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湧情事》：暴力、溝通與誠實的不可能

在第一次看完濱口竜介的《親密》（2012）時，我曾激動地寫下：我想用一個被用到爛掉，而且一般來說我不想用來稱讚別人的詞來表達濱口竜介在我心中的意義：誠實。看完他當年畢業於東京藝術大學映像研究所的畢業製作，也是他的第一部長篇電影《暗湧情事》（2008）後，我終於明白我會這麼說的原因，他是一個如此戮力試圖透過電影的可見形式，以及賦予我們對當下意義解讀的故事編排，去探索「誠實」這個難以界定卻又重要的抽象價值，如何可以被觀眾意識到它的存在。

雖然其實整部片的一個重要的面相：暴力，都已經被濱口竜介用非常說教的方式點題出來了──這並不意外，很像《歡樂時光》（2015）中的工作坊在整部電影中的定位──但是這個說教，並不妨礙電影本身要傳達的曖昧與空間，相反地，它其實是作為整部片的起點延伸出它的反命題：看似文明的溝通，其實也是一種暴力。

先說回濱口竜介早期學生時期的一部短片《游擊》（2006）。在這部短片裡頭，濱口竜介將人際之間的情感衝突及交流，以言語暴力與肢體暴力兩種外顯的動作展開，在這裡頭我們可以看到他其實將言語溝通和肢體暴力在情感交流中的作用連結在一起思考：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通常把言語當成是一個溝通，而暴力當成是一種拒絕溝通，因為暴力抹消掉他人的發話權和自主性的話，那濱口竜介問的問題則是完全反過來的，也就是語言本身是否也是一種暴力的展現，而言語的發送（與否），本身其實就像一種肉搏戰？甚至反過來說，濱口竜介更進一步追問的是：暴力是否也是一種溝通的方式？

所以在《暗湧情事》中間的段落，提到了果步在學期末和他的學生進行了一場如何消除暴力的討論──因為班上一位同學的自殺──，在這裡頭，果步帶著同學得出來的初步結論是：不去進行暴力是遏止暴力的根本辦法，因為當我們不想要自己也遭遇暴力，並且知道（並預期）彼此都一樣不想遭到暴力時，那停止暴力就會是我們的共識。

可是問題是，個人的意志真正能夠發號施令的對象只有「我」，也就是每一個第一人稱的我，可以決定自己要不要使用暴力，並不能在不使用暴力或是暴力的變形（也就是權力）的前提下，透過自身的意志決定對方能不能使用暴力。所以國家可以說其實也是透過另一種形式的暴力，來遏止暴力。

換句話說，如果真的要遏止暴力，我必須以近乎是盡義務的方式來實踐這個原則，而不顧現實的安危。因為儘管按照上述推論，暴力沒有辦法成為一個普遍的原則，而不使用暴力理當成為眾人共識，但是當我的意志其實只能決定我能不能用暴力，不能夠決定別人能不能用暴力時，你決定不用暴力的這件事本身，讓你要概括承受你不能控制的他人做出的可能的暴力行為，以及隨之帶來的種種傷害。

因此，去除暴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大部分時候，我們幾乎沒有辦法做到不去武裝自己。因為雖然我不想要自己受害，所以我們也不願意推崇暴力，可是暴力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在於要防衛──因為你終究沒有辦決定他人的意志。

在他人的意志裡，有著我們無法窮究、無法真正探索的神秘地帶，因此在不了解他人的前提下，溝通可能不是一種坦誠的表現，而是武裝與攻擊的策略。

就此來說，果步學生的回應，便不僅是概念上的回擊，更是自我防衛的武裝。果步面對的不是抽象理論的挫折，而是人際之中以文明的表像遂行的赤裸裸的暴力。

在這個課堂討論之後的其中一個情節，也就是果步的未婚夫智也，以「誠實之泉」為名目進行的那一段彼此講出真心話的互動遊戲，就是這個道理的展現。在這裡頭他想要討論的是：言語可以作為袒露自我的工具，也能當作攻擊他人或武裝自己的武器。而誠實作為自我赤裸的袒露，之所以不可得，就如同放棄暴力之不可得一樣，是因為你只能要求自己誠實，你不能、也無法確保對方必須誠實。你能做的要麼就是完全誠實，並承擔所有他人以不誠實武裝自己時對你的傷害，或是為了不要承擔他人（為了武裝自己而來）的攻擊，你也選擇用武裝自己的方式，來面對別人。

在那場真心話的對話中，最有趣的地方就在：智也強調，所有人問的問題，最終都只是從他人的回答中，來逼自己更誠實面對自己。因為你完全沒有辦法判斷別人是不是誠實以對。然而這樣子的強調，其實也是一種持續宣說，去推動每個人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到：若你自己也不跟著誠實以對，那這一場遊戲就沒有意義。所以參與遊戲的人，更會因著丟出去的問題，得到了一個無法判斷答者是否誠實的答案，讓自己評估願不願意再更誠實一點：你勢必要對自己誠實，同時你要讓他人知道，你是誠實以報的，你才能夠相信他人也會誠實以報給你。所以那個段落很深入地去探索一個問題：儘管誠實是如此地不可得，可是我們要不停地試圖讓這件事成為可能。

但更有趣的設定是，推動遊戲的是做為知識分子代表的智也。他給人一種感覺，就是他非得要實踐某一套規則才能放下規則帶給一個人的束縛，而在當場表示一直很討厭智也虛偽的朋友阿毅，卻是完全不吃這一套。對他而言，他反而用了一個看起來不文明，但其實在這語境下或許才是真正能溝通的一個方式，也就是暴力。

換句話說，文明乍看之下確保的是我們之間不再有暴力，可是當文明反而成為了一種遂行暴力的修辭，或是文明本身就是另一種比較高段的暴力的時候，真正個人的暴力，反而在這個被修飾的文明裡，成為了另一種溝通手段。因為在這樣虛偽的社會裡，它成了一種赤裸與無能的表現，而不是武裝。

濱口竜介總是能用一個很簡單的形式探討一個內在深刻的問題，換句話說，前面這些抽象的討論，最終都該回到一個既是人際處境，又是電影視覺語言的問題：誠實要怎麼被表現？

任何一個可見的行動、言語或特徵，都無法保證背後存在著誠實這種不可見的內在深度。在表現內在深度上，有些電影導演會透過違反常見的戲劇邏輯，放棄煽情的表演形式，或是挑戰觀眾觀看慣習的鏡頭處理，來讓觀眾的觀看認知產生挫折，進而看到他平常的觀看認知觸及不到的內在深度，或是那推動世界構成的真正原理──例如我們可以想到今年台北電影節的焦點導演安格拉．夏納萊克（Angela SCHANELEC）就是如此。

然而濱口竜介的處理方式恰恰相反，他是透過一個通俗的故事情節，來讓了解故事上下文的我們，去意識到當前的簡單對話中是如何推進一個看不見的深度，直搗對方內心黃龍的探測正在進行著，但同時它也在這種誠實正在發生的努力當中，展現出另一個反命題，也就是誠實的不可能，以至於我們會如此地在情感關係中透過無盡的溝通來追尋它。

之所以這樣說，並非指濱口竜介在鏡頭上沒有經營，相反地，他是刻意地在鏡頭下捕捉到那些看似無視覺張力的對話交鋒，為的是讓觀眾在敘事的框架下讓那些對話的畫面被感知為暗潮洶湧。而鏡頭下一個又一個發話者的臉孔，在僅能確保自身誠實以及透過他人的言說試探誠實的界線的語境下，表現出了那抽象的，訴說著內心獨白的「本來面目」。

全文劇照提供：東昊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