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近代歷史，阿富汗婦女權益的兩次大倒退，都是發生在塔利班政權時期。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撤離後，各界多年來為性別平權的奮鬥，便瞬間化為烏有。極右派的塔利班政權恢復 1990 年代時的壓迫政策，利用對宗教經典的極端化解讀，試圖合理化自己危害女性的罪行。

我認為花木蘭並非當代語境下的女性主義者。一來，她也許並未明確意識到，自己其實正處在被壓迫的處境；二來，她也無意挑戰既有體制，出於對家人的愛，她甚至願意再次隱身，代替父親進入體制——第一次隱身是嘗試扮演新娘、第二次隱身是嘗試扮演男性。「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也許所有人都是「被成為的」。

這是一場修復文化與重建精神的儀式，觀眾不需要完全看懂《遊林驚夢：巧遇Hagay》，但你能感受心與土地團聚的渴望，也不急著在此處釐清或定義什麼，但你的在場感受，就是一條線索，關於如何找著自己的路徑、自己的聲音。

人生在世，一輩子都在尋找回家的路。在《飲食男女》的開頭，是「飲食」把朱家聯繫了起來；到了結尾，則是「男女」拆散了朱家。原有的成員們在新生活中逐步穩定方向，那麼家倩呢？故事停在她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前夕，不知怎麼地，我想起了美國作家楚門・柯波帝的名作《第凡內早餐》。

安雅出生於美國，幼年在阿根廷度過，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小時候最著迷的東西是「蛋」，因為蛋能孵化出小雞或小鴨，但礙於父母不提供她孵化器，安雅心想不如自己來孵，每個晚上都去廚房偷蛋。家庭合影裡，五歲的小安雅捧著蛋，只因爲她堅持「蛋也是家中的一份子」。

「拍電影是很漫長的過程，比想像中還要漫長很多。它在方方面面都在考驗你的決心，是不是夠誠實？是不是夠喜歡？放棄是簡單的，堅持不是。」以這次新作《壞男孩》為例，從二〇一八年開發劇本，至今已是二〇二三年尾，五年的時光都在這裡，要堅持下去並不容易。

回首再看《霍爾的移動城堡》，見到的是與完美沾不上邊、甚可說是充滿缺陷的人們，願意給彼此機會、試著相愛。蘇菲自怨自艾時，霍爾不會否定她的情緒，只是堅定喊著：「蘇菲很美啊！」；霍爾化身怪物、差點變不回人形時，蘇菲並不懼怕，反而主動親吻了他。他們選擇愛著對方本來的樣子，千瘡百孔在戀人眼裡盡是可可愛愛。

自迪士尼改編安徒生童話的那刻起，《小美人魚》的故事就已一分爲二。兩個版本乍看相似，實際上卻完全不同。你可以說，迪士尼拿了劇情輪廓，但替換了故事的核心寓意，它顯然有一套自己想訴說的價值觀。以下透過比較安徒生童話與迪士尼版本《小美人魚》的差異，試著論證：迪士尼從一開始就無意「傳承」，僅著重在「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