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談／黃曦、李姿穎（Abby）
撰文／黃曦
活動攝影／ioauue
劇照提供／牽猴子、太陽・不遠 Sunflower Occupation 粉絲專頁、金馬影展
影像來源／國史館、野火樂集 Wild Fire Music 粉絲專頁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活動協力／《b.l!nk》
場地協力／幻猻家珈琲
《天馬茶房》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前言
在「電影真的生活」放映計畫的第一場，《天馬茶房》（March of Happiness，1999）的電影放映之後，《釀電影》邀請《b.l!nk》總編輯李姿穎（Abby）共同對談，談論一道攸關我們的過去與未來的題目──成為什麼樣的臺灣人？
在製作內容的編輯檯上，泰半能藉由後台數據得知，若是「直接」策劃與政治相關的專題內容，往往會有一陣子被限制流量，或產生社群互動極佳、但社群擴散率極低的情況。因此有很多媒體，可能或多或少地繞過政治不談，又或是只能幽微地將政治概念秘密隱藏於文章內裡，更甚在編輯檯上屢遭思想意識的質疑。
成立於 2025 年的新媒體《b.l!nk》，某種程度上是反其道而行，直接地將自身的媒體定位，與（臺灣）政治、文化連結在一起。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一種「勇敢」，但這更重要的是：能否有一天，我們不需要再將「談論政治」視為一種勇敢的行動？
《b.l!nk》嘗試將「談論政治」日常化，於是讀者能同時閱讀嚴肅的政治題目，也能讀到相對親近的文化議題。於是在籌備此次座談的過程中，我便發覺《天馬茶房》是以一種舉重若輕的方式，藉虛構的愛情故事切入時代處境，並以電影尾聲的聚首之約，劃開白色恐怖／威權統治的開端。
《天馬茶房》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查緝私菸」是如何作為濫殺的開端，也是大多數臺灣觀眾已經知悉的事件；也就是說，我們認為那些同等重要的事物，則是發生在電影之後，以及電影之外的。因此，我們最後決定將此次座談的主題，將是「事件」（而非《天馬茶房》作為一部「電影」）核心的「語言如何產生隔閡」、「威權如何挑選記憶」。
在這樣的脈絡底下，我與姿穎進行分享時，選擇透過電影段落的連結，談及面對不同統治體系，臺灣人的生活如何切換不同語言；或者同一首歌曲之於不同背景的角色，將帶來何種不同的解讀；又或是無論何種生命背景的角色，皆有可能在這一場濫殺中難以倖免，由此連結至關於「當下」的語言、教育議題，以及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生命敘事。
成為什麼樣的臺灣人：《天馬茶房》映後座談──《釀電影》主編黃曦 ╳《b.l!nk》總編輯李姿穎
如何堅定地成為臺灣人，生來就是一件辛苦的事。
2025 年 9 月，《b.l!nk》製作線上專題「文化戰線上的台灣」，姿穎專訪多位藝文工作者，進行關於「紅色滲透」、「政治如何介入標案」、「編輯檯上的自我審查」等研究。編輯團隊郭振宇、陳玥文、徐韞涵也持續製作相關題目，幾週後推出的另一專題「第一聲槍響，應該先在腦海爆炸」，則透過影視作品《零日攻擊》（Zero Day Attack，2025）之解析、政治學者陳方隅之專訪，以及歷經威權迫害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高金郎、新世代的職業軍人與大學生之口述紀錄，共同交織出不同年代、背景的臺灣人，對「戰爭」的想像與理解。
不同於大眾讀者過往所認知的，一個關注生活風格、藝文生活的媒體平台，姿穎說最一開始的《b.l!nk》，其實並未直接將「政治」與媒體定位劃上等號。只是在去年的臺灣，我們迎來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免運動，其中包含數次關於國民黨籍立委、市長的罷免投票，即使最終均以全數未通過告終，但一場「政治行動」如何滲入大眾生活，從藝文工作者的筆桿接力、Threads 上的百工百業挺罷免，到巷口游擊式的罷免／反罷免宣傳，以店面作為基地的連署召集處⋯⋯，這一場罷免運動全方位地走進了我們的生活──無論妳／你的立場為何，無論妳／你生活在臺灣的哪一個角落，它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成為了我們的生活。
無論是在實體生活、線上社群，我們都不斷地在面對（廣義範疇裡的）「政治」相關的議題，因此我們是無可避免地必須碰觸「政治」；而正是因為罷免運動與生活的靠近，致使姿穎發覺自己正在關注的政治、文化，其實是同一條路，其中的追尋也很有可能是同一個答案。
《天馬茶房》不斷地展示著「臺灣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同時也提陳臺灣人的複雜性／模糊性。1945 年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結束殖民統治，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體制便隨即抵臺接管。當片中阿進（林強飾）說：「出生當臺灣人、日本人、中國人，是一生就注定好的。」便體現出政權交替的變革時刻，歷史轉折將如何影響常民百姓的認知與理解。
而來到當今的臺灣，我們終於迎來民主轉型的時刻，而能呼吸著自由民主的空氣，實是得來不易的大事。
《太陽・不遠》電影劇照／劇照來源：太陽・不遠 Sunflower Occupation 粉絲專頁
出生於 1993 年的姿穎，在大學時期正好經歷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那是她第一次深刻經驗到「亡國感」的恐懼，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她便更深刻地思考起，如何堅定地當一個臺灣人。
「這生來就是一件辛苦的事。」姿穎先是為當一個臺灣人，落下這樣的註解。如《天馬茶房》呈現出面臨政權的變動，臺灣人所受到的傷害，如何累積成巨大的歷史傷痕，而直至今日我們依然持續地採集民間史料、解密國家檔案，才能一步步地還原歷史的原貌，並且看見那些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以及被官方檔案隱藏起來的真相。
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進一步地理解威權體制，並從電影裡、生活裡看見國家暴力，將如何允許軍警系統，反過頭來地傷害本應該被保護的人民。同時，姿穎也由《天馬茶房》看見另一種觀點，是在威權時代底下，軍警群體也（可能）是受到迫害的一群人。
劇照提供／牽猴子、太陽・不遠 Sunflower Occupation 粉絲專頁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由此連結到當代生活，當我們長期受困於兩黨角力的政治環境與立法院亂象、無法正當地在國際之間行使國家權利，甚至是每當選舉期間便被操弄起的族群仇恨⋯⋯，即使我們未曾經歷過戒嚴年代，我們至今仍幽微地承載著威權時代的遺緒。
於是當姿穎坐在編輯檯前，她便開始思考那些不曾見證過的現場、不曾親身經驗的歷史，唯有透過不斷地接近與思辨，才能有越來越多的人共同背負起沉重的過去，也才有機會讓未來有不同的可能，正如同阿進在片中說道：「最沒希望的地方也有春天。」
《天馬茶房》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這一代的我們，為什麼是天然獨？
若是更進一步追溯姿穎的政治啟蒙，則要回到國小階段。當時，姿穎在《台灣演義》看見鄭南榕事件，才發現距離她出生（1993 年）不到 4 年的 1989 年，即使臺灣已於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除長達 38 年又 2 個月的《臺灣地區戒嚴令》，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卻仍未全面落實。
「節目播放了當時的部分新聞畫面，也拍攝了在鄭南榕自焚殉道之後，辦公室被燒得面目全非的現場。這對小時候的我來說，是非常震驚的，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當臺灣人』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姿穎說道。
同樣啟蒙於《台灣演義》，我則是在國、高中階段，陸續看到了四二四刺蔣案、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鄭南榕事件⋯⋯等，鄭南榕前輩作為父親為外省人、母親為本省人的第二代，他卻是在二二八事件的四十年後，發起第一次二二八紀念行動的臺灣人。
在祖輩飄洋過海來到臺灣之後，在臺灣出生、成長的鄭南榕前輩，認為自己是第一代的臺灣人。而現在的我們，也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臺灣人，而非日本人、中國人，便是因為族群認同的根基，並非完全指涉原初的血緣，而更奠基於生活經驗、文化底蘊之上，其中影響甚鉅的因素，便是教育和語言。
1996 年，李登輝先生的總統就職典禮。／影像來源：國史館
我出生於 1998 年的屏東，當時的臺灣已經完成第一次總統直選、度過首次和平轉移政權的時期，並於李登輝先生執政之後，陸續進行教育改革。如取消國立編譯館教育部之標準本教科書，改由「一綱多本」的審定制，民間出版機構得以按照教育部之課綱，編撰不同教材，且於國民中學新歷史課綱中，獨立編撰臺灣歷史課綱。後於陳水扁先生執政時期，更將臺灣歷史獨立成冊，並重新定義臺灣本島與澎湖、金門、馬祖的共同體關係，進而逐步地加深新一代青年學子對臺灣的認同。
因此，其實是「教育」促使著我成為具備「天然獨」概念的臺灣人。但還在就讀高中時期的我，並不具備此種反思的能力，卻也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感受到不同世代的衝突。
「太陽花學運發生的時候，我還在屏東女中讀書，我們家對政治的討論也不是開放的，更多時候是拒絕彼此對話的。在當時，我只能從新聞報紙上，讀到關於『事件』的經過，真正的討論是在公民課上，我的老師闔上課本，開始和我們講解服貿是什麼、黑箱是什麼，為什麼要反服貿、反黑箱。」上一個世代不願談論政治的原因，我一直到上了大學、離開屏東之後，才真正地開始理解。
《天馬茶房》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在就讀台灣文學系、大眾傳播學系的時候，可以相對自由地選擇研究主題、作家文本、導演作品，我才意識到「（官方）教育」所帶來的影響。如《天馬茶房》前半段，日本政府官員來劇團視察時，臺灣人要換和服、講日語、演出日本戲劇；後半段換成國民政府官員視察時，臺灣人又需要使用另一套官方語言，改演愛國戲劇。
「日語」曾經做為臺灣人的官方語言，後於國民黨政府接管治理之後，我們的「國語」又再次變成另一種語言，進而由上至下地，再次重塑臺灣人的國族認同。從禁說「方言」的國語運動，到根除臺灣本土文化的相關禁令，實際上是「（官方）教育」培養出了我們的初步認同。
換句話說，正是因為不同的政治體系、統治系統，導致不同的史觀都發生在同一片土地上，當我們受到的教育，已不如上一代為黨國色彩強烈的課綱內容，才培養出了面朝自由民主思想的新一代臺灣人。那麼，假使下一代臺灣人的課綱，又再次由威權政府所制定，是不是十年後的孩子，便將不再認為自己是臺灣人呢？
成為什麼樣的臺灣人：《天馬茶房》映後座談──《釀電影》主編黃曦 ╳《b.l!nk》總編輯李姿穎
先是指認源頭，才能真正語言
在開始思考「我為什麼是臺灣人」的時候，我開始閱讀陳翠蓮老師的相關研究，她提到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前，若是當時臺灣人的自我認同為日本人，那麼又怎麼會使用「光復」一詞；而在「光復」之後不到兩年，又是什麼造成臺灣人的全島起義，並在其後多年提陳「臺灣人」的新族群認同。
「我開始對『我到底是哪裡人』感到很困惑，比如我的上上一代出生於二戰期間，也接受過日治時期的教育，並且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但他們都說自己是『臺灣人』，可是也有鄰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日本人。」自小與外婆相處的過程，我才知道她其實是新竹的客家人，但在二戰期間舉家流徙至東部，最後落腳於屏東恆春。在來到屏東之前，她講的都是客家語，直到搬到恆春之後，才開始使用閩南語，後於小學期間習得日語，一直到國語運動時期開始使用中文。
「教育」所帶來的差異是，父母以中文為第一語言，祖父母以台語為第一語言，下一輩處身複繁的語言系統中，便將難以清晰地指認屬於自己的「母語」，也因此更難看清屬於自身的文化主體性。
《天馬茶房》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同時，家庭環境、生活背景也將密切地影響自身的主體性，如《天馬茶房》片中一段為阿進自上海帶回多張黑膠唱盤，眾人播起「祖國的歌」時，將「三民主義」聽成「下麵煮麵（sà-mi-tsú-mī）」，自「官方語言」所致的文化霸權，到出身自不同社會階級的原生家庭，「中文」以外的語言（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長期被塑造成二等的、不入流的語言，因而內化了祖輩對本土文化的羞赧和拒斥，遂導致不同文化的斷根。
《釀電影》於今年二月策劃線上專題「記掛咱已經遠行的臺灣人──白色恐怖記憶專題」，結合白色恐怖的檔案史料，結合作者個人的生命記事，嘗試再次複寫新一代的白色恐怖紀錄，如作者采葳以曾經就讀台南女中的經驗，連結丁窈窕遭構陷、槍決的史實；作者予嫣以生活在八堵車站周邊的童年往事，書寫八堵車站的不義遺址史料；我則透過大舅曾經逃兵參與《美麗島》雜誌社遊行、日夜行經屏東的不義遺址之經驗，分別書寫美麗島事件與屏東葉秋木案。
而專題名中的「記掛」一詞，正是為了回應語言在生活裡的多變性，我們決定將不同的字詞，重新活用、拼貼成具備新意義的台語文，將「掛念（khuà-liām）」的惦記之意，與「記著（kì-tio̍h）」的記住之意結合，提陳生在這一個時代的我們，堅守於不同的戰鬥位置，我們所要做的事情，並不只是單純地「掛念」已經遠行的前輩，更為了「主動」以母語行動，選擇「記持（kì-tî）」。
與此同時，我也是在寫作的時候，再次發現自己與母語的關係，背後實是不同的文化脈絡、生活底蘊結合而成。如《天馬茶房》中的角色講到「問題」一詞時，使用的是「būn-tuê」，但自小在南部長大的我，使用的都是「būn-tê」──在臺灣這一座小島上，語言、文化體現著島嶼的自由與豐富，其中的細小變異，便是每一個生活在臺灣的人，都必須透過爬梳歷史、找回語言、重建文化⋯⋯等行動，才能慢慢地指認出關於「自己」的「臺灣主體性」，也才能透過不斷的反思與行動，真正地理解語言屬於自身的國族認同。
成為什麼樣的臺灣人：《天馬茶房》映後座談──《釀電影》主編黃曦 ╳《b.l!nk》總編輯李姿穎
而在「大寫」的歷史敘事裡面，我們也需要看見主流觀點之外的視角。比如，2023 年 11 月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最終進行勝訴判決，認同原住民族將不需受限於漢字系統，可依傳統族語拼音「單列」於身分證明文件，且基於原住民文化習俗，「更名」亦不受次數限制。
此前的姓名制度，要求原住民族只得於身分證明文件列出「漢名」或「漢字音譯族名」，如欲使用「羅馬拼音」只得以「並列」登記。最終立法院於 2024 年 5 月三讀修正通過「姓名條例修正草案」，增訂臺灣原住民族可於身分證明文件「單列」原住民族姓名文字。
姿穎也分享到，前日《b.l!nk》編輯部採訪 Truku（太魯閣族）作家所瞭解到的「Gaya」概念──「Gaya」一詞是將宇宙運行的系統概念，與祖靈觀的思想戒律，合稱為一套思想／信仰制度，以維持部落的生態體系，並規範族人的行為準則。
在「Gaya」的觀點裡，人們是共同承擔福與禍的共同體，而共同體則是由一群又一群的群體組成，姿穎說道：「因為這個國家裡面，有大大小小的群體，可以有客家人、閩南人、太魯閣族人⋯⋯，同時我們也都是臺灣人，這兩種認同是可以並存的，只是我們究竟能否理解文化的差異性，並且面對『臺灣的文化是什麼？』的疑問，我們才能透過『找回語言』、『找回文化』去確立自身的邊界，因而能回頭指認中心，也就是臺灣的文化主體性。」
《天馬茶房》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於是，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重創南臺灣、東臺灣時，當地耆老也認為這是眾人共同承擔島嶼的罪惡，而將族群、國家視為共同體的概念，也彰顯出不同族群的身分認同，只要生活在這一座島上，都可以做為「臺灣人」。
再次回應到《天馬茶房》開始長出的多種語言，實際上是當越來越多的語言、文化，在臺灣這一片沃土不斷地發芽、滋長，進而長出屬於自己的模樣，甚至開出一棵新的樹，我們才有機會不去踐踏其他國家的國旗，也能共同落座在同一間喫茶店，說起不一樣的語言，思念不一樣的家鄉。
《天馬茶房》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有了語言之後，我們看見女人
在尋找「臺灣主體性」的過程，我們也發現它將是不斷流動，且跟隨時代演進的「概念」。
尤其在臺灣缺乏「正常化」的體制環境底下，姿穎認為生活在臺灣的人，都必須持續探索、凝聚共識，才能如阿進所說：「最困難的地方也會有春天。」而這也不僅限於政治敘事，更為體察大寫敘事之外，相對邊緣的生命敘事。
比如，《釀電影》與《b.l!nk》都曾策劃紀錄片《春雨 424》（When the Spring Rain Falls，2025）的相關文章。1970 年 4 月 24 日：紐約廣場大飯店，掠過頭上 20 公分，子彈留在玻璃旋轉門上，蔣經國未死，黃文雄遭一票美國警察制伏，衝上來的鄭自才（即鄭自財）被警棍打得頭破血流，兩人隨即被送往監獄「大墓」。
曾經轟動一時的刺蔣案，後有許多研究資料，多將目光擺在當場遭拘捕的行動者黃文雄、鄭自才身上，而六年完成的《春雨 424》，則將目光望向驚心動魄的刺殺行動背後，藏身於歷史裂隙的女性──黃晴美，她是黃文雄的妹妹，也是鄭自才的第一任妻子。
《春雨 424》電影劇照／劇照提供：金馬影展
大眾目光較少看見的，便是在浩大的逃亡背後，擔任協助、扶持、救援位置的黃晴美。黃晴美在刺蔣行動之前，偕同哥哥黃文雄步行前往紐約廣場大飯店，手槍也是她從包包裡掏出來，親手交給黃文雄的。當刺殺行動失敗，親眼看見哥哥被逮補，上前救援的丈夫亦遭拘捕，黃晴美形容在當下彷彿被石化，即使身體想上前，卻思及還有兩個孩子必須照顧，因此只得站在原地，目送哥哥和丈夫離開。
留美青年對蔣經國行刺，其中牽涉當時的台美關係、黨國體制、海外台獨組織運動，背後脈絡之龐雜，導演馮賢賢透過檔案資料、家族影像、ABC 新聞畫面，以及黃晴美的回憶錄，使觀眾可以越過閉塞年代的複雜脈絡，經由鄭自才、黃文雄的逃亡過程，與黃晴美的國際救援行動，看見國家機器如何跨洋追捕，以及行動者的人生如何飄散在家以外的地方。
《春雨 424》電影劇照／劇照提供：金馬影展
導演馮賢賢曾經提到，之所以歷史為「History」而非「Herstory」，正是因為女性對社會的貢獻、犧牲，往往被視為大寫敘事之外的小史，而她想為黃晴美尋回應當有的歷史定位，才決定開始拍攝《春雨 424》。於是《春雨 424》的後半段，記錄的便是策劃行動、擔任後勤、提供救援之後，黃晴美如何獨自撫養兒女、堅持母語運動，以及在與鄭自才重逢後，如何重啟新的人生。
從黃晴美的身影延伸出的另一道反思，便是女性在革命行動中，如何展現個人的政治姿態與人生選擇，透過朗讀和繪畫，馮賢賢重建了黃晴美在歷史中的身影，也同時向大寫敘事的歷史提出疑問：為什麼歷史總由男性寫成？為什麼女性行動者在運動的勞動、情感，經常不被歷史重視？
高菊花自首、立誓。／影像來源：野火樂集 Wild Fire Music 粉絲專頁
高菊花自首證。／影像來源：野火樂集 Wild Fire Music 粉絲專頁
「當我們提及許多的白色恐怖歷史時，會發現女性的角色是缺失的，但女性受到的迫害其實是更為複雜的。」姿穎接著提及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是 Tsou（鄒族）女性 Paicu Yata'uyungana（高菊花）。
Paicu Yata'uyungana，矢多喜久子，高菊花，高芳梅，派娜娜──一生擁有許多名字的 Paicu Yata'uyungana，當她被喚為「高菊花」之前，早浸淫於藝術薰陶之中，後畢業於台中師範學院的她，更於 1952 年準備赴美就讀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
其父 Uyongu Yata'uyungana（高一生）為鄒族知識菁英，於二二八期間為嘉義二二八處委會代表之一，後遭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以「高山族匪諜湯守仁等叛亂案」起訴，最終於 1954 年 4 月 17 日遭槍決。
父親因政治案件入獄，作為長女的高菊花為救援父親，並維持家中生計，故前往各大歌廳演唱，才有了家喻戶曉的藝名「派娜娜」。作為派娜娜的高菊花，不只面對事業壓力，也承受著極大的政治壓力，警備總部不只是日夜監視她、向她盤查，更逼迫她提供性服務，以保全家族安危。
高一生一家，高一生背後為高菊花。／影像來源：國史館
在談及白色恐怖的威權暴力，如何作用於嚴刑拷打之時，還有更多加諸於女人身上的性暴力，以及受難者遺屬綿延一輩子的創傷，也是在我們談及歷史的時刻，所需要銘記的，且處身於大寫敘事之外的人，同時也是歷史、文化的血肉與肌理。
無論是真實的口述歷史，又或是虛構寫作重建的白色恐怖記憶，在「反抗」的敘事之外，其實更多的是關於常民百姓，如何因著巨大的系統齒輪，而被影響了一生。比如《天馬茶房》的聚首與分離，皆嵌合於威權體制（者）的選擇，更早則有郭松棻於 1984 年寫就的小說〈月印〉。
出生自大稻埕街市口的郭松棻，於〈月印〉連結日治時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本省人經驗，以主角文惠、鐵敏的婚姻生活為基底：自文惠如何照料患有結核病的丈夫，對丈夫隱瞞大稻埕上的衝突事件；至鐵敏康復後開設租書店、結識左翼知識分子，並向妻子隱瞞其組織行動，一步步地寫到大發醋意的文惠，向派出所「告發」丈夫藏有一箱讀物，最終導致丈夫與參與讀書會的友人遭到逮捕與殺害。
郭松棻以文惠的身體慾望作為編織整部小說的銀線，我們不只能藉由女性主義之餘性欲的分析，切入理解文惠一角的身體／心靈狀態，是如何作用於患病（因此禁慾）的丈夫／威權（因此噤聲）的年代，也能用以理解鐵敏投入左翼思想，將如何取代其身體慾望，甚至達至一種心靈的康復。
《天馬茶房》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同時，我們更能透過文惠一角，察覺到本省人的二二八經驗，實際上是在面對去除日本統治遺緒之時，迎來中國政治系統的迫害，而文惠決定「告發」丈夫一舉，更源自於對中國政治型態的不瞭解，最終才導致威權體制借用了她的手，錯害了自己的丈夫。
「讀到最後，你會知道『這不是文惠的問題』，你可能會說嫉妒是她的問題，但你知道鐵敏遭殺害不是她的問題，而是在威權體制底下，任何一個看似細小的惡，都可能變成危及他人生命的選擇，但是沒有人能真正知道什麼時候罪不至死，什麼時候株連九族。」然而，當受害者／加害者之界線越發模糊，我們都能進一步地體察，迫害往往源自於不理解，於是同樣身在巨大的時代齒輪底下，我們所能指認出的下一步，便是我們想要記憶何種記憶？而在這之後，我們能夠擁有什麼樣的選擇？
《天馬茶房》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重建記憶之後，做為臺灣人的下一步
在響起第一聲槍響之前，是本省青年、日本仕紳、外省軍官同樣落座於天馬茶房，閩南語、日語、漢語彼此交雜，日本仕紳惜別寶島、外省軍官眷戀故鄉，外省軍官因聽不懂日語、閩南語，一時氣憤難平遂掏槍要脅日人離開，後更於窄巷將其槍殺。
同樣是在《天馬茶房》，另一聲槍響擊發於承載自由的劇場舞台，貓道的青年意外中彈身亡，港邊的少女永遠等不到愛人，那麼，活下來的本省少女、外省軍官，後來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臺灣這一片土地，曾經經歷過近百年的不同政權統治，遠至二戰期間被派到南洋參與戰爭，近至戒嚴時期情報系統枉殺無辜，當我們一步步地靠近歷史現場，便會發現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分不斷地交錯，那麼我們有沒有能力辨認自己的位置，並且指認同樣是「臺灣人」的「我們」，可能也曾經是加害人（的後代），甚至有能力拒絕平庸的邪惡呢？
在所有時間已然丟失的空白，與我們難以清晰指認的細節裡，我們曾經以為種種關於受難與流離的敘事，已經讀過太多。但是，有更多未癒的傷口，仍然鼓動著餘溫的鮮血，穿行荊棘般的大片白霧，來到 79 年後的臺灣。
《天馬茶房》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無論是靠近自身的家族史、地方史，或是持續地在編輯檯上持守與角力，又或者作為國家公民行使投票權利，我們都需要不斷地透過記憶歷史現場，由此辨認行動的本真，才能真正望見我們與威權之間的距離，也唯有如此，電影、文字才能如星星之火，不因石頭的監視而棄守生命築起的自由堡壘。
最後，也與各位讀者分享高一生先生於 1954 年 4 月 17 日行刑前夕，寫給妻子春芳的最後一封家書（原信件為日文，此翻譯版本為國家記憶人權庫登錄第 20150120001 號「高一生寄春芳書信」）：
思慕的春芳：
得知妳也健康，比什麼都好。
「不管白銀、黃金、寶玉如何珍貴，不及兒女珍貴」記得這首歌吧。
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
由於有很多優秀的孩子，就算物品被拿走也沒關係，
我的冤罪，以後會昭明。
縫紉機被拿走之前，很想穿著妳縫製的衣物。
白色的襯褲一件（冬衣對衛生不好），
像內褲一樣有褲帶，底下像西褲。
白色包袱巾（四尺見方）一條。
在田間、在山中，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
水田不要賣。
國家記憶人權庫登錄第 20150120001 號，「高一生寄春芳書信」。／影像來源：國史館
■ 電影真的生活 ˡᵉᵗ ᶜⁱⁿᵉᵐᵃ ᵗʳᵘˡʸ ˡⁱᵛᵉ
在我們成長的臺灣街頭，電影曾經出現在轉角的廟埕、夜市旁的二輪戲院，又或是巷口的錄影帶出租店、客運上的迷你電視螢幕。電影不只是被安放在黑盒子裡的藝術形式，而是成為參與著我們的生活，陪伴著我們理解自身與時代的方式
《釀電影》於 2026 年展開全新的咖啡店放映計畫，透過每一季和不同的咖啡店合作，每一個月選映一部電影，讓電影真正地走進談話、休憩的咖啡場所，讓電影真的生活／生活真的電影，讓我們真的電影與生活。
■ 三月場《超級大國民》放映資訊
1950 年代，青年入獄或者被槍決，面對歷史與城市、記憶與現實的斷裂，昔日的傷害無以彌補，而六張犁亂葬崗正是白色恐怖國家暴最全面、最澈底的傷害。
時間 🅣 03 / 25 ㈢ 19：00 – 21：30（含映後座談），18：40 開放入場，19：00 準時放映。
地點 🅛 幻猻家珈琲（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14 巷 14 號）
票價 🅟 早鳥價 600 元（原價 680 元）✸ 早鳥預售至 03 / 15 截止 ✸
購票請由此：https://filmaholic.tw/product/events/coffeecinemamar/
⬬¹ 放映將搭配限定飲品特調，品項詳見下方資訊。
⬬² 最後入場時間為 19：30，結束將有 60 分鐘映後座談。
𝐌𝐄𝐍𝐔 放映搭配飲品（請擇一，並註記冰／熱）
Ⓐ 黑咖啡／白咖啡（冰／熱）：精品咖啡的昭和喫茶醇厚印象
Ⓑ 臺灣紅茶（冰／熱）：清香回甘的鹿野有機製茶
Ⓒ 康普茶／花草茶（冰／熱）：無咖啡因／無酒精飲料
Ⓓ 黃櫻 京都麥酒（僅供冰飲）：伏水製作帶清酒米香的淡愛爾
⊙ 另有迷你電影三明治可於現場進行加點
■ 映後座談 「那些發生在 2 月 28 日之後的事──《釀電影》主編 黃曦 ╳ 《臺灣共生青年協會》常務理事 王有庠、廖品硯」
新一代的青年們，如何以自身的目光，尋回未曾經歷過的年代，並持續述說臺灣的土地記憶？《天馬茶房》的第一聲槍響之後，在歷史課本上的「查緝私菸」之後，還有接續整個月的二十萬發子彈──臺灣還發生了什麼，我們不曾知道的事？
《超級大國民》記述的是被消失的一代臺灣人，並延續至政治體制逐漸鬆綁之後，老者仍然難以跨越，走進下一個時代。當《大濛》帶著 2026 年的我們，又再次回到六張犁的受難者亂葬崗，屬於新一代的青年們，該如何與時代傷痕共同生活？
此次座談，《釀電影》將邀請《臺灣共生青年協會》常務理事王有庠、廖品硯，望帶領讀者以文史踏查之姿，以行動建立記憶。
𓆇 主講人╱王有庠、廖品硯（臺灣共生青年協會常務理事）
《臺灣共生青年協會》創立於 2019 年，由共生音樂節團隊組件而成。致力於實踐青年培力、轉型正義政策倡議、歷史研究與推廣。廖品硯，現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研究興趣為日治、戰後台灣史，並努力從事相關推廣工作。王有庠，現就讀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自 2021 年參與共生音樂節籌辦，嘗試從台灣文史內容中推廣轉型正義，並從中發展小說創作。
𓆇 主持人╱《釀電影》主編 黃曦
寫作者／影評人，《釀電影》主編、《飛地出版》行銷企畫。修讀電影、文學與哲學，寫有評論、散文等，文章散見於紙本／線上媒體。夢想成為冬天裡的金黃色晨曦，擁有三位忠實讀者，伴侶、媽媽，天上的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