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飛正傳》與二十八年夢

甜寒

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社會學碩士。文字工作者。

「人的一生，或短或長，一切都是暫時的，沒有什麼永恆。」
──《蜘蛛女之吻》

二十八年前，王家衛執導的《阿飛正傳》上映。那是 1990 年。

1990 年時值香港準備離開英國的漫長的告別，也逢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那時影像斑斕，有在地原創性，亦有吸納各種派別的大膽手法，有民族主義功夫片如《黃飛鴻》，也有汲取默片肢體喜劇的成龍式表演；奇異角度，醒目的色調，用畫面說著懺情、煽情、奇情的故事，並不是王家衛的專利。但王家衛在《阿飛正傳》的嘗試，卻能夠單純而強烈地，賦予「時間」一種先天感傷情調：性命的政治的關係的無常短暫，以慵懶賴活綿延的人生；神秘性共時性的靈光一瞬，不滅但纏綿至死的記憶與惆悵；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在其後作品被延續、複寫和覆寫。《阿飛正傳》像永遠的那一部，夢開始的地方。

然而，當初王家衛營造鬆散的敘事和形式，分線敘事，沒有明確事件，不那麼具連續性的剪接，缺乏定場鏡頭的迷宮；角色們總在等待什麼，斷續對話，突然動作，有時讓渡給重複或變奏或自問自答的畫外音⋯⋯讓當時觀眾無法接受，卻隨時陳釀：電影攝於 1990 年，故事背景年代是 1960 年，到今日，疊化了兩種鄉愁，從導演的兒時情懷，到觀眾對於 90 年代的懷想，跨越二十八年，香港情結從前九七到後九七的發酵。

2014 年雨傘運動。《阿飛正傳》二十五年後，當年執掌攝影的杜可風已成一代宗師，自己導演了《香港三部曲》，穿越虛構和紀實呈現了香港人的三個世代，以「愚公移山」題名，為抗爭的年輕人作記。

2016 年旺角騷亂。今年，作家黃碧雲借寫 1966 年的《盧騏之死》，遣 2016 年的悲懷；作家鍾曉陽重寫舊作，重新回到 1982 年柴契爾夫人造訪北京，決定香港命運的時分。

2018 年，不如我們從頭來過？膠捲重映逝去的時光，那裡頭已逝的人物音容猶在，主角張國榮，片尾曲獻唱梅艷芳。片尾走出住房的第二個阿飛（梁朝偉），繼續穿行各個角色的世界；片頭走入南華體育會小賣部的第一個阿飛，隨著張國榮本人的逝去，終結了所有關於他的時間。《阿飛正傳》望文生義該是為阿飛「作傳」，但其實主要故事卡在一年跨度的「阿飛的一年」，甚至卡在一個夢境般的時間區間。

在之中故事彷彿斷續前進，如張國榮飾演的阿飛旭仔說的「無腳鳥」，「可以一直地飛呀飛，飛得累了便在風中睡覺」。

電影用密集而重複的場景表現斷續飛行。開場，旭仔一次次走入南華體育會販賣部搭訕蘇麗珍（張曼玉），下午差一分鐘三點，他說出了要和她「做一分鐘朋友」，「因為你我會記住這一分鐘」。這場戲結束在蘇麗珍凝視他離去的背影，以她的獨白道出兩人建立了關係，但她不確定他會不會記住那一分鐘。另一段，則是蘇麗珍確認旭仔移情別戀咪咪（劉嘉玲）後，只好一次次在夜裡苦候徘徊，巡邏的警察（劉德華）幫助了她，兩人從一兩句話，到深夜長談，臨別時他向她說：可以打電話給他。最後鏡頭是他始終等不到電話而離開的身影，獨白告訴觀眾他沒有再遇到她。每個平行時空的下午，相似又不同的夜晚，既視感像老唱片跳針，在時間推移中拉出一個個畫格，仔細對照，他和她不是她和他，舞伴換過舞伴，每次離別和相聚。

但又可能，故事既然是故去的事，會像旭仔之後說的另一個版本：無腳鳥「一開始便已經死了。」電影是一個更大的，未生未死的夢。

在旭仔接近蘇麗珍的一序列場景之中，一度插入了緩緩飛行在叢林的空景，伴隨著〈Always in My Heart〉，寄託他對菲律賓生母的嚮往，那是緊接在他對她說「你今天晚上會夢見我」之後，故像是夢的起始，又像是將睡未睡的時刻。在片尾，旭仔去菲律賓尋生母未遇，被人尋仇開槍之後，此時再度出現相同叢林影像和一樣的音樂──貫串本齣的動機（motif），旭仔獨白提到「一開始便已經死了」，他不是主動漂泊的浪子，而是不被生命挽留的孤兒。菲律賓的鄉愁幻境，不是死亡的迴光返照，也非夢醒時分，一切將生未生，旭仔的失落和死亡，只是更長的夢境裡一次將醒未醒的翻身。

視角轉換至警察的獨白，帶入他和旭仔最後一次談話。陰暗的火車廂內，鏡頭對著警察，兩人問答之間，旭仔的聲音只在場外──是來自幽冥的聲音還是回憶中的聲音？亦或是這夢的舞台正好讓舊的退場，預備稍後新的阿飛粉墨登場？警察的話語落下，兩人靜默，鏡頭停留在旭仔無表情的面孔，似生似死，是最後的亮相。

沒什麼是不可替代的，獨白也在不同角色之間輪換。那些聲音超逸於畫面外有種超然的冷徹，打破短暫平和的時光，比起判斷悲觀的事態，更像是作出悲觀的預言；並不單屬哪個角色，無根也無垠，像沒有邊際的，可以自由轉換視角的，哪個無名者的夢的意識。或許是時間的夢，角色只是囚徒，被卡在斷續的片段裡，逃脫不了在記憶裡變形的昨日。

《阿飛正傳》的鬆散夢境裡，重複的部份突顯了時間。時間原本內在而固有，像作夢，沉浸在裡邊的人無法輕易察覺。但重複的言語、音樂、場景再次進入，彷彿標定前後，讓電影終究走向的不一致被感覺，外在的時間於是被察覺。當旭仔對蘇麗珍說起「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號下午三點之前的一分鐘你和我在一起......」，當後來，警察問起旭仔「你記得去年四月十六日......」，這些話語無關觀眾當下的時間感，而是它用來刻舟求劍標記的區間，可以讓我們感覺到，當我們陷入電影，承受它、被它充盈、並不感到不耐時，時間其實「不在場地在場」。

「你記得去年......？」

電影替我們作夢，夢到時間的模樣。男人追問女人可能不存在的去年，兩人相遇或不，支線延伸，戀愛，私奔，情殺，《去年在馬倫巴》，時間是一個逐漸展開的結，可能性集合的拓樸；「去年」在《阿飛正傳》，是一問一答的拉線綁線，結繩標定的迴圈。

電影和書替我們作夢，夢到未來，夢到過去，現世是眾人更鬆散的夢境。二十八年，五十年......你記得嗎？

五十年後，《盧騏之死》黃碧雲用大量的資料和文獻，反覆去寫當年那個可能「被自殺」的抗爭青年，去拼貼不同視點看待的「盧麒們」，有「字義衝突」的矛盾，有瑣碎事件的離心。對照五十年後的事件，「歷史的重複是必然的」嗎？

二十八年前，電影從關於「阿飛們」的夢，飛往螢幕外的無名者，人生的迴圈仍然迴還：犯重複的錯，堅持一致的事；離開一切，但無法離開自己；改變不了世事，但能夠改變自己，可能往向舊的道路重走一遍，可能跳入新的迴圈。《阿飛正傳》這樣浮誇的夢恰是人生的提醒：我們難以深刻地感受時間，我們不執著受反芻「記得」的苦。過去告訴我們什麼，又得以預言未來什麼？讓我改動黃碧雲委婉對抗「歷史是重複」的話語：我們沒有從時間明白甚麼，除了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