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童年》：悲劇是一場由童趣包裝的遊戲

在《被偷走的童年》（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 2019）的結尾，十歲的小女孩安娜在與自己相差三歲的哥哥、以及基於政治立場和猶太人身分而被希特勒「懸賞人頭」的父親與擔任歌劇女伶的母親一起前往──或者更精確地說，是「逃往」──英國的輪船上，面對哥哥對於他們必須再次適應全新的文化、語言與環境的怨言，她如此回應道：「就算要從頭開始，那也沒有關係，因為我一定可以的（weil ich das schaffe）」。

在此，讓我們回溯《被偷走的童年》中的時代背景：最初，安娜的父親阿圖爾患上了嚴重的流感，而此時距離 1933 年三月的國會選舉（Reichstagswahl）僅剩十日。阿圖爾深知，若納粹於十日後的大選贏得了過半數的選票，將會對自己多次於報紙上發表批判納粹與希特勒的文章採取報復──而這也正是人們所理解的，納粹清洗政治異議份子的第一步。藉著重病的理由，阿圖爾趕在大選前離開柏林，動身前往瑞士。這對照到安娜在結局所表現出的極度樂觀，我們便會差點忘記安娜一家人最初踏上逃亡的目的，是阿圖爾意識到納粹「報復」他們批判希特勒的政治立場，以及他自己和家人的猶太身份，將會是清除異議份子第一波行動的對象──而忘記這樣的逃亡理由，甚至是遺忘種族屠殺的恐怖之處，相當大的部分便是安娜樂觀的態度以及本片從她的「兒童視角」出發所致。

我是難民，但難民是什麼？

國會選舉前的離開，也正是安娜一家人「逃亡」的開始。自此開始逾十年間，安娜一家先後輾轉前往瑞士，再到法國，再來到英國──對安娜而言，或許值得慶幸的是，她的童年並沒有在面臨戰事的家鄉，逐步被限縮生活空間、剝奪基本權利與自由，最終被送入集中營的命運裡度過，和甚至以此終結。就事實的角度而言，她所面臨的是基於父親的工作、自己的血緣而不斷到達，再不斷離去，最終不得不離開歐亞大陸──這也是安娜所賦予自己的身份：「難民」（Flüchtlinge）與「無家可歸」（heimlos）。

然而，對於安娜自始至終所抱持的，一種與樂觀主義相去不遠的童真，我們必須保持懷疑的態度。基於安娜一家在戰爭尚未開始前便踏上了逃亡一途，納粹與希特勒對於安娜的意義，並非集體層面的，而是僅停留在個人情感的層面：安娜來到瑞士一段時間後，一日在阿爾卑斯山上的校外教學時，老師對安娜說道：「我看見妳父親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起初，安娜對此表達了興奮之情：「真的嗎？終於有媒體願意買爸爸的文章了！」顯然，安娜與自己的家人對他們時常無法溫飽的生活困境有所感觸──，可是，老師接著說道，「希特勒在德國境內以一千馬克懸賞妳父親的人頭」──話落，安娜的臉隨即垮了下來。

但是，這個「人頭懸賞」的威脅，似乎對安娜並沒有任何特殊的意義──除了這個被懸賞的人是自己的父親之外，這似乎僅是一個納粹可能將父親從自己身邊奪走的威脅與警告而已，並不包含希特勒的種族主義（Rassismus）、民族主義（Nationalismus）思想，以及對亞利安民族神話確實存在的相信，進而將它付諸實現的瘋狂。如同紀傑克所言：

納粹是一種實際存在的障礙，但問題是，為什麼他們是實際的障礙呢？因為他們被某種虛幻的世界支持著。（紀傑克，2008，頁 82）

對紀傑克而言，納粹對猶太人採取的「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無庸置疑地是種頗具威脅性的瘋狂；只是，這個瘋狂並非指納粹在集中營或醫院裡施加於人體之上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過程──與其說是瘋狂，基於納粹對於純粹人種、也就是完美的人種的渴望，雖我們將之命名為「去人性化」，然其過程無疑更接近一種熱情的、窒息式的恐怖行為──，而是指納粹將德意志帝國的神話視為永恆不變、確實存在的真理，甚至意圖透過大規模的行動將之付諸實現。

總結而言，納粹的恐怖之處並非完全指向他們的所作所為，而是迫使他們、要求他們採取行動的某種不存在，卻支持著他們的幻象，而且他們將之視為現實。這種針對少數民族、尤其是猶太民族的恐怖，在安娜的純真無邪的世界裡，簡化成一種純粹的「討厭」，一如許多人於兒時經歷的「你不分享玩具給我，我討厭你，我要告訴老師」，是尚未、或永遠不會形成具體憎恨行為的無傷大雅的情緒；也如同安娜初到瑞士時，因不懂瑞士「男女有別」的文化習慣，在男同學面前翻跟斗，而被女生鄙視和嘲笑，或是被男同學以「喜歡」之名丟石頭。

可疑的是，不論丟石頭的行為是否基於瑞士人固有的文化與傳統，這個行為看在我們眼裡都是相當冒犯的，且對安娜與其家人富有針對性。然安娜卻不曾對於這個「喜歡」的解釋有所懷疑，遑論將瑞士同齡小孩對自己的嘲諷與鄙夷視為「敵意」。當男同學以「喜歡」為理由解釋丟石頭的行為時，安娜與母親同樣笑笑地接受這樣的解釋。此處，我們能夠確認，片中的兒童對其他種族的敵意，以及由種族歧視衍生出來的、具體且嚴重的排斥行為，都是具有「童趣」的行為，如同翻跟斗與丟石頭一樣，是孩童之間無傷大雅的遊戲。

你討厭我，但我還是要喜歡你

安娜對於這可能存在的敵意的不在意，以及哥哥馬克斯在旅店的餐廳主動向一個疑似支持納粹的德國家庭問好，或許皆來自父親「如果別人討厭我們，那我們必須更加努力、謙虛與誠懇」的教誨，但是這樣「聖人」般的反應模式仍然是相當可疑的。

說到公開的、書面式的反猶情緒，我們不得不回顧尼采於《上帝之死》（Der Antichrist，又譯《反基督》）中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us，又譯反閃族主義）：對尼采而言，基督教將生命的核心置放於對神的意旨的高度服從，透過來生、天堂與地獄的神話，要求信徒此生一心向善、成為神的僕人，謹守戒律與教條，以達到所謂的「天堂」，他認為這樣的要求是病態的──因為從總體層面來看，基督教對於平等與普世之愛的倡議，似乎把人塑造成懦弱無比的形象：此生必須受苦，無法享樂，否則來世便必須以無盡的痛苦「還債」。

然而，不僅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在《上帝之死》也成為了尼采批判的對象。尼采認為，猶太人具有某些令人厭惡的特質：這個令人厭惡的特質，或許就是安娜一家搬至法國後，安娜的疑問「葛蕾塔小姐是否討厭我們？」的解答。也可能是房東在上門討房租時所說的：「猶太人貪財又小氣……（如鼠輩一般討人嫌）」。但若我們從更為直觀的方面切入，或許可以將尼采、反猶的德國人、希特勒等所宣稱的令人嫌惡的特質，對映到基督教叫人從善，鄙棄世間一切，將神視為最崇高且最終的服侍對象──如此斯多葛式（stoic）的壓抑與拘謹，我們在基督宗教與猶太教上皆看到了蹤跡，而前述阿圖爾對兒女們的教誨更是如此。

由此層面看來，安娜與馬克斯對於外來敵意的應對方式，似乎反映了尼采反基督的原因：基督教「同情弱者」的憐憫之情令人生厭，於是待人寬厚與仁慈同樣成為了尼采反基督行為的狩獵範圍。雖然阿圖爾要求孩子「比任何人更為努力與誠懇」，但是對於妻子帶著孩子拜訪自己曾經大肆批判的劇場導演，阿圖爾仍然憤怒不已，並氣憤地說道「我不准你們接受別人的好意」──即使電影裡並沒有清楚地闡釋阿圖爾的行為對自己的家庭帶來了何種比逃亡更為嚴重的後果，我們也能從此「宣示」中，看出某種僅能於少數民族身上看到的特質：如同電影裡曾短暫提過的，「猶太人遷徙的歷史已經相當久遠了」，身為少數民族／猶太人，這樣的血統逐漸隨著他們的逃離成為一種標籤與印記，如送進集中營的人們被要求在手臂上刺上囚犯編號；對安娜而言，瀰漫整個德國的反猶情緒，並不是一種需要被譴責的行為──除了阿圖爾時常在社論中批判納粹──，甚至必須透過自身的「努力」與「善良」，來讓反猶情緒減緩，讓納粹不再追殺自己。

於是，從更大的層面來看，不論是在瑞士與法國基於外來者或「難民」身份，或是基於當時逐漸在歐洲境內高漲的反德情緒而被討厭與排擠，安娜不僅默默地接受，甚至試圖以自身的努力──如她與家人待在法國的一年內，從對法文一竅不通，到作文在全校性的比賽中獲得表揚──來證明自己，或自己身為猶太人的價值。然而，安娜始終沒有意識到的是，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厭惡，從來不是來自於猶太人「不夠優秀」，不足以成為「亞利安人」，而是因為納粹所提倡的意識形態以及迫切地、病態地實踐德意志神話的承諾，甚至是因為猶太人「過於優秀」──他們勤奮工作、積攢積蓄之外，甚至開始待人善良──，進而剝奪了其他歐洲人的生存空間與權利。

至此，若我們回想開頭所提到的電影結局，我們便能發現，安娜對於一切的困境，先後以簡化──如對於父親受到人身威脅而必須不斷搬遷一事，安娜多數時候以「所以我們不能回家了？」、「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回家？」等問句面對；至於叔叔的離去與死亡，前者安娜以賭氣的口吻面對叔叔總是要求安娜對著懷錶吹氣、以使懷錶開啟的把戲，而後者對安娜的意義，則濃縮成對懷錶遊戲的思念──、極度樂觀的方式看待。我們或許可以以「孩子對於納粹的恐怖行徑無法理解」，或是這是孩子面對困境時的童真反應解釋，但是欣然接受一切、不多加反擊──從安娜與朋友薇內莉被追逐和亂石投擲起，兩人僅是不顧一切地逃跑，儘管薇內莉知道這是瑞士人「喜歡」的表示，她亦未曾於逃跑過程中對安娜解釋──的態度，不得不讓人懷疑，這樣過於樂觀、逆來順受的態度，是招致敵意的原因之一，如同尼采憎惡基督徒的原因。

我的童年很艱難，但是艱難是什麼？

由上述看來，安娜所經歷的一切，就如《美麗人生》（Life is Beautiful, 1997）中所呈現的情節：義大利裔的猶太人基多與妻兒在二戰期間被送往了集中營，為了讓年僅五歲的兒子的童年美夢不被納粹所破壞，基多向兒子欺騙他們正在玩一場「遊戲」，贏了可以獲得豐富的獎品──只是，這場遊戲是一場生存的遊戲。直至戰爭結束之際，基多仍為了保護兒子的性命而持續地與兒子進行這場遊戲，甚至在自己將被處刑之時，將兒子藏了起來，並對兒子叮嚀道：「這是最後一場遊戲了，你只要躲得好好的，你就會贏！千萬要等到沒有聲音才可以出來！」──最後，基多死於納粹的槍口之下，兒子得以躲過這場劫難，同時在童年結束前不曾對納粹的恐怖有所認識。

以此層面看來，安娜在父母羽翼的保護之下，她同樣將納粹的迫害，理解為自己生重病而失去意識的三個星期內所夢到的灰色大象，而來不及帶走的粉紅兔子──如德文片名「當希特勒偷走了粉紅色的兔子」（Als Hitler das rosa Kaninchen stahl）──，則是不能一同前來的女管家漢皮，與被剝奪工作權利、最後不敵憂鬱而遁入死亡的叔叔尤利烏斯。如同基多的兒子將集中營──至明白父親已死與父親為自己講述的謊言前──理解為一場遊戲。

在此，我們姑且不論，究竟安娜、從集中營生還的受難者（Opfer）、死於迫害進程裡的人們、於集中營終結生命的死者，何者所經歷或承受的苦難最為龐大或不可估量──如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引用了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於二戰期間寫下的文字，以指出痛苦無法比較的性質：

沒有任何痛苦哀嚎要比個人的哀嚎石破天驚。又或者，沒有任何苦痛能比一人所能忍受的巨大。整個地球所能承擔的苦痛不會凌駕個別的靈魂。（包曼，2007，頁170）

但我們無法否認，確實經歷過納粹窮追不捨的迫害與集中營之恐怖的「倖存者」，或許會對安娜看似基於童稚與未經世事而發展出的純真感到嗤之以鼻：因為相較之下，安娜所經歷的或許「僅是」成為難民──我們甚至無法確定，安娜是否真的明白難民的真實意涵，或認為難民只是「無家可歸」的同義詞／近義詞，而希特勒討厭猶太人的理由也與前述的種族思想與去人性化計畫無關，就只是不喜歡猶太人──，她並沒有如年紀相仿的猶太女孩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死於集中營內，沒有如反納粹組織白玫瑰（Weiße Rose）的兄妹漢斯與索菲．修爾（Hans and Sophie Scholl）死於納粹黨衛軍的行刑。

至此，對於安娜在前往瑞士的路途上閱讀《世界名人錄》時所發出的感嘆：「為什麼所有成功的人，都有一個悲慘的童年？」，以及最終安娜在船上說道：「（雖然我們不斷逃亡，不過）往好處想，我們已經符合了條件」──這個條件，即是安娜所認為的「成為成功人士」的條件，亦即擁有一個相當悲慘的童年──，我們可以以《兔嘲男孩》（Jojo Rabbit, 2019）中將納粹及希特勒戲謔化的情節作為例證：《兔嘲男孩》刻畫了一位對希特勒和納粹相當崇拜的小男孩喬喬──不過，不僅是喬喬，片中所有人物在起初幾乎都為他們的元首瘋狂：男孩直截了當、不以任何話語文飾地說道「我超愛殺戮」，女孩同樣直白地道出納粹為女人量身打造的「成為家庭主婦」計畫：「女孩會學習如何懷孕，而我總共為德國貢獻了 18 名男孩！」──，喬喬甚至幻想自己有一個跟希特勒長得一模一樣的好朋友。只是，隨著劇情發展。喬喬經由母親的死亡，逐漸對納粹與希特勒產生事實層面上的認識。

在電影揭露「真實的希特勒」之前，喬喬與其他人一般，舉街沈浸在崇拜元首的氛圍之中，不過同時間，過於直白、誇張、過度強調幽默的言詞──如前述的「我超愛殺戮」、「我們學習如何懷孕」以及「是時候燒一點書囉！」，就如同《被偷走的童年》中安娜翻跟斗露出內褲而被同學嘲笑，或《美麗人生》的基多將他們進入集中營的目的形容為在一場盛大的遊戲中獲得冠軍與獎品──，背後所指向的事實──種族屠殺、開啟二次世界大戰的罪惡──卻讓人笑不出來。英國作家史密斯（Sydney Smith）曾於《道德哲學的基礎草圖》中討論了道德及心理的哲學，並且寫道：

「美麗的事物」在本質上即與可笑的事物有所區隔，所以重大的不幸事件永遠不會是引人發笑的原因。（Billig, 2009: 196）

但是，很明顯地，幽默、譏諷與痛苦的事件，在這三部電影裡產生了結合，形成了「病態的玩笑」（sick jokes）：恰好此三部電影皆取材自二戰前後的納粹德國，且皆以戲謔的方式，對痛苦且難受的事件進行了不同的描述與呈現。如前述所闡釋的、應當是相當悲慘的生命事件──至少在觀者的眼裡的確如此──，在安娜童趣十足的眼光下遭到了掩蓋與某種程度上的忽視，最終形成結尾那般的面向未來的無限的樂觀主義。也因此，對恐怖事件的簡化、刻意誇大的幽默或童真，對於有必要被徹底認識的歷史事件的理解，是否有幫助？是值得質疑的。

全文劇照來源：IMDb

引用及參考書目

中文

Friedrich Nietzsche 著，劉崎譯。《上帝之死》（Der Antichrist）。台北市：志文，1968 年。

Michael Billig 著，鄭郁欣譯。《笑聲與嘲弄：幽默的社會批判》（Laughter and Ridicule: Towards a Social Critique of Humour）。臺北縣：韋伯文化國際，2009 年。

Slavoj Žižek, Glyn Daly 著，孫曉坤譯。《與紀傑克對話》（Conversations with Slavoj Žižek）。台北市：巨流，2008 年。

Zygmunt Bauman 著，何定照、高瑟濡譯。《液態之愛》（Liquid Love）。台北市：商周，2007 年。

外文

Sydney Smith, Elementary Sketches of Moral Philosophy,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2009. 18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