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好的時光》：戴奧尼索斯作為人的命運

太空人 Astronautin

„Ich würde seelisch Astronautin werden.“ 「我想精神上地成為太空人。」

早期希臘人對悲觀主義，對悲劇神話，對生存基礎上的一切可怕、邪惡、神秘、毀滅性、災難性事物形象的好奇心而嚴酷的意願，該緣何而生？

也許瘋狂並不必然是蛻化的徵兆、衰敗的徵兆、落伍文化的徵兆？也許有──一個要精神病醫生回答的問題──健康型的神經病？（Nietzsche, 2013: 7）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談論希臘人對於美的渴望，對慶典、娛樂、新狂熱崇拜的渴望時，自問了對於美的渴望從何而生──是否源自於一種匱乏與不足？──於是，尼采再假定了對美（Schönheit）的渴望之前，存在著一種「對醜的渴望」──那麼對醜的渴望、對悲劇的渴望，是否便源自於極盛、過多與漫溢的健康（Nietzsche, 2013: 7）？

以《醉好的時光》（Another Round, 2020）的馬丁而言──雖然並不是那麼地精確──，我們能看到尼采看似艱深的道理，以「物極必反」的形式發生在他的生命裡。

酒神的降臨

在馬丁因為欠佳的教學狀況、加上將近的升學考試之下，被課堂學生及其他處室的同事集體「公審」前，他的世界──如尼采所形容──是表象（Erscheinung）的，也是美的：他不曾覺察其中的困境，也不曾對它們有所認識。他的生命未曾來到他的「生命」之中──也許馬丁此前的生活未曾讓他感到不滿，不過能夠肯定的是：他的生命早已失去了意義，但是他卻未曾覺察到這一點。生活對他而言是安穩的、平靜的──自己的妻子雖然時常晚歸，但是兩人總是有辦法在睡前見到一面；兩個兒子也不曾為自己帶來可見的煩惱。而這樣波瀾不驚的日子，正是馬丁眼中對於美好生活的想像。

然而，從公審、與妻子的對話到朋友的聚會上，馬丁逐漸從理性主義的美夢裡醒來：如同他過去在課堂上教授絲毫無法引起學生興趣的工業革命與世界大戰──啟蒙運動以來的歷史事件逐步使人類對於自身理智的信心全失──此前，我們同馬丁看不清楚他自身的內在狀態；此刻，他意識到自己長久以來從未審視自己所身處的情境，如同倏地來到巴斯卡（Pascal）眼前的省思：

我一想到我生命的短暫，前後都被永恆吞沒；想到我佔有以及眼睛所見的小小空間，包圍在我不認識、而也不認識我的無盡空間裡；這時我嚇壞了，並且奇怪為什麼在這裡而不在那裡，為什麼是此刻而非彼時？（Barrett, 2013, 138）

「不喝酒真的就是理智的嗎？」「挪威的精神科醫師芬恩．斯卡德魯德（Finn Skårderud）認為，人類生來血液中就欠缺 0.05% 的酒精濃度。當你的血液中有了 0.05% 的酒精後，你變得更放鬆了，像是中毒了，也變得更大膽。」馬丁和好友們一同慶祝尼可拉的四十歲生日時，默不做聲地聽著尼可拉對於「喝酒有益身心健全」的主張，漸漸地飲下了更多酒精。當其他人對安靜的馬丁突如其來的行為感到驚訝時，馬丁放下酒杯，眼眶盈滿了淚水：「我平常喝得不多。我也沒有什麼朋友。」朋友接著問道：「你跟安妮卡還好嗎？」問及自己的妻子，幾天前與妻子的對話忽然有了意義──學生不屑地離開馬丁無趣的歷史課的那晚，馬丁向晚歸的妻子問道：「我開始變得無趣了嗎？妳認為我很無趣嗎？」妻子回道：「你和我當初認識的馬丁不一樣了。」

此刻，馬丁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生活早已經不在自己的想像之中運作。而自己如今──兩人的孩子甚至已經距離成年一步之遙──才認知到這點，更是令人惶恐。

酒神的狂歡

馬丁與朋友們投入「酒精計畫」後，從表象進入了表象消解的世界──同時也是世界的本質──之中。從太陽神阿波羅（Apollo）的夢境，進入了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的醉境（Rausch）。

酒神節不僅建立起人與人的紐帶關係，而且使人與自然和解。（Nietzsche 2013: 419）

馬丁開始以活潑的方式講述二戰歷史，贏得學生們的喜愛；彼得在音樂課上得到了學生積極的回饋，而不再是如先前死氣沈沈的歌聲；湯米對足球隊上被排擠的學生表達了關心，幫助後者重拾信心──馬丁及其同樣身為老師的朋友們，在開始飲酒後，教學表現皆產生了顯著的改變。「我很久沒有感覺這麼棒了。即使是清醒時，我也感覺到有變化發生。」馬丁分享著自己的收穫時，同時針對四人正在撰寫的論文，提出了檢驗不同酒精濃度之下、對個別及總體表現產生的效果的提議。

然而，酒神雖賦予四人宛若初生、重生的感受，但隨著體內酒精濃度的升高，酒醒之後，毀滅與折磨也隨之而來。我們不能認定「喝酒」即是進入了醉境裡，而醉境即等於永無止盡的狂喜。

回顧開頭瘋狂的青少年──他們揮霍著青春，參加每年的「飲酒盛事」，在地鐵上嬉鬧，對所有現實的一切視若無睹，宛若歐里庇得斯（Euripides）《酒神的女信徒》（The Bacchae）中狂熱崇拜酒神的女信徒，渴切地擁抱酒精與他們想像中的「生命」──過去與未來於他們而言並不存在任何意義，只有這個時候、這個地方（Barrett, 2013: 137）對他們而言才是真實的。不過，也可能這個時候、這個地方亦不存在任何意義，因為當他們的年輕氣盛宣告著「這世界／未來是屬於我們的！」時，這並不是一種哲學思考，而僅是一種轉瞬即逝的宣誓。世界並不屬於他們，而是屬於一種想像，一種尚未清醒的夢境：只要他們仍然相信「世界屬於我們」，那麼世界仍是表象的，是他們所創造出來的幻想。在此之中，人們相信自己為藝術家，並相信此幻象是這個世界的本質。

馬丁獲得了全新的五官感受後，罕見地與妻子獨處、共進晚餐，甚至提議在假日實現妻子期望已久的泛舟旅行。不過，馬丁的一切作為並沒有增進兩人平時各自忙碌而疏離的情感，反而更加清楚地映照了存在已久的嫌隙：當馬丁在露營的夜晚熱情如火地與安妮卡性愛，後者流下了淚來，可並非出於感動或是喜悅。「我應該是想你了。僅此而已。」馬丁問起了安妮卡的反應時，安妮卡的回覆與兩人先前的對話產生了重疊──然而，兩次的回覆對於馬丁而言都是費解的：第一次的對話發生時，馬丁尚未從夢境中清醒過來，於是也尚未意識到自己眼中的美好家庭僅是生命的表象；第二次的性愛中，馬丁「認為」自己已經重拾了失去多年的激情與渴望，重新浸淫在生命與春天的愉悅之中，可是妻子的反應顯示了她依舊無法感受到馬丁的情感。

除此之外，四人為了有效地嘗試酒精濃度對人際表現的影響，放任自己攝取更多的酒精，在白天學校課程之外亦喝得酩酊大醉。夜歸後因酒精作用而尿失禁的尼可拉遭到妻子責罵，馬丁則是不省人事地倒在路邊、直到天亮被鄰居發現。至此，馬丁與妻子之間的矛盾終於浮上了檯面：「你難道不明白，我們的問題是你從來沒有真正『在場』過嗎？」「你是完全隱形的存在！」

面對妻子的指責，我們能夠更加確定，從夢境中醒來、進入醉境並不保證全然的幸福與喜悅。醉的狀態引向了在表象世界背後／表象瓦解後的世界，是醜陋不堪的，痛苦無處不在。或許表象背後的真實世界，馬丁是早就知道的──當馬丁對學生講述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及希特勒（Adolf Hitler）之間的區別時，他說道：「我希望你們有一天能夠明白，這世界從來不是你們期待的樣子。」──，只是理性與個體情感經驗此時才正式相遇，不再如先前般衝突。此刻也正是馬丁對於生命的重新理解：酒神將他帶往了表象內部的世界，也是善與惡的源頭。他先是體驗了生命的狂喜，可隨狂喜而來的是婚姻的破裂、摯友湯米的死亡──馬丁重新理解的不僅是自己的生命，亦是「這個世界從來不曾是他所期望與想像的模樣」。

生命的清醒

然而，若馬丁未曾接觸酒精，未曾從夢境中清醒，他的家庭、婚姻的失敗對他而言──或許如對於普遍人一般──僅只是生命中一段歷程，可能是必經的、也可能不是必經的。雖然四人的酒精計畫以失敗告終，並且在實驗結果的報告內寫下：「由於巨大而負面的社會影響和酗酒的危險，斯卡德魯德關於人出生時酒精水平低於 0.05% 的理論研究到此結束……」但是能夠肯定的是，在四人開始飲酒前，問題便已存在：馬丁和妻子長久以來已經貌合神離，尼可拉的婚姻為他帶來了三個孩子、卻無疑是巨大的負擔，湯米與人群疏離地獨自生活。

於是，我們必須明白，馬丁所經驗的一切並不能單純地比擬為擁抱生命及其美好，或僅是單純地理解到「生命中存在著不同的面向」。在接觸酒精前，這些事件都未曾對馬丁等人產生任何意義。此處，我們不免想起在片中成為心理學期末考題的丹麥存在主義學者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齊克果曾經與愛人立下婚約、卻又解除婚約：他認為，自己生來被賦予了某種宗教性的使命，終身服侍於宗教，而服侍於神與建立凡人的婚姻家庭及生活，是相互對立的，可是自己同時又渴望擁有平凡人的婚姻與家庭幸福（Barrett, 2013: 180）。於是，選擇了前者之後讓他不斷自問：何以放棄這段可能的婚姻讓他如此地痛苦？

就齊克果的例子而言，選擇了其中一者、拋棄了另一者，進而使自己因為放棄後者而深陷痛苦與懊悔之中，正展現了作為人的實在性：人不是自己生命中的旁觀者，而是確實的參與者，他的視角、能力、任何觸及他人的關聯性，都是有限的、必死的。此處，我們發現人的實在性與酒神所帶來的狂喜與痛苦，產生了連結：擁抱酒神，便意味著承接狂喜之後所帶來的墮落與滅亡。身處美夢或進入陶醉之中，也是一種對於生命的選擇。

但是，每一個選擇、命運與生命事件──尤其是使人陷入悔恨的選擇，譬如馬丁與安妮卡分開一段時間後要求與後者見面，希望兩人能夠重聚、成為一個家庭，可終究事與願違──若僅是作為一種全然的偶然性存在、對於人不具有任何意義，那麼這些伴隨著選擇而來的痛苦與悲傷，是否僅是一種庸人自擾與無病呻吟？可若這一切僅是無病呻吟、甚至毫無意義，那麼為何這些感受如此真實？

當《飛向太空》（Solaris, 1972）的克里斯向科學家史瑙特問道生命的意義時，後者答道：「當人感到快樂時，生命的意義與其他關於永恆的議題鮮少使他感興趣。這些問題應該在生命結束之際才被提起。」然克里斯顯然對這樣的答案不甚滿意。「可是我們不知道生命何時會結束。這就是為什麼我急切地想要知道！」已屆遲暮之年的科學家再次緩緩地說道：「別急。那些快樂的人從來不對這些擾人的問題感到興趣。」

從這個層面看來，《醉好的時光》之所以提及齊克果──即使齊克果被提及的當下，馬丁並不在場──，其意義並不是指向他人的，而是指向馬丁自身。指向這些因為酒精而「改變」人生的朋友們：生命中所有讓他們破碎的事情的發生，是必然的──此「必然」並非視生命事件的發生為必然，而不去探討背後的發生原因──，為的是讓他們獲得生命的內在深度，好讓他們能夠更清楚地看見自己的存在，看見自己處在永恆向度中的什麼位置。

戴奧尼索斯作為人的命運

回顧開頭尼采談及了何以人們身在美與道德的極限之中，卻反過來開始尋求醜惡與不堪，我們或許有了更接近的答案。若確實如史瑙特博士所說的：「快樂的人並不會詢問生命的意義為何」，那麼尼采所說的便與此違悖；於是，折衷而論，身處樂觀主義之中並轉而投向悲觀主義的懷抱，或是快樂的人並不對存在的問題感興趣，兩者皆無法展示《醉好的時光》的核心意涵。或許在人的本能之中，即存在著一種「酒神傾向」：我們在某些不期而遇、命運般的，甚至是神秘主義的、無法解釋的時刻，受到了酒神傾向的引領，進入了表象之後的世界。身為人，我們註定經驗酒神──同時是藝術、音樂與悲（戲）劇之神──所帶給我們的對於生命的靈感，如同在微醺的狀態下彈奏鋼琴的赫爾福德（Klaus Heerfordt）與進行文學創作的海明威（Ernst Hemingway）；卻也註定如戴奧尼索斯被泰坦神（Titans）撕成碎片、並自僅存的碎片中重新開始，週而復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