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吳政美《在你的人生電影裡》：以電影提問，以文字傾聽

撰文／曹仕翰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閱讀吳政美（오정미）《在你的人生電影裡》（原書名為「내 모든 것」，直譯為「我的一切」）時，腦海會浮現一個畫面。那些在書中被吳政美訪談的對象，自在或是盤腿坐在素淨明亮的空間裡，將自己深藏黑暗之中，不為人知的生命與最私密的感受輕輕地托出，像多年的積雪從肩上抖落。而吳政美坐在一個不遠不近的位置，不急著評價與解釋，只是靜靜傾聽，讓那些曾經割傷一個人的碎片，安放在文字之中。

我想起吳政美與李滄東（이창동）合作編劇的《燃燒烈愛》（Burning，2018），電影沒有高聲控訴，而是透過近乎虛幻的謎團與克制的書寫，使其中的痛楚顯得無比真實。故事以當代青年面對現實世界的痛苦處境，青年從故鄉漂流至城市，看見自身生命的侷限。他們以若無其事的姿態，掩飾面對命運時巨大的無奈，在茫然與失落中彼此傷害，甚至走向毀滅。

我無法揣測其中哪些部分來自吳政美，或許也沒有必要。電影原本就是集體創作，編劇、導演、演員、攝影、聲音，乃至場景、天氣，偶然與巧合，無一不影響電影最後的樣貌。哪些部分是誰的點子，哪些段落是誰的巧思，分別的界限已經臣服在電影創作之下。而眾人的才華與靈感匯聚，發生化學變化，產生動人情感，在觀眾心裡留下震動，使人走出戲院後仍想與他人談論，電影才真正完成。

有趣的是，《在你的人生電影裡》裡的十三位受訪者，讓我想起《燃燒烈愛》中那些未曾進入鏡頭的人。我不禁想像，他們之中或許有人是鍾秀或海美的朋友、舊識，或曾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在街道上擦肩而過。這十三個故事當然不是用來證明某種社會問題的樣本，但當這些私密的生命彼此並置，我們仍能從個人的裂縫裡，看見當代韓國社會的輪廓。那些留在電影景框之外、未被鏡頭對焦的人，經由文字的引路，一一坐到我們面前。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而書中的訪談並不是單純的問答逐字稿。吳政美的敘述意識在受訪者、電影與自身感受之間遊走。她先描摹眼前人的姿態、神情與說話方式，再將一部電影放到彼此之間，作為通往記憶的入口。受訪者回想自己的「人生電影」時，記起的往往不只是情節，而是當時坐在身旁的人、已經離開的人，以及未能說出口的話。電影喚醒的不只是往事，也是生命在世界留下的足跡。

個人感官所描繪出真實與虛構之間不斷游移的邊界，就像是這本書的母題，不斷反覆浮現。吳政美以電影提問生命經驗，訪談看似記錄真實，最後卻轉化為承載作者感受與美學選擇的散文。不少篇章的結尾，不再停留於受訪者的回答，而是落回她的聯想、感受與想像。訪談看似記錄真實，然而也提醒我們，傾聽後的反芻已經不是真實，隻字片語進到聽者耳裡，哪一段談話被選擇、排列、書寫，人的主觀意識已經虛構這個世界。

書中篇章〈我的一切〉以一封第一人稱書信展開。信中的「我」詢問遠方友人的近況，也交代自己追逐夢想的處境，而「我」並非吳政美本人。至於這封信究竟是代寫、重構、聽聞某人的經驗，或全然虛構，若沒有作者說明，我們無從得知。然而，這封信是否曾經真正寄出，是否有其寄信人與收信人，亦不妨礙我們感受到其中的孤獨、渴望與牽掛。藝術所創造出的心理真實，往往像是巨大的浪潮，一波一波地沖刷我們的記憶與現實認知，我們會忘卻那些有如細沙般的瑣碎現實，卻記得海面閃過的波光，以及浪花激起的泡沫。

也因為如此，當受訪者提起自己的「人生電影」時，真正被喚回的往往不只是電影，而是生命曾經被碰觸的瞬間。吳政美寫下的是他者的故事，也是在提問與傾聽之間，陌生生命交匯所產生的觸動。閱讀這本書的我們，也能從十三位受訪者身上，找到某些與自身相似的地方。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如〈以空白存在的電影〉透過歷經無數韓國歷史轉折的八十歲男人，因當時肅殺政治氛圍，令年輕的他蒙冤受情報局的暴力調查。那份因為威權而深植體內的的恐懼與自我審查，成了一輩子難以擺脫的陰影。在歷經喪子之痛，以及得知大學女友的意外死亡，內心對於命運與死亡的巨大無能為力，化作對無法改變的痛苦命運而深深自責。那份愧疚如影隨形地滲入他的體內，也許是那份哀傷的底色與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即使步入晚年，他仍背負著軍警遺族的身分，西裝革履，彷彿一刻也不能鬆懈地活在人間。

男人提起的人生電影叫做《奧賽羅》（Othello，1955），有著莎士比亞悲劇人物之名。他描述一群男人抬著棺木，高歌遊行，為所信奉的神明以生命換取勝利。那段情節彷彿描繪了個體如何服膺最高權威，甘願消除自我、融入群體，也暗暗連結著他在韓國威權時代的生命經驗。於是，他想起路邊的野草，歷史往往由勝利者書寫，那些為信仰與被國家犧牲、被踐踏的人，又有多少能被看見、被記得？

不確定是男人記錯片名，還是電影曾以不同譯名流傳，吳政美後來始終找不到這部《奧賽羅》。而這個無法被確認的名字，反而像是時代巨輪之下，無數失名者留下的空白。空白並非什麼都沒有，而是某種難以命名、尚未被文字系統收納的痛苦。它或許來自記憶的錯置，歷史與個人經驗相互覆蓋，最後連一部電影的名字都變得模糊，而成為說不出的空白。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而〈樂師〉的受訪者曾經親眼目睹三豐百貨倒塌事故。受訪者自覺或許帶有家族遺傳的強迫傾向，而災難留下的創傷，則使那些潛伏的不安逐漸發展為反覆而繁複的強迫行為。那些在旁人眼中難以理解的舉止，其實是一套只有自己知曉規則的祈禱儀式。只要把某個動作做對，將某件事情重複足夠的次數，家人便能平安，世界也不至於再一次毫無預警地崩塌。

他提及的人生電影是《鐵達尼號》（Titanic，1997）。巨輪撞上冰山，在海面上逐漸傾斜、沉沒，與他曾經經歷的災難形成呼應。我不禁想起小時候，驚悚或災難電影對我來說就像是面對危機的預演；當遇到災難時要怎麽脫困，遇到惡鬼時要怎麼驅邪，我可以安穩地坐在黑暗之中，透過銀幕投出的光影，不需真的深陷危險，而在腦中演練著克服危機。然而，真正的災難發生，不一定如電影具有衝突張力，卻往往殘酷地令人不寒而慄。就如文中提及的聖水大橋事件，因為受訪者的姊姊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家人罹難的女孩，遂在心中留下難以啟齒的愧疚。

生命中的意外不僅僅是來自天災人禍，很多時候是日常的生老病死。受訪者的父親在三豐百貨倒塌的兩年後罹患帕金森氏症，肉體與精神也逐漸倒塌；受訪者在照顧的過程中與父親關係緊繃拉扯，但又隨著父親服藥後的暫時改善而好轉。在受訪者陪父親到社區羽球場散步時，總會強迫自己做引體向上，父親則在一旁靜靜看著。這個畫面令我想起父親生病那年，我在夜裡陪他散步的日子。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當時，那些路途與腳步只是日常裡不斷重複的小事；直到父親離開以後，我才明白，人的身體會替記憶保留一條回去的路。當我再次走過相同的街道，看見相似的景物，甚至只是重複某個動作，便會在某個瞬間想起已經不在身旁的人。

我是個拍電影的人，也寫文字。或許是因為有著相似的創作經驗，我讀《在你的人生電影裡》時，經常感到某種熟悉。創作者各自的出身、環境與成長經驗，當然會形塑出不同的觀點與風格，但我們或許都在創作中做著相似的事，試著用影像、文字理解另一個人的生命，同理原本不屬於自己的經驗。

這本書有著不少關於苦痛記憶的描述，讀來卻不顯得苦澀，反而像是偶然遇見一個投緣的陌生人，聽他不帶負擔地說起人生中難以承受、也不願示人的一面。或許正因彼此只會短暫相遇，無須承擔往後關係的重量，那些深藏已久的事情，反而更容易被說出口。

《燃燒烈愛》工作照／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因我拍電影田調時，偶會擔心經驗匱乏的自己是帶有預設地提問，便容易讓對方跟著我的問題回答預設答案。因此，我曾探訪過去容納數千人，而如今近乎廢墟的單身老兵宿舍，陪伴著生命逐漸凋零的時光；也走進靠港的遠洋漁船，在狹小充滿重油氣味的船艙裡，跟漁工吃著爆炒鯊魚內臟，和我從沒見過的異國零食。我試著讓自己浸泡在對方生活的環境之中，讓原本分明的界線慢慢鬆動，再用自己的身體與感官，尋找那些尚未被說出口的經驗。

我把共同的體驗作為與田調對象的連結，而吳政美將一部電影放在自己與受訪者之間，讓受訪者的人生電影成為彼此共同凝視的事物，也成為通往記憶的入口。受訪者聊的電影角色、情節、或是觀影記憶，折射出個體經歷的生命經驗，找回失去的親人、未能說出口的歉意，以及長久藏在身體裡的恐懼。

有人以「見天地、見眾生、見自己」形容人理解生命的過程。而電影與文學的存在，正是讓我們意識到宇宙的無邊無際，以及人認知有限的邊界。透過訪談、拍攝或書寫，描繪芸芸眾生的情感，穿透千古未變的人性。從創作過程中，書寫者發現了自己，而閱讀者看見了自己。《在你的人生電影裡》將電影化為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投射自我的佛像，佛像超越了木造、石雕、金鑄的物質，透過祈求、懺悔的心理投射，承載人類的記憶、感受、苦痛。

《燃燒烈愛》工作照／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以「電影」作為訪談提問，從虛構連結了真實；而從訪談化為「文字」書寫，則從外在走回內在世界。

電影作為面向物質創造精神世界的產物，以光影穿越空間與改變時間維度，觀眾面向虛幻的影像，曾在《燃燒烈愛》中書寫現實與虛構邊界的吳政美，在《在你的人生電影裡》這本書中，傾聽、交談、陪伴。她有時像是保持距離的觀察者，有時成為坐在身旁的友人，甚至走入故事之中，化為第一人稱的「我」，不斷在他者與自己、現實與虛構之間流動，最終帶領我們抵達的，不是可以核對真偽的唯一答案，而是難以被事實概括的心理真實。

虛構未必是對現實的逃離，它也能讓現實中難以名狀的感受，獲得可以被訴說的形狀。那未必是真相的全部，卻可能是生命中無比真實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