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28

By 阿潑

《寄生上流》:地獄朝鮮,階級如何翻轉?

《寄生上流》是一個「框線」相當分明的作品:從只能從方窗仰望外面的地下屋,到落地窗構成的方形富豪家屋;極度強化的階級界線、南北韓對立、崇美的家庭納入印第安遊戲的殖民掠奪隱喻,還有氣味的「越線」…,更別說,連那會改運的山水石,都有個平整的底盤。看完這部電影,我忍不住揣想:彷彿拿尺來畫量這部電影的奉俊昊,要談的恐怕不是現實,而是荒謬──或該說因現實無法逃避,只能透過戲劇展演的荒謬。如此一來,觀眾恐怕無法跟這部電影多計較些什麼。

對習慣觀看大歷史的我來說,最清楚的框線莫過於南北韓關係──二次大戰結束前五天,兩個美國官員在倉促中,沒有徵詢任何韓國人或專家意見,拿了一張國家地理雜誌的地圖,以北緯 38 度線為界,切開了韓半島。這種劃分毫無邏輯,但世人也就沈默地接受了,就像接受那一刀切開後衍生的偏見一樣:北邊是貧窮的共產主義朝鮮共和國,南邊是自由發展的大韓民國。韓國人看待北韓,還多了個角度:具威脅性的敵人。但威脅他們的或許不只核武,還有貧窮。

這個元素在電影裡被置放在「地道(躲債、生存)」這個背景裡,同樣納成嘲笑的材料。然而,南北韓界線在歷史上一度有著被跨越與消弭的機會:1950 年初,北韓軍隊勢如破竹跨越 38 度線,人們只好南逃。這段歷史景象透過難民聚落與遺跡,被完整保存在釜山──這個城市最大的傳統市場「國際市場」即為代表。

同樣是東亞電影,先後得了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小偷家族》和《寄生上流》,因為內容主題環繞家庭與貧窮,時常被觀者拿來比較,說前者自然寫實,後者鑿痕深、戲劇效果強;或是只以奉俊昊個人作品來論述《寄生上流》的導演風格和語言。但我認為像《國際市場》這種在保守派當政時期的韓國賣座電影,更適合拿來比較。

2014 年上映的《國際市場》展現韓戰後的幾個重要歷史的移轉,雖沉重,但描寫人民積極生存、堅強剛毅,於是能掙得安穩人生,叫好且叫座。《國際市場》無疑是一個有歷史縱深的動人故事。雖然南北韓界線在韓戰過後依然穩固,但一個「沒有階級和貧富差距」的社會在這個時期出現了──戰亂過後,只要肯向上,不用學歷不看背景,都能成功且脫貧。

《國際市場》的敘事對台灣人也很是親切,畢竟「愛拚才會贏」。台韓近代歷史極為相似,經濟發展的速度都被稱為「奇蹟」,但這所謂奇蹟的背後是冷戰與美援的助力,到今日卻成為保守陣營批判進步政權的武器且呼喚民眾支持的「偽命題」。它激發的是人們懷舊的情感與「向前看」的信仰,卻刻意忽視被遮掩的不公,及為了「社會繁榮」而同時發展出來的財團經濟。

這也是電影中,富人家庭崇尚美國學歷與背景而生的隱喻──自二戰後、美軍暫管韓國開始,這個國家就對美國產生仰望的姿態,在朴正熙時期,經濟更是倚賴美國的支持與保護。也是在這個時期,政府大力扶持財團,讓韓國政治經濟至今都掌控在財團手中,造成許多重大問題。遭到「美國」掠奪資源的印第安人長期在社會與歷史上被刻意忽略,而喜好印地安文化的富人幼子在電影中沒有聲音,被(假裝留美歸來的)金基婷壓制,只能乖乖聽話,正是一個強大的隱喻。

我們很難想像《寄生上流》這電影能在李明博、朴槿惠執政時期出現。事實上,我忍不住注意到,保守派當政時,奉俊昊多與國際合作,極少在國內拍攝尖銳且批判社會議題的電影。這種結果不難理解,因為當時的政權只需要《國際市場》這種聲音──除了電影補助外,電影投資者也會視政治風向與環境,決定投資哪些題材──他們希望觀眾看見努力奮鬥的過去,忘記當下社會的諸多現實,像是僵化的階級與日漸嚴重的貧富差距。因為從這個時期開始,這種世代之間的「相對剝奪感」很是深刻,甚至有了「地獄朝鮮」之名。

1990 年中後期,因為金融危機與大規模的解雇潮,韓國社會中充滿著「只要我和我的家人活下來就行」的氣氛,2002 年有幾個廣告文案大受歡迎,他們是這樣說的:「請成為有錢人」、「誰都不會記得第二名」。但在冷血的競爭中,不管你再怎麼努力,99% 的國民生活也不會因此變好。《憤怒的數字:韓國隱藏的不平等報告書》中就指出:到 1990 年中期為止,99% 韓國人收入從占 GDP 的 75% 掉到 60% 左右,這數字到朴瑾惠時期更加惡化。

而這正是《寄生上流》中最明顯的「那條線」:極度惡化的階級。

看完《寄生上流》當天,我在自己的臉書晃看網友的評論時,不斷讀到一個媒體人的質疑,他說自己還沒看這部電影,光讀簡介就覺得不對勁:「這麼有本事的一家人,怎麼可能窮呢?」然在我看來,這個評論者對「社會流動的可能」太過自信,恐怕也出於中產階級乃至保守派固有的盲點──他們相信資本主義社會是公平的,只要有本事就有脫貧的可能,如果你貧窮,是自己不夠努力,因此無法瞭解「階級翻轉」比想像中更困難,需要一個「機會」。

這種「機會」,在一般社會裡,多半靠的是教育。但在韓國,雖然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但如同布爾迪厄談過的文化資本一樣,要循此往上,都還是要有條件。菁英教育幾乎也是「世襲」──看看朴槿惠的閨密門的起因是什麼,看看韓劇《天空之城》如何殘酷──《寄生上流》裡金式兄妹,不斷重考想擠進大學之門,卻因付不出補習費而放棄。

在其他國家,不論社會競爭或就業,學歷或許不算是什麼太大的問題,但對原就有儒家思想底子、有著階級意識的韓國來說,卻非如此。現在的韓國企業聘用人才看的是學歷而非能力──因為每個人都要經過培訓期,他們寧可選擇「素質」比較好的。

當然,在韓國近代史上,並非總是如此:韓戰過後那些年,因為普遍貧苦,只有強悍積極的人才能掙得機會,知識份子在那個時候只能淪為幫手。但隨著經濟發展,教育普及,狀況也改變了,大學人人幾乎讀得起。1970 年代,亦即朴正熙執政時期,韓國的教育程度與薪資水準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有 95% 的韓國人擁有高中文憑,其中五分之四進入大學讀書,成為全世界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但這並不讓人民感到幸福,英國作家麥可.布林在《新韓國人》一書中便寫道:這種教育反而引起社會的負面特質,孩子們被教導要取得文憑,而非「成為一個好人」。

金融危機後,競爭關係才開始趨於明顯。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極度競爭的社會,若要往上爬(或是存活下來),必須有些不擇手段,這也成為《寄生上流》「因為有錢所以善良」那句台詞寄附之處。但這部電影又刻意在替階級劃上一條深黑不可跨越的界線、絕對二元的同時,讓「善惡」成為一個模糊的邊境,當「階級」在影像與故事層次上被再次強化時,「惡行」(非惡意)得以翻越界線,推出故事的高潮。

「如果把對別人觀點的極端敏感想像成地基,那麼建蓋韓國人思考模式的一樓就是階級感。在現代民主化的南韓,他們知道理論上人人平等,但實際上,他們用工作來定義和評估自己的價值,他們認為階級越高,別人就越尊重他們。」麥可.布林在書中這麼說:在階級的世界裡,你很難隨性或保持天真,你很早就學會要敏感、要蒐集情報,然後策劃。所以韓國人慣於沈默,只因為擔心別人對自己言行的反應。而將別人看法視為圭臬的人,道德指針也很容易關掉。

作為一個沈浸在韓國文化、具有名校社會學系學歷、有著深刻社會觀察的導演,奉俊昊在構思、處理《寄生上流》中的各種發展時,恐怕比我們從畫面與有限的框限裡看到的,還要多上許多吧。

全文劇照:CATCH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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