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見面，幾杯酒喝下去，什麼事都能一講再講，從晦澀恐怖的封閉時代、生命膨發的社運年代，他們聊台語復興、民歌運動，也聊台灣電影新浪潮和新世代年輕人的交棒，當然他們也訐譙政治、經濟，自戒嚴時期便踏在這片土地的他們，早已用他們的目光記錄下了世代的變化。

屬於菲律賓上個世紀的猩紅色悲劇，是不斷易主的殖民史，是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回望整段歷史，幾乎是一場漫長的集體謀殺，遭到大規模血洗的村莊、扣不下板機而遭槍殺的弟弟、藏起黃金以致最後遇害的父親、遭到仙子「殖民」而產生異變的母親，以及旁觀一切卻無法改變現況的女孩。

王禮霖說，拍這部電影，只是為了透過影像去傳遞一些事實，將那些在現實中無法控制的事情，透過電影發散出去，阿邦和阿迪都接住自己了，他也將放下這對兄弟，再寫下一個故事。

活在這個總是潑得你滿身泥濘的世界，在破夢與抵達須彌之前，活著依舊不會太好。社會與階級仍有著牢不可破的邊界，而在無可避免的創傷背後、故事真正的核心，是沒有解方的生命真理，是死生之間純粹的、永恆的人類存在狀態。是相信，也是破。

我一直覺得夢是騙人的，無論好壞。總之，製造夢境的人、愛做夢的人都喜歡撒謊。姑且先將世界上所有筆耕、作畫、拍電影的人都稱之為「作家」，很有可能，這些作家的思想都來自無意識的夢境／謊言。

導演在作品中割開了一個想像的畸零地，將女人精神上的自主化為具象的表演，電影中野性的、擁有自我的女人支配著男人，很可能比男人還要偉大，她在幻象中無所不能，卻在歷史中被消弭。

在來台灣之前，Cécile 在法國所接觸到的工作多半是和表演藝術相關，例如劇場、舞蹈，Nicolas 則是做沈浸式視覺藝術。而選擇來台，最重要的原因是──台灣作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婚姻平權法案的國家，他們希望自己能在一個和法國擁有共同理念的國家工作。

而「懷舊」終究是屬於故人的，源於未能掌控未來的無力，在千禧邊緣長大的一代人，不曾經歷九〇年代的經濟奇蹟，卻也無法像新一代人那樣完美適應時代的演進，終究只得在無依的環境裡成為一隻變形的蟲，假裝自己適合城市，假裝自己不曾失落，假裝自己還能有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