觀眾的想像──先去理解景框內發生什麼事，再去揣測景框之外的世界。

重看一次《曼哈頓》，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喜歡這部片，電影裡大量置入的壯麗城市景觀與文化人優越感，明顯是刻意用精緻糖衣包裝的虛華，奪人眼目的外貌卻藏不住編導伍迪．艾倫自詡為知識份子（實則放不下老白男心態）意識下的自溺與耽戀，缺乏對中產階層偽善文化的有力批判與深刻自省。

畢贛電影的「詩性」就是那「最好是既未作夢也不是無夢而且／永不醒來」的切面，是睡著也好，醒來也罷的矛盾狀態，而正在此矛盾中，它開啟了那個斷裂又流通的影像時空。

我不斷思索和試圖理解安妮為何如此詮釋這段時光、這場婚姻，時而懷疑是她的回憶濾鏡銳化（而非鈍化）了當初的矛盾與不快，時而敬佩地認為這正是她從不裝睡、永遠清醒的銳利誠實。但「暴力」是嚴肅指控，以此形容究竟是精準或言重？

「拍電影是很漫長的過程，比想像中還要漫長很多。它在方方面面都在考驗你的決心，是不是夠誠實？是不是夠喜歡？放棄是簡單的，堅持不是。」以這次新作《壞男孩》為例，從二〇一八年開發劇本，至今已是二〇二三年尾，五年的時光都在這裡，要堅持下去並不容易。

沒有人可以為別人給出答案，但我深刻地感覺，我們都在道路上與眾多選擇並肩同行，並且是一個選擇串連下一個選擇。就像許多作品在討論的「如果」。如果時間可以重來，你還會做出這個選擇嗎？但先排除其他複雜的可能性，時間不會重來，所以，只能往前衝，當然也可以就此停下來，回頭看看，哇，走了這麼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