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黃曦
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臉的前面
韓國導演李滄東（이창동）的劇情電影《燃燒烈愛》（Burning，2018），以及 11 月將於臺灣 Netfilx 播映的最新作品《假如愛有如果》（Possibale Love，2026）背後，共同編劇吳政美（오정미）的身分，相對地鮮為人知。
我們只在第 83 屆威尼斯影展上，匆匆一瞥站在李滄東與一眾明星演員身旁的吳政美。這當然與「李滄東」的名字耀眼如燃燒的柴房，或像暗夜裡點亮的打火機有關。
看著一顆陰翳卻又燦爛的太陽，我們很難注意到身旁同樣發光的事物。編劇吳政美，同時也是甫出道的新人作家吳政美。
韓國演員朴正民的「無題出版社」，在臺灣的首部中文翻譯著作，即是吳政美以作家身分出版的散文集《在你的人生電影裡》（原書名為「내 모든 것」，直譯為「我的一切」）。
不過，吳政美依然將自己放在電影的背面，藏在字與字之間。在《在你的人生電影裡》一書，「吳政美」同樣具備多種身分，她以記者身分採訪書中人物，卻又帶著紀錄片工作者走進現場的關懷，並不預設採訪結果，只是將話語權──說話的力量──交給現場，交給她的 13 位受訪者。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北歐神話裡的第 13 位神祇帶來毀滅，最後的晚餐的第 13 位教徒帶來背叛，這本書的 13 位受訪者，其中也有吳政美將自己視作受訪者的寫作。然而，最後一位加入宴席的，究竟是誰呢？
作為一本書的作者，吳政美同時也是故事之神。我們也可以如此解釋「13」，就像濕婆之舞的毀滅，同時也代表著新生。
吳政美繞了時鐘一圈，當時間、流年與歲月終歸於無，她帶著曾經摧毀生命、又建造生命的電影與文字，跨向下一個嶄新生命的刻度。
她與 13 位受訪者，在電影般的生活裡看見生命，接著又在各自的生活中，看見人生的電影。
吳政美的書寫偶爾會讓人懷疑，她是不是在寫自己的故事呢？這是一本以虛構人物講述自身故事的「小說」嗎？前面幾篇關於家庭暴力的女性故事，甚至讓人不禁猜想，難道是吳政美將自己拆成好幾個部分，難道在書中與之對話的，全都是自己嗎？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然而，其中的幾個篇章，吳政美又將自己在訪問現場的位置，直接放進書寫中，呈現她與受訪者的對話；另外也有較少的幾個篇章，讀者只見受訪者視角，「吳政美」透過書寫把自己變成了受訪者。
約莫在這本書的中間段出現的最大轉折，是「吳政美」以「自己」的樣子，以作為女兒的「吳政美」出現了。從書寫父親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伊始，在第 8 篇〈保佳適〉之後，這本書開始出現明確意義的死亡。其後，吳政美開始走進「大」的敘事之中，讀者看見男人的視角，再看見多重意義的死亡。
第 9 篇〈以空白存在的電影〉，吳政美訪問起一名年老的男人，所謂「人生的電影」於是產生質變。男人講起他的時代，我們飛快地跟著男人道出的標籤，韓國光復、六二五戰爭、國家分裂、四一九抗爭、五一六抗爭、光州民主運動、釜馬民主抗爭⋯⋯，蒙太奇地走過韓國近代史，「吳政美」的位置也有了明確的變化。
我們清楚地知道，她是一名熱愛電影的訪問者，她正在透過這些「人生的電影」，重新指認自己在創作裡，面對生命的態度，而這樣的生命其實就是⋯⋯一個人將不斷地受到大大小小的傷害，我們終其一生都在處理這樣的事，大敘事帶來的創傷，邊緣敘事帶來的創傷，而人之所以傷害、被傷害，許是天地有情，許是無名的慾望。
《燃燒烈愛》工作照／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自己的房間
戴奧尼修斯（Dionysus）是生命連袂組成的房間，在戴奧尼修斯的狂喜之中，出神的人不會意識到自己的雙腳。生命的界線，將在戴奧尼修斯的手上消失殆盡，祂既是女人也是男人，既是山羊也是獅子，祂將會在死亡中解放死亡。
其實，戴奧尼修斯沒有手腳，因為在希拉（Hera）教唆泰坦（Titan）吞下這名初生的嬰孩之後，祂已然碎屍萬段。但是，宙斯（Zeús）將祂的心撿了回來，重新創造成戴奧尼修斯。
黃曦：《在你的人生電影裡》雖被視為散文集，然而 13 章篇幅之形式各異，有時像散文、隨筆，有時又像短篇小說、報導寫作，能否請政美談談寫作時的編排策略，妳如何決定不同的寫作方式？
吳政美：從一開始，我的目標就是寫出現階段所能寫的，最好的一本書。因為做電影的日子並不清晰，所以若要在此刻為尚未完成的電影留下遺言，我想像它將會是這樣的一本書。
我經常在想，電影之於人類是否真有其必要，或者它為什麼必要，以及它如何成為必要。我開始想蒐集電影留在人類生命裡的痕跡，於是與許多人見面，聽他們談論曾經影響自身生命的電影，並想像著他們的故事，能否也成為一部有趣的電影，然後將這些過程記錄下來。
在訪談裡遇見的人與故事，在寫作階段自然而然地就變成不同的呈現，我並未限制特定的寫作形式，我想這會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像是進到作家的腦海似的，這或許蠻有意思的。
我常常笑說，這本書是我的「商業機密」。畢竟是抱著「想找電影題材」所進行的計畫，如果我最後放棄拍電影，或是沒能拍出自己的電影，我也希望這本書能記錄下嘗試成為電影創作者的一種方式。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黃曦：這本書的前半段，用了許多篇幅處理女性的個體經驗。比如，第二篇〈放風箏〉記述女性對性、親密關係的渴望與創傷，第三篇〈海邊的墓地〉書寫母親與女兒愛恨難解的關係，第五篇〈自己的房間〉則援引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著作，並以電影《時時刻刻》（The Hours，2002）講述女性百年來的痛苦、哀愁與創作的渴望。
在書寫關於「女性（敘事）」的內容時，女人的故事如何與妳的生命經驗產生對話？
吳政美：〈放風箏〉的諾亞，〈海邊的墓地〉的柯莉，〈自己的房間〉的妍貞，她們都是無法輕易地以「女性」為單一概念所定義的個體，這也是我身為一名作家，在面對女性敘事時最基本的態度。
諾亞之於性的挫敗與挑戰，柯莉對母親、家國概念的懷疑與信念等，這些都是她們──生為一個人，而非作為一個女人──各自的生命議題，透過她們在電影裡的一小段人生，它可以成為他人生命的延伸。
訪問她們，寫作她們，就像與柯莉一起坐上母親的車，向著國家的盡頭瘋狂奔馳，感受生命總會在某一個片刻，不顧一切地莽撞；或者與妍貞想像每一次的離開，一起為死去的姊姊憑弔，並且練習克服被摯親留下的恐懼。
我並不覺得她們的故事，將直接與我的生命經驗對話。那更像是在想像之中，我曾經成為她們，於是我的生命經驗因此被延伸。這是「故事」最迷人的地方，因為它們都是未完成的，因為它們是關於「活著」的故事。
《燃燒烈愛》工作照／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黃曦：除了眾人的生命經驗，書中有一部分是妳對電影的思辨。尤其，妳提到「人類內心對敘事的渴望，即是成為主角的渴望」，然而這些人都不是主角，即使在自己的生命裡，他們也不一定將自己擺在首位──對敘事的渴望、成為主角的渴望，其實也是《燃燒烈愛》的根基。
妳也寫到，敘事的主角就像走上祭壇的山羊，注定迎來悲劇的結局。在這些渴望背後，似乎有一種對生命的慾望，慾望是妳創作的動力嗎？
吳政美：當我說「人類的內心深處，有著對『敘事』的渴望」時，其實是每個人或許都曾希望，自己的人生也有像是「主角」「敘事」那般的趣味和意義。畢竟「敘事」最基本的樂趣，不就在於我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嗎？
於是，「敘事」的意義便是在走過一段路之後，我們才領悟、察覺在事件發生之前，我們所不知道的事。因此，不知道活著究竟會經歷什麼，更不知道其後的自己將會明白、覺察些什麼，「渴望」的意思其實是，人類仍會不顧一切地上路。
如果將之視為「想把人生寫成一個像樣的敘事」的慾望，那麼它當然可以理解為創作的動力。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黃曦：但是，妳又說「唯有透過牠（山羊）的代贖與犧牲，才能安撫神明，拯救活著的人類。」在妳的寫作中，經常出現一種生命本身的辛勞，那是人類站在巨大的歷史、命運之前，總是抵抗著被吞噬的可能。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在生命的舞臺背後，好像有一個存在正操控著我們，世人或許會解釋為神祇、命運的旨意，社會學家則可能將之視為社會階級、權力結構。作為一名編劇、作家，在這些人、這些故事的背後，是什麼影響著生命的決定？
吳政美：如果妳問的是我個人的世界觀，那就不是可以簡單說清楚的事物了。不過，我想我並非是一個單純地相信神、想要相信神，或是能夠相信神的人。正因如此，我也無法單純地否定祂的存在。
雖然，我沒有非得要將祂的存在弄清楚的念頭，我想將生命的力量放在其他事物之上。不過作為一個生活在現實世界的普通人，每當遇到一些命中注定般的事件，我仍然會想像，在事件發生之前，究竟有多少的偶然、因果交織至此，而這會讓人感到驚異，有時卻也會感到無力。
然而，我唯一能夠確定的真相是，每一個人都是相連的。有時候，我甚至會因為這份真實而備感驚駭，比如一個人的幸運、幸福，是否無可避免地將與另一個人的倒楣、不幸有關呢？從因果關係來看，這恐怕是必然。
我想「不知反而是福」這句話之所以會出現，多少也帶有這樣的體悟，而我選擇將目光放在虛構書寫中，或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吧？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酒神沒有派對
不必怎麼費腦筋，我就能憶起那個下雨天的全部細節詳情。那天黃昏，父親和我站在莫斯科最熱鬧之一的街道上，並且意識到自己得了某種怪病，肉體上雖然沒什麼痛楚，但是我的兩腳卻漸感不支，有話梗在喉裡，全身無力，支撐不住老會偏向一旁的腦袋瓜子，彷彿無時無刻我都有失去知覺倒地不起的可能。──契訶夫〈牡蠣〉，1884
熟悉的筆跡引起他回想這些往事。他步出房間走到陽臺。天色寧謐溫暖，從海上吹來海的鹹味。月色與四周的燈光在奇妙海灣的水面上形成倒影──一種無可名狀色彩的水面，那是一種深藍與綠色的柔和調配的混合──有些地方，水像綠礬，有些地方，液狀的月光代替水流充滿了整個海灣。所有這些色彩和諧的調配，散溢著寧謐的色澤。──契訶夫〈黑僧〉，1894
黃曦：在英美文學的訓練中，希臘悲劇是重要讀物之一。在學習表演時，我們信仰著「以身體作為靈魂的神殿」的表演系統，這個意思是身體作為通道，同時能記錄生命的痕跡，痕跡也將反過來，讓我們照見自己之於世界的位置。
妳在〈保佳適〉寫到「父親如戴奧尼修斯」，這是否解釋著妳與父親其實也如一面明鏡，某種程度上你們就是彼此？
吳政美：如果先把我的父親當成是別人的父親，他是很懂得享受的人，他喜歡喝酒，而且喝很多。在他的身上，有一種忠清道人（충청도）獨有的幽默，既是安靜卻又有其興致，因此廣受朋友的愛戴。
他在外面的綽號是「佛」，在家的綽號則是韓國童話《興夫與樂夫》裡，既貪婪又淘氣的「樂夫」。然而，在生命最後的 15 年裡，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身體逐漸僵硬，直到這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與女兒，其實都以一種沉默、無聲的方式關照著彼此。
在這場遲來的愛裡，這名父親曾經擅長的所有一切，已經沒有任何一件是他還能為女兒做的。所以，他只能把最後的自己交給女兒，於是這名父親毫無隱瞞地，將他所剩的一切──疾病與死亡──交給女兒，他想在女兒面前活到最後一刻，即使死亡不斷地靠近。
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就只是笑著。除了笑之外，已經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了，而這一場迎接死亡的宴席，就是戴奧尼修斯本身。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黃曦：從我的父親確定是癌症末期，一直到他離世只有三個月。父親的告別式那天，剛好是我的二十四歲生日。在這之後，我開始相信天有其注定，並遲來地理解起父親總是憤怒、沉默的「愛」。
我原本以為自己和父親是完全不同的人，不過在這幾年之間，我很確定在我的生命裡，也有父親的生命。
吳政美：最近在寫劇本的時候，我開始明白父親像孩子一樣鬧脾氣的行為，是他只能笨拙地拿自己開玩笑，想要逗我們笑。如果他再大膽一點，我想我就會察覺，也會陪他一起玩。
父親是一個內向又老派的男人，怎麼樣都沒辦法開口說：「來，陪我一起玩吧。」而且，他還是一個沉默、浪漫的人。從事金融業的父親，多年前在美國參加研習時，曾經買了一只 007 的皮革公事包，後來一直收在家裡的角落。有一次，我偷偷弄到密碼，把它打開了。
公事包裡面，有著他的父母年輕時的照片、幾本筆記本，還有一張小紙條，上面畫著一幅畫：那是一幅原子筆畫的素描，畫著父親兒時住的房子後方，是庭院裡的花圃，花朵生長的地方。
在父親還能走路的最後一段日子裡，即使拄著拐杖、不斷跌倒，他還是會一次又一次地、毫無計畫地走出家門，逼得全家人只能在後面跟著他。那時候，看著他搖搖晃晃、歪歪斜斜的背影，我真的氣得不得了。
某一次，他突然在公寓前的花圃停了下來，還開始唱歌。「爸爸和我一起建造的花圃／百日草與鳳仙花正盛開／沿著爸爸繫起的草繩／牽牛花也美麗地綻放了」那一天，不管周圍有沒有人看著，他只是自顧自地放聲歌唱。
如果有一天，我真能如自己所願，住進一棟有院子的房子，我也想要擁有那樣的一片花圃。
《燃燒烈愛》工作照／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黃曦：我想，所有的創作者終其一生都在處理同樣的命題。《在你的人生電影裡》、《燃燒烈愛》與《假如愛有如果》中，身分與階級問題經常是生命之痛的源頭。
吳政美：即使我並不以「處理身分與階級問題」為創作的母題，不過那些正嘗試著做一件自己想做、應該做的事情的人──即使有某種東西正在馴服他、囚禁他、束縛他──無論他想要抓住的是宗教、科學或藝術，只要是一個正在行動、準備行動的人，都令我感到十分著迷。
不過，若是將創作放進身分、階級的框架，我個人也有許多的經驗。若以漢江為界，我曾在首爾四處搬家、讀書，我曾在以菁英教育聞名的大峙洞（대치동）、瑞草洞（서초동）中心地帶讀小學，也曾轉學到永登浦（영등포구）看守所和當時的九老（구로）工業區旁讀書。
就讀高中時，我曾在聖水大橋前的狎鷗亭（압구정동）高中讀書，和出身優渥的財閥家族一起上學；但我也在南山腳下的後岩洞（후암동），也就是《燃燒烈愛》海美住的地方，就讀已有半世紀歷史的私立女高。當時，我有一個朋友會在週末去卡拉 OK 當陪唱小姐。
那個坐在鍾秀和班之間，苦惱著究竟要吃牛腸火鍋還是義大利麵的海美，其實就是我。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黃曦：回顧妳的 13 篇書寫，它承載著幽微、邊緣的女性生命史，也納進被記載在大歷史中的重大社會事件，比如三豐百貨店倒塌事故（삼풍백화점 붕괴 사고）、聖水大橋倒塌事件（성수대교 붕괴 사고），但這些人物都講述著一種，平凡的生命渴望。
妳覺得自己的寫作，是不是從死亡裡長出來的呢？我的意思是，我們總會因為看見死亡，所以有了活著的渴望，就像獻祭山羊的人類那樣。即使生命的狀態充斥著痛苦與瘋癲，生命本身還是會試著翻越它。
吳政美：我正式發表在大學校刊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回家的路〉，是關於三豐百貨店倒塌事故的故事。在國中、高中時，我就住在那附近，某種意義上，我也是第十一篇〈樂手們〉裡，在事故之後倖存的當地居民。
對於生而為人的我，或者作為一個作家的我，三豐百貨店的倒塌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又以什麼樣的方式影響著我，直到現在都沒有辦法清楚辨明。所以，我總是很謹慎地談這件事，包含曾經住在那裡的事，這是我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說出來。
〈回家的路〉和〈樂手們〉有相同場景，是主角在回家路上，翻過那座曾經矗立、後來倒塌的三豐百貨店所在的山坡。也許，「家」與「文學」，或者「家」與「電影」，一直以來都處在這樣的位置。
我到此刻才意識到這一點，我想，我從來沒有把文學、電影當成「家」一般的存在，畢竟我一直有一個可以回去的家，只是我不曾在返家的路上感到安全，似乎總要遇上那些近似死亡，甚至超出自身所能承受的事物，我才能「真的」抵達。
也許，對一個人而言只是一次的冒險，在另一個人身上卻會成為真正意義的死亡。這樣的念頭，可能影響著我成為一個寫作的人。不管怎麼說，我是一個膽小的普通人，所以在經歷一定程度的冒險之後，我還是想著要回家。畢竟，還是得回家，才能再繼續寫下去。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黃曦：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筆下的馬塞爾（Marcel），曾經在冬日返家時，吃下母親端來的小瑪德蓮與熱茶，他因此體驗到一種生命絕無僅有的感受，而他認為這將使災厄無害、生命無謂，因為那段經驗就是他的生命本身，他的生命本身就是那段經驗。
在這之後，他想起童年時也有這樣的光景。他曾經在一個星期天的早晨，吃下一塊浸泡在椴花茶內的瑪德蓮，於是他對家鄉的風景、對童年的記憶，都會在茶杯裡湧現。在妳的記憶之中，有什麼事物就像這一塊瑪德蓮，總會帶著妳回到過去？
吳政美：每當談論起童年的幸福，最先浮現在我腦海裡的畫面，總是和雲有關。曾經有一位與我關係親近的人，在多年前向我說：「政美，妳喜歡雲啊。」那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自己真的很喜歡雲。
小時候，我們家曾經住在一棟五層樓的公寓，母親經常背對客廳、站在流理臺前，而我總是坐在餐桌椅上，懶洋洋地看著她的勞動。在母親煮飯、洗碗的地方，抬頭會看見一扇小小的窗戶，從那裡可以看見外面的天空。
我曾經透過那扇四方的窗，很久很久地，看著飄過去的雲。記得當時看見了一朵兔子般的雲，我很喜歡像兔子的母親，一次次地走進我的畫面裡，一次次地從畫面走出去。
在遊樂場也是一樣，我很喜歡一個人坐雙人鞦韆，在鞦韆上能看見的天空，實在太大了。那時候，我生活的首爾還沒有那麼多的高樓大廈、高層公寓，可以遠遠眺望遠方的天空。當天空染上晚霞，世界就像是膠卷的畫面般，暈染著朱紅色與藍色。
我就坐在搖晃的鞦韆上，出神地看著那片風景，接著總會聽見──「政美啊！」──母親從陽臺，喊著我回家吃飯。那時候我就知道，自己永遠不會忘記這個畫面、這個聲音，即使我當時只是一個孩子，很奇怪吧？
大概就是那麼喜歡吧。那一幕就像電影似的，很美，很思念。一直到現在，這樣的感覺依然鮮明。我想，第二天、再下一天，我也會一邊坐著鞦韆，一邊等待母親叫我的名字。
而且，我媽媽的聲音本來就很好聽。
《燃燒烈愛》工作照／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是契訶夫的臉啊
閱讀一本書的時候，讀者總會忍不住想像「作家」的臉。比如，金愛爛（김애란）可能住在首爾近郊的屋塔房，穿著俐落的黑色服裝，留著方便整理的短髮，總是疏離、冷靜地觀察著世界。或者，韓江（한강）應該住在二線城市的大房子，同時是江邊散步的詩人，也是時刻關注社會的參與者，寫作泰半發生在圖書館，因為需要大量歷史資料作援引。
然而，《在你的人生電影裡》的閱讀經驗，卻讓人難以想像「吳政美」的樣子。或者，更應該說「吳政美」佔據著多種位置，致使讀者很難輕易指認。寫在 2025 年 9 月，這本書的尾聲，吳政美是這樣說的：「我是否能拍出一部，足以不辜負眾人心意的電影呢？如今這成為留在我心裡的沉重醒悟。即使這份壓力令人窒息，我也會安慰自己，那些我聽到的故事，早已化作一本書走向世界，不再只屬於我一個人了。」
因為不再屬於一個人，所以故事裡的臉孔萬千。
再次看向吳政美的寫作，成長於首爾的吳政美，自小便受故事吸引，長大後又著迷於電影，她曾於延世大學主修俄羅斯文學與英美文學，畢業後才到韓國藝術綜合大學主修電影編劇，更翻譯過多部俄羅斯經典文學，也曾執導短片電影。
從她的寫作中，我們當然會發現李滄東帶來的深遠影響，但在走進電影之前，是她所看見的世界，帶著她看見電影。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黃曦：政美當初就讀文學科系的原因是什麼呢？是什麼影響著妳的選擇？
吳政美：進入延世大學人文學院時，我必須從 11 個學系裡，選擇兩項主修科目。首先，英文系是我不能放棄的選擇，對當時的我來說，那是可以用來標榜自己，相對最體面的標籤。坦白來說，那是能讓我看起來最像樣的選擇。
至於主修俄語系的決定，雖然經過一番漫長、慎重的考慮，但最後的決定還是相對衝動。人文學院會依照不同學系，每個學系各有一班，我剛好被分到隸屬於俄語系的第六班，且因俄語系成立不到十年，學生之間有著特別強的凝聚力。
我開始跟著學長姐行動，一起去上俄語系的課程，一個禮拜有六天都和他們一起喝酒。接著，我在「俄羅斯文學」的課程上，第一次讀到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iy，1821－1881）。
我們開始系譜性地閱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接著在冬天到來之前，我寤寐不眠地讀起《卡拉馬助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1880）。那時候，看著整晚沉浸在書裡的自己，我的心底有一種說不出的茫然，我不知道這是否為一時的迷戀，又或是這本書將在某種意義上，預示著我未來的人生。
吳政美之生活紀錄。／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黃曦：我覺得在太年輕的時候讀俄羅斯文學，尤其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會留下一種精神的運動傷害，要等到我們擁有一定的生命歷練之後，似乎才能回頭處理閱讀的傷害。然而，傷害的另一面，其實也代表著我們深受它的影響，我們深愛著它。
我好奇的是，政美在取得俄國文學的碩士學位，甚至翻譯了多部俄羅斯經典文學作品之後，為什麼選擇轉向電影劇本的創作？妳在書中曾提及，妳一直在尋找「自己的電影」，妳在找的是自己的創作的慾望，還是閱讀的經驗？
吳政美：我想，那是因為俄羅斯文學是非常熾熱的。從亞歷山大二世簽署《解放農奴宣言》（Emancipation Manifesto）、宣布廢除農奴制度的 1861 年前後，一直到 1917 年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前，俄羅斯的文學與社會皆沉浸在「尋找能夠面向『人』的敘事」中。這種超現實的閱讀經驗，在二十幾歲的我身上，留下了無可取代的經驗，也留下了傷痕。
對一個總在編寫、虛構他人故事的作家來說，我最感興趣的其實是「我」所親身經驗的事物。在這個曖昧不明的世界，我相信人只能透過自身的經歷，才有機會在稍縱即逝的瞬間窺見真實。無論是創造故事、享受電影，我認為這些行為都將透過這種「間接的」生命經驗，才有機會向外延伸至世界。
與此同時，我經常受到強烈敘事的吸引，更容易因為影像產生敏銳的反應。如果借用母親的說法，她說我總是沉浸在「閃閃發光的美麗事物」中。因此，我似乎更習慣以電影的語言方式進行思考。雖然，走上電影編劇這條路仍是多種經驗彼此交疊、作用的結果，不過回頭閱讀學生時期的日記，我寫下的也多半是一種瞬間的感受。
《燃燒烈愛》工作照／影像提供：時報出版（© 오정미）
黃曦：作為一名電影創作者，「尋找只屬於自己的電影」的這件事，似乎是無可避免的宿命。我想，一定有很多人會問妳李滄東電影帶來的影響，但我更想知道在這之外的的答案。
吳政美：我還是想談一下李滄東導演的《密陽》（Secret Sunshine，2007），因為是這部電影，與這部電影在「電影裡」扮演的角色，才讓我清楚地看見，人的生命歸根結底，就是一個人如何看待、面對環繞於自身的「沉默之光」，以及這道光裡面，屬於生命的奇蹟。
若要談俄羅斯文學，對我影響最大的作家是契訶夫（Anton Chekhov，1860－1904），是他教會我要用自己原本的樣子活著。
雖然，契訶夫另一方面又像在逗弄我們，他總是說著：「不管妳／你想做什麼，事情都不會那麼容易、那麼順利吧？」但是，他又會在下一秒，毫無預警地以一種清純卻又性感的姿態面對生命。
契訶夫在死前只說了一句：「我要死了。」便帥氣地離開了世界。他將生命中所有無法控制的時刻，都當作生命本身接受了。無論是要繼續寫作、拍電影，或是與誰一起生活，我希望這一切都只是「活著」的過程。
契訶夫的死亡之於我的生命，即使看似是全然不同的事物，它們最終仍是同一件事。順帶一提，契訶夫也是我的理想型，如果他長得不好看，我大概不會那麼喜歡他喲：）
《在你的人生電影裡》書封。／圖像提供：時報出版
《燃燒烈愛》、《假如愛有如果》編劇吳政美散文集
朴正民 ╳ 無題出版社．首部繁體中文作品問世！
朴正民 ╳ 金惠利 ╳ 曹仕翰 ╳ 黃曦 ╳ 劉梓潔──烈愛推薦
吳政美《在你的人生電影裡》：《燃燒烈愛》、《假如愛有如果》編劇散文集
我從電影抵達了某個人生命之邊界，
觸碰到未曾熄滅的餘溫，
也找回自己，之所以燃燒烈愛的一切。
「在我讀過關於電影的書中，這本最觸動我的心。」
從一部電影，能讀懂一個人──你的人生電影是什麼？
與李滄東導演合作《燃燒烈愛》、《假如愛有如果》的編劇吳政美，以最常見的電影提問為起點，一一走進留存在某個人心中的畫面，看見那些未曾輕易說出口的生命故事。
開朗的美妍其實從小被父親家暴，母親卻視而不見。她最愛反覆觀看《橫山家之味》，從中追尋想像的父親身影。
留學時遭受性暴力的諾亞，最大願望是陪伴《青春電幻物語》裡的少女，讓她不再孤單無依。
三豐百貨倒塌的見證者，總是害怕意外找上門，罹患了強迫症。《鐵達尼號》中為逃難者演奏的樂手，卻撫慰了他的心。
透過那些人們的告白，作者開始重新思考電影的本質，也喚醒了初心；我們則從影像與真實交錯的光影間，窺見自己的身影。原來電影存在的地方，從來不在銀幕，而在與它相遇的每一個人生。
那些在生命裡長久停留的，將是比電影更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