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20
By 鄧九雲
鄧九雲的 2017:My Good Time
文字、照片提供/鄧九雲
2017 年結束時我才發現,這年是跟過去混著過完的。元旦的時候說新年快樂,大年初一又說新年快樂,於是我總覺得自己的一年只剩十一個月了。每個新年快樂,確實是嶄新的,但已不知不覺走到一個不會說「要是一切能重新開始多好」的年紀。
我的去年是從前年尾開始的。u: 和我一北一南通著話,有一天我說想去看電影,他也說想看,我說不如一起去看吧,他說好。於是我們各自出門,選了一個最接近的時間,各自走入了《最美的安排》。那時他的媽媽病著正在化療,我的媽媽再過一個月也會發現自己病了,電影裡面的西蒙,患了和 u: 的媽媽一模一樣的一種特殊癌症。我在電影院聽到那複雜的病名時,雙手緊緊握起,像握著 u: 看不見的手。電影散場後,我立刻傳訊息給他,還好嗎?從來沒在電影院哭這麼慘的,妳真會選片(哭臉哭臉哭臉哭臉哭臉),他說。我感到非常抱歉,同時又覺得不可思議。我第一次深切體驗了榮格心理學說的「共時性」,那時還不清楚這將繼續帶著我走過這一年,甚至更久以後。
農曆年前,媽媽發現生病,立刻動手術。那時我坐在手術室前面,想著原來陪伴 u: 的過程,是幫我自己打了預防針。我從容面對爸媽的慌亂,徹底成為一個長大的女兒。誰知媽媽復原後變成我大病一場,上半身肌肉痙攣,接近一週無法正常行動,打個噴嚏都得哭天搶地。年過完後,身體漸復原,內心振作的那股信心微微弱弱。朋友 Co 借住我家,帶著有靈無魂的我去看了《日常對話》的試映。電影結束後,導演黃惠偵在門口泛著微笑與觀眾寒暄,剛才在銀幕裡還被抱在懷裡的嬰孩,現在已變成小女孩,在一旁繞著媽媽與外婆的立牌嘟著嘴閒轉圈圈。我看著她,有一股時空扭曲的感覺。年紀小小的孩子像走在我們的前面,我們的經歷將自己拖在生命的後端處,越拖越遠。我們拍照、紀錄、述說,把拖痕的軌跡一點一滴排在眼前,再繼續倒著前進。
春天開始時,我進入劇場。我參與綠光劇團《人間條件六》的重演,詮釋一個很想生小孩但不知道為什麼一定得生小孩的小資女。做角色功課的同時,我和媽媽朋友們碰面、聊天,觀察她們成為媽媽後的變化。想起《異星入境》裡把對未來的預知,處理成看似回憶的片段,過去與未來的畫面重新與現在拼貼,建立起一種新的距離感看待人生。時間果真是最大的敵人,過去的記憶會錯誤、扭曲甚至被竄改,如同未來可以被期待、等待、或是懼怕。寺山修司的《死者田園祭》裡,也用形式探討了「回憶」的可能性,和成長的相對關係。劇場與電影都在處理時間,我們的人生隨著時間,得不斷面對新的問題給予新的解決方式。一個被時間壓迫法定的高齡產婦,還有時間思考為什麼要生孩子嗎?還是得先生了再說,以免日後後悔都來不及了,畢竟已經很多事都是「早知道就好」,不是嗎?
我的角色在落幕前找到答案了,她說其實就是「自私」,想要一個可以全心全意愛著的投射目標,不求回報,無怨無悔,一個與相愛的另一半共同創造的生命體。而我自己的答案,還在時間裡面打轉。
演完人間條件後,我動了一個眼睛的手術。其實就是針眼,但因為太大,醫生堅持要進手術室開刀。眼睛開刀的感覺實在不好,即使我有高度近視,但還是看得到許多金屬儀器、針頭、棉花在我眼前晃來晃去,更別說很清楚聽見醫生與護士的對話。過程不到半小時,卻是前所未有的一段無助的時光,害怕擔心焦慮全都沒有用,我只能相信,相信這位頭頂上只見過一次面的醫生,全然信任一位根本不認識自己的人。手術復原良好,很乖地遵循醫生指示一週完全沒洗臉沒自己洗頭,更是有記憶以來最長一段時間沒有戴隱形眼鏡。身體很多疲倦,睡了很多覺,看了很多漫畫。我告訴自己應該開始學會面對生命,而不是習慣性地擔憂人生,如同《一念無明》給我的啟示。
下半年的我開始寫劇本。《一念無明》帶給我更大的震撼是整個電影的完成度(包含最後的成功)。始終覺得台灣的影視現狀,需要靠好的劇本來突破,而與其等待,不如創造。於是著手改編了一個自己的短篇小說去投案(結果沒有中,會再接再厲),和 Mou 合寫一個精神病院的故事,每週固定與幾位演員朋友聚在老師家學寫劇本討論電影。秋天開學時,跟著學妹回政大上課。週一是聞天祥老師的電影評論,週四是陳文玲老師的童話分析,還有週末王小棣老師的駐校工作坊。
童話分析課程選用了《公主走進黑森林》這本書。雖然是以榮格的心理學出發,卻總能讓我聯想到電影裡面的許多角色,以及寫劇本時的人物原型。在設計角色的英雄之旅的過程,也同時反思了自己的人生旅程。這段時間特別受兩部文學性很強的電影推動:《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與《派特森》。決定自己「將成為什麼樣的人」那樣的時刻或許早已過去,只慶幸那時(或此時或未來)無論再辛苦,都沒有讓任何人來為我決定。縱然這兩部片在台灣的票房普通,身邊朋友也都不溫不火,但依然讓我確認想嘗試這種文學性結構的劇本。
台灣還是有冬天的,只不過斷斷續續。冬天來的時候,課程越走越深,每個創作都來到半路上(還不知道終點在哪)。聞天祥老師帶著學生看《穆荷蘭大道》,我才真正認識那位被低估的金剛女主角,也重新對大衛.林區產生好奇。記得好幾年前,曾在大陸買過他的一本小書,談創意,那時有看沒懂,字少少的一天就看完了。看完電影後,又找出來重看。他說:「故事裡的沮喪、憤怒與悲傷有其美感,但對電影工作者或藝術工作者來說,則是毒藥,有如老虎鉗,扼制創造力。你要是受其鉗制的話,恐怕連床都下不了,更別說去體驗創造力與創意的奔流。你必須心志清明才能創作。你必須有辦法捕捉創意。」好東西,來的時機不對也沒用,只能邊等待邊前進,時候到了自然就出現了。或者說,真正發現的時刻才是最對的時機。
年底的時候,朋友 YU 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做了一個舞蹈演出,想起九月時在北京看了《二十二》然後又追回去看《三十二》。這些數字,是片中被訪問的慰安婦數量。電影內容就先不多敘述,想提的是片中的畫面與光影表現,徹底顛覆了我對紀錄片的想像。然而畫面越美,心越沈重,光越透,影越深。回想這年看的幾部紀錄片,《日常對話》、《徐自強的練習題》全是不易消化的沈重議題。真心佩服這些創作者如此勇敢,想好好謝謝他們為這社會記錄歷史。
我的 2017 年,是完結在《Good Time》(我特別打了英文片名,而非中文翻譯片名《失速夜狂奔》)。片中最後一場弱智的弟弟接受心理療程的戲,配上 Iggy Pop 的歌聲,讓我終於忍不住哭了起來。因為寫劇本一直在做精神病患的田野調查,始終有感這些被邊緣化的族群,是很難找到出口,甚至只能被「理解」被「尊重」的。而這種無力感也一直打擊著我。我自問,所以寫了這些,真的能讓多一點人懂他們嗎?角色沒有出口,不就是拉著觀眾一起往下墜,又何必呢?電影、戲劇、文學這些藝術存在的價值究竟為何?片尾的歌叫做〈The Pure and The Damned〉,或許就是所謂「最好的時光」,「最純粹的來自於愛,最毀滅的也來自愛」。藝術或許可以療癒傷口,又同時告訴我們不是所有的傷痕都那麼醜陋。
沒錯,2017 年終於過完了。2018 已經開始。無論再辛苦,再寂寞,一切都不會重新開始的。但會有那麼一天,所有的發生都會是「最美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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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九雲,演員、作者,政大韓文與廣告系雙學位畢業,英國East 15表演碩士。戲劇作品遍佈台港中。2013年演戲之餘,開始投身文本創作,散文《我的演員日記》、小說《用走的去跳舞》、《暫時無法安放的》,並同時製作監製小說劇場《說個故事給你聽》、《溫聲細語》。目前持續探索跨界創作的可能性,並努力維持自己多重身份的滿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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