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觀看紀錄片《太陽・不遠》的時候意識到，當我觀看這些影像時，我對事件的認識發生了變化。它們從記憶中的事件，變成了一個具有角色、結構與脈絡的集合。譬如，我看到其中有領袖的影像與群眾的影像，有行動的影像與休息的影像，有政府的影像與人民的影像。這些影像不只存在於太陽花事件中，也存在於每一個社會運動裡。

這裡，大眾美學跟當代藝術出現了斷裂。前者仍然相信圖像風格是作品核心的觀念，後者卻不那麼在意。但這不意味著當代藝術對於吉卜力事件沒有興趣，恰恰相反，正因為當代藝術談論的是社會脈絡而非圖像風格，所以由吉卜力衍生的爭論，包括資本主義、影像傳播、技術發展、知識產權與文化工業等，比起單純風格問題更引入勝。

美或是純粹（或許加上詩意）在當代藝術即使不是負面的，也是一個近乎於無效的說詞。所以當我面對大衛．克拉耶伯（David Claerbout）在北美館的展覽「片刻冥想」，產生了美或是詩意的感受時，我覺得非常不安，好像回到了一個古老的審美體驗。

Nan Goldin以及那一整代人在做什麼？他們不是一群邊緣人需要文明世界的承認，他們是一群文明人希望啟蒙正常世界當中的野蠻人，希望那些衣冠楚楚的原始人，能夠從偏見、無知與利益當中稍微地掙脫。而實踐這件事的第一步，就是不能否認關於世界或是關於人的真實。這是Nan Goldin對於攝影最強烈的動機。

最讓灌籃高手具有當代藝術性的是，原作某種程度上已不是動畫，而成為了真實。因為它，系隊一定要有個可有可無的學妹經理，學長學弟叫來叫去，控球喜歡運很久然後喊戰術，賽前一定要吶喊，賽後要心靈檢討。如果當初傳進台灣是別種漫畫，系隊打法就會不一樣，這不正是布希亞講的擬像？失去源頭的符號，對人卻有著真實的影響。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老美說台灣人都看六人行學英文，他露出了一個很機歪的笑容，好像在說難怪。這可能就像一個老外跟我們說他都看驚世媳婦學中文ㄧ樣。但重點從來都不在正確的語言是什麼，正確的文化又是什麼，而是在那個一切都很茫然的時候，我們想像自己可以像他們一樣，暫時地坐在一個沙發之上，然後一切煩惱都可以被忘掉。

這是我覺得這兩部韓劇最打動我的地方。它們沒有急著說出一些道理，也沒有給予一個絕對圓滿的結局，因為它們已經意識到在真實世界當中沒有這些東西，我們終其一生都只能且戰且走。然後我想起台灣許多流行的心靈成長書籍，這些作者出發點也未必不良善，但是我討厭它們急於給予人生一個指引的同時，取消了現實的複雜。

《東成西就》這樣的片就跟廢文一樣，它對於一切都不認真，這件事讓我們覺得鬆了一口氣。我們特別可以拿博恩再製的 MV 與《東成西就》來比較：同樣都是用襲仿的方式來惡搞，可是博恩卻帶給我們一種緊張感，而《東成西就》比較像是「我就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