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山》：記一段沒有的日子

撰文／黃曦
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我是在家裡看《假如愛有如果》（Possible Love，2026）的同一天，晚上到戲院看《迴山》（Etude，2026）的，在這之後我又看了第二遍、第三遍的《假如愛有如果》，於是對紀錄片工作者的位置浮生聯翩思緒。

首先是「節制」，大家經常說李滄東（이창동）的電影節制，而今則有為數不少的影迷說《假如愛有如果》少了過往的留白，過分明確的互文讓電影失去了模糊的曖昧。

我於是想起，今夏與林佑恩論及《第九十三封信之後》（Beyond 93 Letters）裡的「節制」時，我們其實得先定義出在場的紀錄者與不在場的觀眾，透過各自不同的位置、目光，究竟看見了什麼樣各異的風景。

從 2020 年的第一部紀錄短片《度日》（In Their Teens）、2025 年偕同劉燕美共同製作的第二部紀錄短片《第九十三封信之後》，評審也總是說起林佑恩在電影裡的節制、留白，像是《度日》片末兀自光耀的火星、灰燼，或者《第九十三封信之後》只聞磨藥、展信之音。

《迴山》的確也有這樣的留白，佑恩的姊姊睜眼不動地彷彿要望穿電視機，佑恩的母親對坐琴前彈起練習曲，而母親看著樂譜的那一顆鏡頭，檯燈亮光照在琴譜上，更不知何故地，電影畫面竟也呈示出一種接近祝禱的景況。

《度日》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同時，《迴山》也有充分的互文性，可以作為瞧見導演調度、觀察導演位置的跡象。其中尤為明顯的，的確是佑恩與姪女（子）之間的對話，比如佑恩欲為孩子留下生活錄像的本意，與孩子對佑恩作為一名紀錄片工作者的提問。

或者，母親與姊姊之間難解的心結，在電影裡以姊姊坐月子的選擇展開，向內是母親欲與姊姊修復關係，卻也同時向前沿拉伸，是姊姊總認為自己與父親較為相像，於是在長大的過程中，被迫承起母親的怨懟。

此外，如果嘗試梳理其中的家庭關係，我們或許也能深知，這樣的家庭並不是「典型」的「失能家庭」。我的意思是，在風險極高的家庭生活裡，因為母親承擔起了一切物質的生活條件、家庭功能，於是孩子可能衣食無虞，但也因母親的欲振乏力（在這裡，絕對沒有批判母親之意），而未有更多照護的可能。

在電影裡的許多時刻，我的確也對種種呼應感到驚異，莫不足見導演調度的能力，然而電影裡卻有更多的驚鴻，是它會在一抹眼神、一句對答裡，折射出其他家庭的形狀。

雖有家庭卻隨工作獨自遷徙，其後異地組建嶄新家庭的父親；獨自肩負經濟與照養責任，因為生活壓力而顯得嚴厲（卻也焦慮）的母親；長成憤怒或者逃離的長姊（子），與更為沉默、退讓卻又與母親徒生一種親近的老二，《迴山》與我的家庭有些相仿，於是我接著在想，帶著攝影機（更多時候只是帶著一只錄音筆）回家的我，在家庭成員眼裡究竟站在什麼樣的位置？

《迴山》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我的紀錄起初始於 2021 年的夏天，父親癌症末期，不過三個月匆匆辭生。父親的葬禮操辦了半個月有餘，期間我斷斷續續地錄音，我想知道在父親缺席於家庭的二十幾年裡，他的朋友記得什麼樣的他？後來得到的答案讓人訝異，父親的朋友鮮少提及他的為人、興趣，只不過是提起家裡的小孩裡面，他最疼的就是我。

後來，母親在屏東獨居的這五年，我練習與她煲電話粥，此前十年也幾乎在他們的生命裡缺席的我，開始一分鐘、三分鐘、十分鐘⋯⋯撥通母親的電話。

現在我們可以講一部電影的時間，從她還只是一個女人，一直到她作為伴侶、成為母親的記憶，也在幾次回屏東時，拿起攝影機拍下她開始走出去，重拾古典樂和國標舞的練習。

只是站在一旁看著，那也像《迴山》少數令人詼諧的畫面，比如母親要佑恩別繼續拍了、該來一起提東西，或者母親看見佑恩臉上的蚊子，於是越過攝影機傳來的一聲清脆。

彷彿在他們的眼前，攝影機並不（一定）是我們所學的，它具備某種力量、它可以帶來證言。更多時候，它就像是那個相對退後的孩子，用來光明正大地看著家人的媒介，或者只是逐漸老邁的母親，已然理解持攝影機／執筆當真是孩子的興趣和工作。

（我突然想起在父親發現癌末的那年初春，父親老友、家庭成員召集在家，父親宣布他可能不久於人世的消息，之後他一面泡茶一面講起家裡小孩的志趣，他向朋友說起我肖想做導演，大學畢業後要當第二個李安。我當時大概有些彆扭，不過現在偶爾在想，父親所認識的李安，究竟是我在電影裡看見的李安，還是那個住在我家隔壁鎮上的李安呢。）

《迴山》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所以看得更裡面一點，佑恩在攝影機背後說起話來的時候，此間總有許多的頓塞。比如他介入母親與姊姊對於坐月子的爭執，那是他既理解母親語言背後的真意，卻也理解姊姊心頭無以名狀的壓力，於是那時的他已無持攝影機之人的位置，更像是作為家裡的老二，嘗試引導、調解家庭成員之間的齟齬。

而我們可能會在這其中，或者至少是我，在這裡面看見的已經是一個孩子，興許自幼周旋於母親和家姊之間的紛爭，遂在成長的過程裡，長成了相對退讓，卻也可能招致更多的不諒解的樣子。

這同時也存在著另一種張力，牽繫著家人此後的養成。若要嘗試以自身為例證，母親在我與家姊幼時，即使借錢也要栽培我們學音樂，母親年輕時未竟的夢，家姊主修豎琴副修鋼琴，我則雙主修小提琴與鋼琴，不過在家境最差勁的時候，約莫是在國中階段，母親決定家裡只能有一個孩子繼續學琴。

在這之後，我們經常在假日開車去往高雄，姊姊去上主修課，我和母親就在武廟附近、大阿姨的麻糬攤前閒坐，我偶爾也和表哥捧著幾盒麻糬進到廟裡逢人兜售。更久以後，家姊持續修讀古典樂，我則轉頭讀起電影和文學，也感覺自己在電影裡找到了某種，我們可以暫時將之稱為下山的路。

話題稍微繞遠了，或許是因為家姊的脾氣更像父親，親戚也總說家姊生得一張像爸爸的臉，於是在母親與家姊的相處之中，她們母女的爭吵愈是劇烈，那愈像是母親在與父親的對鏡爭執。多數時候，吵到了最後，她們大概也不知道自己在吵什麼了。

長大以後，我經常發覺自己的沉默、退讓、客氣並非是天性，它更像是日日周旋於張弛之間，第二個孩子也就徒生出一種疏離，卻也因為疏離而看得更清楚一些。而這份疏離，也在我們日後的長成裡，劃出了更深刻的差異。在母親栽培我取得更好的學歷、擁有更為開闊的道路，甚至遠離了家鄉之後，回頭看這個家，你其實心底也明白，因為生命的養成與看見已有所不同，所以無論是母親或姊姊，你們很難繼續站在同樣的位置，看待同一件事情了。

《迴山》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家姊也曾經怨懟我，總是在許多時刻選擇「站在她（母親）那一邊」，這之中的稱謂選擇也有些趣味，比如佑恩在與姊姊談起母親時，「媽媽」與「她」亦是交互混用，我的諮商師曾經與我提及稱謂背後的潛意識。

諮商師提及，在使用「媽媽」一詞時，我和家姊或許會有共同的想像，是母親曾經的嚴苛、家庭過往的高壓，「媽媽」一詞在認真談話時，其實會召喚潛意識的創傷經驗；在使用「她」一詞時，則是我們下意識地迴避童年的創傷連結，而選擇使用更為疏離、並不具體的代詞稱之，為的是要避免喚起創傷記憶，也避免手足對「媽媽」印象的差異而致的爭吵。

只不過，家姊仍經常感覺，我和母親總是站在一起的，我與母親的情感似乎更為親密；對此，我其實心裡也明白，那只不過是因為我長成了更為退讓的樣子，使得母親可以在我面前展露她的批判、憤怒或者悲傷。

回到《迴山》，我並不認為佑恩回家拍片的舉動，有著太多「紀錄片工作者」的思維，更應該說，我認為他自始至終都是帶著孩子的身分、老二的位置，想要透過他有所把握的事物，回家再試試看「和解」的可能性。

所以他不只回家記錄母親與姊姊，他也拿起攝影機去拍那名缺席的父親。我在想的是，佑恩決定拍攝父親的選擇，會不會就只是一個未曾與父親相處過的孩子，想要在自己也有力氣感到憤怒（或者抵抗）之後，他想要去看看這樣的父親，只不過是去看著他而已。

即使父親並不直接存在於他的記憶裡，但是父親所帶來的影響，時至今日仍時刻影響著家庭成員，比如母親的焦慮，早在佑恩決定拍攝父親之前便再次高漲，或者姊姊也可能對照著佑恩的選擇，於是反過頭來質疑起自己（一直不想見父親）的決定。

我一直認為，佑恩之所以回家拍電影，那更像是他（想）要持守一種生命的能動性，即使焦慮、憤怒仍在，他也想看看在生命的樣態依然橫亙在那裡的時候，他、他們家，還有沒有機會看見更多的路徑。

《迴山》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而那樣的路徑，和解絕非唯一標的，那更像是在有了這些紀錄之後，我們就有機會在來日的某一天，回頭看看自己蹣跚的痕跡。在這樣的紀錄裡面，蹣跚自然也有暗花，比如佑恩與母親南下掃墓、母親與姪女在陽臺灑水，與一眾家庭成員所留下的那張合影。

日子到了後來，我想會在某一時的去日曠遠裡，就連母親對著攝影機的怨懟，它也會成為某種路徑，讓我們穿越語言的背後，即使未有和解，但也理解母親語言的真意。還很小的時候，父親鍾愛駕車帶我們去臺東泡溫泉，從屏東開往知本的途中，我們總是會在獅子鄉轉往南迴公路的壽卡派出所停留。

那是缺席之前，父親曾與母親在山徑小屋度過的一段日子，而據母親的轉述，我在小的時候曾經迷失其中一陣。在父親生命的最後時光裡，我開始想要透過理解父親不只是作為缺席的父親，而是作為他人之故友的路徑，於是開始翻找起他的辦公室，卻只是稀稀落落地看見他的抽屜裡，擺放著一疊我曾經寫給他的卡片，與一對祖父母的證件照，以及編年排列的龍山寺籤詩。

那幾張籤詩許是父親在生命困頓時的下山指引，不過我至今尚不明白那幾年的籤詩，與父親生命的秘密有什麼樣的連結，此後大概也未有通曉的機會。

但是我經常想起父親與家姊在同一天生日，而父親的告別式則選在我的生日（算命師言，那日出殯是父親的吉日），我想父親仍透過一種秘密的方式，將在生命的往後持續地、突兀地出現在我的眼前。

我於是認為《迴山》的節制、留白，甚至要說是精準、呼應，它其實是在非線性的生命記憶、生命時間裡，本就有著不可名狀的相似。而那個持攝影機的人，也只是做了記錄這件事，於是作為旁觀者的我們，才能見樹又見林，而見自己。

所以，若你當真要說在《迴山》有著留白的美，我想那就是生命的模糊。谷川俊太郎（1931－2024）《詩選》（2015）裡，一首名作〈湖〉的詩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