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父親，聖母的形象──《中央車站》

去年秋天在台灣重映的巴西經典電影《中央車站》，描繪了一位煢獨的中年婦人朵拉與意外失去母親的少年約書亞展開一段「尋訪父親」的旅程。

從影片一開始，畫面是一幕又一幕對著鏡頭說話，有著不同背景、不同性別、不同職業的人們，講述著他們對於某位「重要他人」想要「傳遞」的「心聲」。這些各色各樣的人物生命故事皆有不同，他們對他們心中掛心的人想說的話也大異其趣，而「對話」這個行為本身在關係中代表何種定位，更是可堪玩味：究竟是彼此關係的現況，還是寄託彼此關係「理想」的祈願或投射？

然而，穿透在這些差異之上的是這些人其實共享一個共同的性質：他們都不識字。

而本片的主角朵拉，她在片中正是被設定成聽取不識字的人的獨白，應他們的需要幫忙寫信的角色。她讓這些不識字的人相信她會幫助他們把信轉寄至他們想要傳達心聲的對象，而她也透過這樣的過程，來賺取她的生活費。這也正是朵拉和小男孩約書亞的生命彼此產生關連的契機，甚至我們可以說：朵拉和約書亞之間相識的這個脈絡，為兩人之後相處的性質定調，決定兩人關係未來發展的方向、他們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必然會達至的結局選項。

朵拉表面上雖然幫忙這些不識字的人們寫信，可是私底下她卻會偷看信件內容，並依照或許是出自於她當下的好惡、又或者是出於一套她自以為對這段關係的評價，來決定是否要寄出這些信件。儘管朵拉對於那些祈望寄信的人而言，猶如上帝一般可以審判著寄與不寄的生殺予奪之權，然而朵拉的判斷絕非大公無私，事實上我們可以從劇情後面的發展去回過頭來意識到，朵拉認為約書亞的父親是個人渣，並且認為約書亞母親信件中以約書亞作為名目企盼其父親的回應，不過就是一種一廂情願，甚至根本就是一種情緒勒索的手段。

這樣的判斷其實更是朵拉與自己父親之間關係的反映。因而這趟幫助約書亞尋找生父的公路之旅，同時也是朵拉的自我探尋之旅，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兩件事根本上是交織在一起的，這樣的交織關係並非「因為」約書亞和父親的和解，促成朵拉與自己父親的和解，也不是「因為」朵拉與自己父親的和解，促成約書亞與自己父親的和解；反而是，兩個人透過「創造對方與其父親和解的想像」，最後達至「自己與父親的和解」。

也就是說，《中央車站》微妙的地方在於，整部片「父親」根本上是缺席的，這個「缺席」從一開始之於兩個人是一種造成生命不完整的破口，到了最後這份「缺席」反而可以任由兩人的生命歷程，去創造性地詮釋出各種內容。他們並不需要透過「和真實父親的相遇」，就可以和自己的父親和解，因為在《中央車站》裡頭「與父親和解」其實更像是「與自己和解」──相信自己是被愛以及能付出愛的。因此這趟「與父親和解」之旅，其實更是旅程中朵拉與約書亞學習如何愛彼此、相信自己是被對方愛著的一種表徵。

然而《中央車站》的父親，指的並不僅是真實存在的雙方父親（甚至我們可以說，這個層次是最不重要的），也不完全是上面所提到的學習愛與被愛能力的表徵，當全片無論是劇情背景、視覺符號、敘事推動上都與巴西天主教如此緊密鑲嵌時，我們似乎無法逃避對於「父親」兩個字的政治性解讀。

約書亞的父親名叫「耶穌」，成為被尋找的對象，而「約書亞」正是舊約聖經裡頭繼承終身無法進入迦南地的摩西的遺志、最終進入到應許之地的人物。但更值得注目的是，整部片兩人關係死而復生的轉捩點，正是當朵拉在天主教宗教祭典的人群之中穿梭、追逐著逃竄的約書亞，而這個衝突的原因則是朵拉憤怒地對約書亞說：「你根本不應該被生下來」──這些線索都再再提示出「父親」意味的根本不只是一個關乎自我追尋的個人問題，更是一個涉及人物具體存在處境與脈絡的社會問題：我與我所身處的社會，是斷裂還是連結的？

這正是為什麼《中央車站》儘管大篇幅地處理兩個人之間的公路之旅，但是自始至終都涉及著中低階層的人物群象。他們兩個人的遭遇同時勾連出這群「沒有文字」的人在他們所處的社會遭遇到「噤聲」的困局。.

正是在這個意義下，朵拉同時兼具了「軟弱」與「超越」的兩種性質，這也使得朵拉的善舉更能打動大部分觀眾的心。她的善良總是時常與自私、無能與衝動交纏在一起，更像是一般人行善時候的常態。她既是一個充滿慾望、貪婪、自私、自卑，需要與約書亞一同學習成長的軟弱而破碎的邊緣人，同時更是溝通著人群與社會連結的「聖母」。整部片無處不在的聖母形象，暗示的其實正是朵拉的雙重身分，她既是與父親決裂的邊緣人，同時也是代表著不識字的人與「以父親／父神作為象徵的社會」進行溝通的「聖母」。

在天主教的信仰裡頭，信徒亦會祈求聖母「轉禱」，仿若是信徒與父神之間訊息的轉接點，是人與父神重新連結的機制之一。然而「聖母」在天主教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相對於上帝以及具有神／人二性的耶穌，她是完完全全的人。她是以作為耶穌母親的身份與對兒子疼愛的心情，分享著耶穌所承擔的苦難。而聖母孕育著「代表著人類全新、無原罪生命的耶穌的肉身」，這樣子的悉心呵護與艱苦拉拔，與信徒透過信仰實踐開展出的，因信仰耶穌的死裡復活而獲致新生命的歷程相互呼應。

也就是說，聖母並不存在一個一開始就被給定的身份，像是上帝或是耶穌的神性一樣；聖母之所以為聖母，正是在她「實踐的歷程」之中被創造出來的，所以在天主教的觀念裡頭，聖母幾乎可以說是「信徒的榜樣」。而這不正是與我們之前所說的相互呼應嗎？這裡的「與父親和解」正是這趟旅程中，朵拉與約書亞學習如何愛彼此、相信自己是被彼此愛的，的一種表徵。

朵拉一開始雖然幫忙代寫信件，可是因為她自己與父親，甚至可以說是與「父親所象徵的社會」之間的關係是斷裂的，所以她自以為是地裁奪著信件寄送與否，這實際上反映了她對於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溝通是否存在的不信任。但是經過那晚的宗教慶典，朵拉昏倒、兩人關係進入象徵式的死而復生之後，約書亞想到一個維生方法可以讓彼此度過身無分文的難關：幫助不識字的信徒書寫給聖徒的禱告文，讓他們相信自己的「心聲」終蒙「垂聽」。然而對照起片頭，這次她相信溝通是可能的，而在與約書亞等車的空檔把信件全數寄出。

在整部片的末段，她協助不識字的約書亞的哥哥們代念著父親寫給大家的信，她在朗讀的過程中「創造（虛構）」了父親對約書亞的關愛之詞，並且在深夜離去的時候悄悄地將約書亞母親一直想寄給約書亞父親的信，放置在這封信的旁邊，仿若兩個人的心意從來就是彼此明白的，歷經這趟旅程過後他們終於彼此理解。而在她離去之時，她穿著約書亞送她的洋裝，化著妝對著鏡子，呼應著整部片無所不在的聖母像，經歷了這場旅程她因愛與被愛最後也成「（聖母）像」了。

儘管兩人必須面臨分別，但這次他們不再相信分離代表著彼此的分裂，因著他們與父親／社會的和解，在一個以宗教系統為表徵的更大的架構下彼此連結──雖兩人身處異地，卻看著彼此在聖徒面前的照片即可無形間交流情意。.

凃爾幹曾指出，宗教的超越世界其實是人們無法理解作為在個人之上的社會的超越性而象徵出來的。儘管《中央車站》的訊息動人，完整地讓一趟兩人的公路之旅交織個人、宗教、社會三個層次的互動關係，然而整部片的邏輯仍帶給我一絲的不安：這樣因為「父親的缺席」反而得以成立的和解之旅，仿若社會系統與宗教語言共同合謀，讓一群邊緣人在被創造出來的父親形象中，相信自己的訊息終蒙垂聽，這其實是掩蓋掉這群人仍舊被噤聲，需要被代言的事實。

全文劇照提供：光年映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