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得從《築巢人》的英文片名「A Rolling Stone」開始談起。近十年後，因《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終於一見沈可尚，他並不如《築巢人》那樣的孤傲或疏離，甚至睥睨眾生。相反地，他是緩慢而節制的，一種不容閃避的誠實。他的目光是暝日對分，於是你會發現，那些哀樂與悲慟，全都藏在那一片波瀾無起之下。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幾乎可以作為《河鰻》的註腳。其實整部電影都圍繞著父權的陰影，也因此更像是導演最自我的剖析，他的電影藝術並未代償他面對生命虛無的創傷，那一道飄忽的裂口反而在創作裡，被暴露得更加澈底。但朱駿騰說，他想要以性作為所有慾望的象徵，看見那個生而為人，因為無能，於是感到抱歉的自己。

潘客印說，每一次回到社頭，心就會變得很巨大。回家之後，他不用再害怕、擔心自己的心因為變得巨大，所以擠壓到在台北停紅綠燈的機車騎士、一起擠捷運的上班族。後來他在想，為什麼搬到台北之後，會開始強調自己是彰化社頭來的，為什麼更喜歡說台語：「可能對我來說，這是住在都市的時候給自己的氣力，按呢著袂閣驚惶。」

智利導演卡洛琳娜．莫斯科索（Carolina MOSCOSO）的創作母題，是從自身遭受的性暴力經驗出發，透過日記式的影像紀錄與性侵案件官方文件檔案素材，拉伸出女性、身體、創傷經驗之於外部社會處境的矛盾與撕裂，記錄下穿梭於女與公之間，極為私人的創作密度，卻又帶著與社會戮力溝通的能動性。

「死亡是進行中的儀式，而疾病是敲響儀式的大鐘。直到死亡完成，被留下的生命便成為偉大的繼承。」其實人類時時刻刻都在面對死亡，但我們總是避而不談，因此錯過了關係，抱有遺憾。但是，我們如果能夠開始去面對死亡，理解那隻狐狸，那麼死亡來到的那刻，或許就能真正地將願望與念想傳承下去。

潘禮德電影自「再現歷史」逐漸轉為「表現歷史」，在不斷靠近佚失記憶的同時，其敘事策略越發駁雜，潘氏透過藝術形式重新建構出的國家歷史，所扮演的角色便不同於傳統史料或歷史考古，而是提供一種從廢墟與灰燼中被編撰出的記憶痛史，在此再現歷史之暴行。

在《時代革命》開拍之後，周冠威更全面地意識到自己必須完全地參與其中，同時作為公民，也作為紀錄者。即使現今香港的政治氛圍變得更加壓抑，周冠威仍選擇作為一名創作者，繼續留在香港拍電影——在面對極權的黑暗時，我選擇讓自己暴露在陽光之下，這樣的行動本身就是一種抗爭。

村上春樹寫多崎作之旅的開頭，亦是由死向生，為了想要努力克服幽冥之心的孤獨，而展開行走與巡禮，因此繼續活著，以成為責任。無論愛美子的不容於世是來自命運，又或是人類內在深處的失落，森井勇佑都決定要讓孩子繼續活著──他要給愛美子，也給自己繼續下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