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25

By Pony

《小偷家族》:回歸舒適圈?或再一次昇華?——談是枝裕和的「變」與「不變」

在第 70 屆坎城影展現場,電影《小偷家族》讓載譽當今世界影壇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首次拿下最高榮譽金棕櫚獎。評審團主席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在記者會上表示,不論在表演、導演、場面調度或攝影上,《小偷家族》皆是一部相當傑出的電影。給獎的本身是評審的共識,而是枝裕和注入關於愛與犯罪的雙重羈絆,甚至以家庭角落牽連起日本社會整體,這份滿溢的關懷情緒,更是擊中每一位觀者的內心。

以日本真實社會事件為啟發的《小偷家族》,故事背景設定在高樓林立的東京都會,有一間不合時宜的破舊平房,裡頭住著年邁的母親初枝(樹木希林飾演)、治太(Lily Franky 飾演)與信代(安藤櫻飾演)夫婦,以及他們的兒子祥太(城檜吏飾演),還有信代的妹妹亞紀(松岡茉優飾演)。沒有穩定經濟收入的他們,僅能靠著老人年金過活,偶爾順手牽羊貼補家用,但即便生活困苦,這家人依然快樂地過生活。

某個寒冷冬天,剛「上工完」準備回家慶祝的治太父子,偶然發現一處大樓的邊角躲著無家可歸、渾身是傷的女孩由里(佐佐木光結飾演),出於善意的治太決定將由里帶回家中,信代更將這個女孩當作自己的孩子扶養。隨著起初陌生的由里,越來越適應這貧困潦倒的生活,卻因為一件意外發生,讓原本融洽的家庭開始分崩離析。隱藏在各人心中的秘密,也一一被揭開。

重探社會底層:集大成之作的「小偷」巧思

《小偷家族》所呈現的「熟悉」,會被視為是枝裕和的集大成之作。影片第一顆鏡頭即擺落在孩童特寫上,蓬鬆頭髮、倔強眼神,年僅 11 歲的城檜吏讓人想起 2004 年奪下坎城最佳男演員的柳樂優彌,展現出《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的神韻。

從一場父子聯手偷竊為始,觀眾如同被帶回家中的由里,跟隨兩人深入宛若《橫山家之味》的家庭內部和樂。隨著祕密意外被揭開,家庭瀕臨分散,故事也轉向探討《我的意外爸爸》養育/血脈的親緣之別。是枝裕和拾起過往作品元素,續以擅長描繪的家庭關係再次重探社會底層,勾勒出既溫柔又殘酷的日本現況。

然而,《小偷家族》卻與是枝裕和近十多年來的作品有些區別。不同於過往直接破題,電影並沒有一開始就向觀眾點明主題方向,它不像《無人知曉》單純聚焦獨立生活的小孩群體,也並非如《意外爸爸》隨即展開爭子的親緣辯證。我們初初僅能看見一個家庭是如何維持生計,雖身處窮困,仍舊能滿足現狀,笑顏珍惜彼此齊聚的歡樂時光。

這也是是枝裕和的創作初衷:「我不再是簡單地描述一個社會階層較低的貧窮家庭,而是選擇從另一種溫暖角度,來照亮一家人齊聚的溫馨時光」。多數時候,窮困潦倒被賦予的情緒是「慘」,正因為「有多慘」,才可以更凸顯角色陷入多大的困境中,也滿足觀眾對底層的獵奇窺探。久而久之,骯髒、墮落、消極、壞人等等負面詞彙,都成為這群人身處社會底層世界的當然標籤。

但真實的「小偷家族」是如此邪惡的壞人嗎?是枝裕和反其道而行,選擇另一種說故事的手法。當「慘」不再是被賣弄的工具,反藉由一個善意的選擇(伸出援手幫助由里),撕下外界對「小偷」棄如敝屣的標籤,接納底層未被正視的良善光輝。這也正點出電影最主要,也是是枝裕和最關切的視角——終究不是觀眾如何看待他們的日常,而是這個社會以怎樣的眼光,去評價這個「受懲罰」的家庭。

「家族」的重新解構:無人知曉的家庭和樂

是枝裕和曾在其著作《我在拍電影時思考的事》,談到有人質疑《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未對角色做出道德性的批判,他認為電影不是用來審判人的,導演既不是神也不是法官。「壞蛋或許是用來讓故事(世界)變得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否可以讓觀衆將這個電影當成自己的問題帶回日常生活中呢?」至今他仍期盼著看電影的人回到日常時,對原先生活的看法能有所改變,成為改掉用批判性眼光看待社會的契機。

《小偷家族》其創作靈感亦參考了日本導演大島渚於 1969 年所拍攝的《少年》。同樣將轟動日本之新聞事件搬上大銀幕的《少年》,故事同樣講述一個家庭,父親要求孩子與孩子的繼母,製造假車禍來賺取賠償。隨著少年在北海道讓一位少女受車禍受傷,他心中泛起悔意,抗拒家庭的同時產生自殺念頭。但《小偷家族》不再只是少年的成長,和自我與家庭的拉扯,是枝裕和融合所有,回望社會,再回歸到一個家的本體。

什麼是「家」?什麼又何以「成家」?這是《小偷家族》奠基的主題。儘管「家庭」是是枝裕和最擅長的題材,從《橫山家之味》三代同堂的妙趣橫生,《海街日記》以父親缺席串起陌生姊妹的情誼,或在《比海還深》的屋簷下探問未來、冰釋父子與婆媳間的關係,皆是如此,但《小偷家族》又多了一份來自外界和內部的事實差異,藉此呈現生活的兩面性。

隨著電影進展,觀者眼見由里融入柴田一家後的變化,原本苦悶憂愁的她,漸漸散發出以往未曾有的笑容,那一抹心底的安逸,所反映的絕非新聞所渲染的綁架之惡;但是當警方介入盤問祥太,所關心的又不是家庭如何「友善」對待他,而是一開始就以看待「竊賊」的眼光,否決一切人性本善的可能。另一方面,由里未說出口的傷痕秘密,和總是掛在嘴邊的「對不起」,更揭露出她害怕做錯事挨打的陰影,及原生家庭未盡養育的職責。

然而,因為道德規範、以及太過直觀的善惡準則,新聞及公權力隨之決定了孰好孰壞,更讓大眾時常將「幸福」的資格歸屬於「表面上」的善者。當我們循著風向指責、批判,是枝裕和卻以內部家庭的融洽點醒世人:或許我們從未能看清楚真相「內裏」,那無人知曉的家庭和樂。

未說出口的親情:「謝謝」與「父親」

而讓《小偷家族》更「揪心」的關鍵,是通過「親緣」再次刻劃角色間「信任」與「秘密」的互動關係。雖然之前的《我的意外爸爸》已透過非親生的親情,來探述父子間不可抹滅的情愫,然而圍繞在相同主題的《小偷家族》與《意外爸爸》的直接明言不同,選擇了以「不語」加深這一層家庭式的秘密關係。

片中,「謝謝」與「父親」這兩個詞彙,無疑乘載了電影的親情殺傷力,是角色未親口讓對方知道的「感謝」。首先,當一家人於海灘嬉戲,觀眾透過樹木希林的視角,看見大家歡樂起跳的背影,而身後的她默默說了一句「謝謝」,並用手撥著沙子,暗示自己的時日將盡,也感恩這些年來陪伴她走過的「家人」們。

至於那句「父親」,始終貫穿在電影之中,從開場觀眾以為治太與祥太是一對父子,漸漸地當治太試圖誘導祥太叫他「父親」,我們對這段親情的認知也發生了化學變化——原來他們並非直系血親,但眼前看似歡樂且緊密的情感,背後埋藏的秘密,依然未被述說。

於是,當祥太無法再承受自己於家中被寵愛的地位,漸漸被新成員由里所取代,而由里也愈來愈熟悉一切偷竊模式,在最後一次偷竊行動中,祥太選擇故意被抓,讓家庭秘密公諸於世——拆穿治太夫婦曾因情失手殺人,揭開奶奶接回孫女同住、只是為了領取老人年金;另一方面,電影更終於揭示祥太當年一如由里,也是被治太接回家中照顧的。更甚者,祥太這個被重新命名的名字(由里也同樣是新家庭給予的名字),更原是治太的本名。

即使有「陌生」到「熟悉」的鋪陳,以及「父子同名」的傳承,是枝裕和仍進一步用事件的「故意」與「存心」來動搖這份「非普通親情」的堅貞。但事實是,治太夫婦未曾責怪過祥太的選擇,甚至讓祥太知道自己的身世,「放手」讓他尋找自己的生父生母。這與《意外爸爸》不再相同,當選擇權從父親回到兒子手上,成人不再有主動權,而是真正回到孩童視角,交給他們選擇「親生父母」或「養育之恩」的權力。

結尾處,當安藤櫻坐在鏡子的另一端,鏡頭特寫她真摯動人的演技,如同《第三次殺人》般,是枝裕和再次讓鏡子的兩面既是自由與拘束的劃分象徵,又同時是可以向彼此真誠吐露的空間。在那裏,我們感受到的不再是一間犯罪收容所的冰冷,而是一個家人團聚時刻的暖意。

為求溫飽的偷竊,無法取代的同住屋簷下之情,《小偷家族》結合犯罪與愛,隱約勾出社會角落的疼痛現實,讓這一底層困境雖有動人親情,也體現最殘酷的溫柔。尾段,當祥太做出他的選擇,車窗外是追逐公車不捨的(曾經的)父親,他雖未撇頭看最後一眼,卻輕聲留下一句「父親」。不僅為這段父子關係締下深刻印記,也為《小偷家族》淬煉出最強烈的家族記憶。

宛如走路的速度:真正的生活來自於日常

許多人都視拿獎為人生的「巔峰」,但對此,是枝裕和在訪談中否認了。他害羞地提起自己的「巔峰」,是來自 4 歲剛上幼稚園的女兒:「在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送她去上鋼琴課,我們倆手拉著手,在路口等紅綠燈,她突然抬頭看著我,非常認真地問:『我以後是不能嫁給爸爸的,對嗎?』我當時回答她,『不行啊,雖然很遺憾,但真的不行啊。』」

這麼說著的是枝裕和,差點感動落淚,這個看似日常的閒話,卻是這位導演最銘記在心的人生瞬間。正因為「真正的生活來自於日常」,才讓是枝裕和深具一種魔力,能將虛構的戲劇影像,轉化為貼近生活的真實片段。

曾經,在高曉松主持的節目《曉說》中,受女兒影響的中國導演馮小剛,以只起波湧的深水炸彈作比喻,評價是枝裕和的電影。他說:「表面上是流水帳,實際卻是最日常的生活。看上去波瀾不驚,但看完的時候你就覺得,心裡會被這個的『湧』勁給漾了一下;不過,它卻是暖的,而且是很有人味的。」

或許也就是這顆「深水炸彈」所帶來的心底震撼,讓是枝裕和的作品每每擁有極大的後座力。簡單一句話、一次悠閒散步、或一家人同樣愛吃的食物,看似稀鬆平常的生活細節,透過是枝的細膩觀察,重鑄成一把把解開心門的關鍵鑰匙。

從《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到《小偷家族》,也從柳樂優彌到城檜吏,是枝裕和的電影以宛如走路的速度,不僅步步趨於成熟,也隨著男孩們一起長大成人。而從過往家庭題材的「不變」,到今次加入社會外界的「變」,《小偷家族》讓是枝裕和不只是回歸舒適圈,還進一步連結起家庭與社會的內/外關係,再一次昇華了作品的價值。

(全文劇照提供:采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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