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12
By 黃曦
該是春天為我們開門的時候──專訪《南方時光》曹仕翰
1996 年，站在時代轉折的路口，李登輝以 54% 的極高得票率成為台灣首位民選總統。街頭響起「團結台灣」的口號，城市上空是戰機嗡鳴。
那是一個民主初萌、錢淹腳目的狂飆年代，劃破天空的是台灣人亟欲掙脫威權陰影，如今已過不惑的曹仕翰回首當年，就連國中生也能感覺到世界的躁動，是整個社會都急著擁抱更好的物質生活，嘗試為自己打開一扇春天未至的門。
出生於高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為建築師、曾任高中教師，母親亦忙於事業，讓尚在國中的曹仕翰經常與弟弟在家門口等待夜歸的父母，成為典型的鑰匙兒童。「現在買地只要十萬，隔週可能漲到五十萬」，物質膨脹與社會浮躁成為少年體感的背景，他最一開始想當漫畫家，但父親和他說畫畫當興趣就好，這條路會餓死。曹仕翰把這句話聽進去了，但也慢慢長成一顆塵埃。
社會的浮躁滲入少年的身體，他從 A 段班掉到 B 段班，老師放牛吃草，他也索性當一隻冥頑不靈的小獸，上學把老師畫成漫畫主角全班傳閱，放學就廝混撞球間小公園，回家的時間是越來越晚。
《南方時光》導演曹仕翰專訪。／攝影：拍照小沈
《南方時光》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百景映畫
「那時候的小孩，男生總嚮往一種內在的暴力，覺得跑給少年隊追，上學帶刀打架，放學相約公園挩注（thuah-tù）就是邁向長大的路。」青春時的幻想，更多時候是無力反抗的困獸之鬥。
《南方時光》（Before the Bright Day，2025）開場，少年戾氣混著刺眼陽光，風裡還有牛屎和青草氣息，左營不見海風的鹹味，一個時代的躁動，是青年的心跟著浮躁不定，直直看向開不了門的春天。
十五歲的小洲，在學校被體罰，未來註定成為廢物。折射曹仕翰的成長經驗，他的父親是很會唸書的人，更以極低錄取率考上建築師；反觀自己在繪畫比賽得了獎，父親只要他不要得意忘形。即使面對著父親，他依然懷抱景仰，但心中也開始生出疑問：我真的覺得，我在學校好像就是一顆塵埃，有沒有我都沒關係。
《南方時光》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百景映畫
一直到國一都還是 A 段班的好學生，心性越發不定，最後只勉強搭上一所公立高職。改制前為海軍學校，保留軍事紀律的教育體制，更是父親曾任教的學校，在正式入學之前，父親還帶著曹仕翰去學校拜會老同事，那些曾經要叫叔叔阿伯的人，一下子都成了他的老師主任，在嚴密的體制底下，他的青春期全是父執輩的巨大身影。
電影裡的小洲，壓抑的心緒在光影與時間裡緩緩顯影，在父親的失望與沉默、教育體制的威權陰影之下，小洲和曹仕翰始終保持著一種微弱的倔強。
那或許也是作為長子的一種病，面對著與他截然不同的弟弟，曹仕翰將崇拜父親的心，內化成了面對挫折也不能軟弱、想哭也不能掉眼淚的陽剛價值，長子所承擔起的照養責任，更讓他認為自己有義務要站在弟弟身前。
「某程度上，我覺得自己很努力想要克服許多事情，也真的有更大的壓力，承擔起某種社會價值觀所帶來的重量，但用另一個角度看就會覺得，弟弟的直率反而讓他可以比較快樂。」他沒有被期待給折斷了腰，卻也像潮濕空氣裡的稻草，暗暗地低下了頭，父執輩的形象和教育體制的暴力，疊合成亙古的威權象徵，數字越高才能出人頭地，與之相悖的則是他與父親越發僵持的關係。
《南方時光》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百景映畫
《南方時光》導演曹仕翰專訪。／攝影：拍照小沈
電影裡的大歷史，只以碎片化形式出現，早餐店的廣播、電視裡的辯論聲、宣傳車經過的大聲公播送，那年曹仕翰也在飯桌上聽起大人的焦慮和惶恐，但年輕的心總覺得這都不是大事，也沒有什麼是真正巨大的事。
「我們這一代生於威權時代尾聲、成長於自由民主萌芽，對於威權帶來的恐懼有深刻感觸。」曹仕翰選擇將綿長卻又細小的焦慮，隱隱藏進大寫的政治恐懼裡，他回到青少年的視角講述一個成長故事──即使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大事，但是日常生活裡總有一些東西壓在心上，你會一直想和父母對抗，覺得整個世界都和自己不對盤。
《南方時光》不以政治為主題，而是細密地處理生活裡的陰影與微光，「父親」作為曹仕翰電影的主要命題，片中一場小洲在浴室裡拿起刮鬍刀的戲，可以說是整部電影最安靜的時刻，他與鏡中的自己對望，似是折射出不在場的父親，完成一場遲到的和解──或者，更該說是理解。
但是真實世界裡的曹仕翰，他與父親的和解並不在青春期。
《南方時光》導演曹仕翰專訪。／攝影：拍照小沈
他的第一次生命轉折，發生在當兵的時候。想要當漫畫家卻不成，曹仕翰決定澈底地自我放棄，一顆心就想要爛到底，爛給已經對他失望的父親看。於是，大學聯考理所當然地落榜了，索性就直接去報到當兵。
當時的軍中風氣依然權威，上對下的霸凌行為是家常便飯，他看不下去，就在莒光園地寫文章舉發長官。後來他被叫去輔導室，被貼上心理有問題的標籤，當時一位輔導室的行政下士偷偷把他叫過去，和他說：「在錯的環境說真話的人，就會被當成錯的人。」學長借給他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歲》，勸他在軍中不要惹事，安分讀書等待退伍就好。
因為性傾向而被一整個父權社會邊緣化的少年，在曹仕翰心裡投了一顆飛彈。「原來世界上有人和我一樣，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漂浮不定。」即使出身背景迥異，他卻感覺到自己被文學接住了，也開始對文學、電影產生興趣。
「那個世界可能是我們理想中的精神世界，大家和你說不要想太多、不重要的感受，在文學和電影裡會被重視，在那裡面我們可以找到自己的庇護所。」他開始有了想去的地方，決定在退伍後考大學、讀電影，選擇一個自己真正想過的人生。
這是他第一次，和過去揮霍的歲月和解。
《南方時光》導演曹仕翰專訪。／攝影：拍照小沈
在退伍之後，他順利考上大學，來到台北讀書。曹仕翰的電影啟蒙來得很晚，隨著台灣的主權意識逐漸紮根，社會逐步邁向繁榮，也開始談起民主與認同。因為生長在高雄，不如台北作為政治中樞，曹仕翰自認在高雄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包容不同的政治語彙、思想與聲音，才得以讓他在成長階段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描摹世界的輪廓。
侯孝賢的《童年往事》（A Time To Live, A Time To Die，1985）勾起他想要拍電影的慾望，楊德昌教會他用西方結構閱讀東方文化，當同儕已經養成一套觀影喜好，曹仕翰對電影的喜好尚未定型，也就雜食地看起世界電影。
他特別喜歡今村昌平的《豚與軍艦》（Hogs and Warships，1961），和伊利・曼佐（Jirí Menzel）的《嚴密監視的列車》（Ostře sledované vlaky | Closely Watched Trains，1966），也從電影裡看見處身強權夾縫的小人物如何戮力生存，更由此瞥見台灣的身影。
上一世代的導演，以原始和進步的碰撞，指陳殖民／壓迫歷史，更透過底層社會階級的刻劃，向著被制度編碼化、被文明標準化的社會提出尖銳的質問，回到曹仕翰身上，他更加相信的不是暴力抵抗的繼承，而是透過生命的理解，來讓彼此少受一點傷。
《南方時光》導演曹仕翰專訪。／攝影：拍照小沈
回到他與父親的和解，其實是開始理解父親，時間與死生作為他和父親通向彼此的甬道──在《南方時光》裡，時間本身也作為一個角色，在緩慢裡形塑父子之間的關係，他並不預設電影要給予觀眾（和他自己）戲劇上的和解，只是在回顧青春歲月時，發現看似短促的叛逆時光，卻是生命裡最漫長的日子。
「小的時候如果心情不好，我就會騎腳踏車在圓環一直繞圈，你不知道可以去哪裡，但又不想要停下來，那種生命繞不出去的感覺，是你在年輕的時候會越來越偏執。」結成一團的成長記憶，在《南方時光》起初取名時，其實是「Beautiful Days in the South」，但「Beautiful Days」聽起來太久遠，可是台灣距離威權，還那麼近。
後來，曹仕翰的太太建議把英文片名改成「Bright Days in the south」──明亮的日子。但是他又在想：「我的青春哪裡明亮了？雖然高雄陽光燦爛，但是我的心裡都是陰天。」他再次看向撫育他長大的台灣，才決定要加上「Before」，「Before the Bright Day」──意思是，在台灣明亮以前的日子。
而他和父親行向的一道明亮和陰翳，其實是在父親罹癌之後。
《南方時光》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百景映畫
從高雄長庚醫院往澄清湖的方向，有一條從圓山飯店前面經過的小路。在曹仕翰的記憶裡，還小的時候父親從幼稚園接他放學，他會坐在野狼 125 的油缸上，騎過那一條路，在圓山飯店前的草地放風箏，偶爾配著蘋果或茶葉蛋當點心。
長大之後，他和父親再次經過那一條路，是他開車載著父親去醫院做檢查。「在確定是癌症的時候，我第一次覺得這條從小走到大的路那麼漫長，在車上我父親都沒說話，我就在心裡一直想著這件事。」快下車之前，父親說話了。
「不知道要怎麼跟你媽講。」那一刻，他才發現父親人生的註解，是到了生命的尾聲，想著的依然是如何維持著這個家。一次在病床上，父親又問他：「那些武俠片的大俠挨了一刀以後，還可以飛來飛去的，為什麼我挨一刀以後就躺在病床上。」父親藏在幽默感裡的無力，是曹仕翰從未見過的父親，而一直到父親臨終前夕，他們也都沒有戲劇性的大和解，留下來的也只有電影裡面的一種唏噓──還有一輩子的追尋與理解。
從父親生病之後，曹仕翰和父親的對話不過一、兩個月的時間，而這段時間也難以填滿過往十多年的空白，但是在上一個月回高雄參加影展時，他看著老家的原木餐桌椅，又突然想起父親的身影。
「從我十幾歲就有的那張椅子，我那天突然想到，我爸當年也是這樣坐著，一個人想著那些沒有辦法對別人說的心情。」──父親當年的身影在多年之後，又如時光裡的巨大身影與他疊合，但是在時間打開了心緒之後，陰翳很緩慢地灑進了一些明亮的、細小的光，而那將會是他一輩子的追尋，等待春天為他，為台灣開門的時候。
《南方時光》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百景映畫
採訪、撰文／黃曦
攝影／拍照小沈
劇照提供／百景映畫
《釀電影》「若是貓霧光出，心著就袂閣驚惶」金馬 62 專題。／影像提供：釀電影
2025 年，是這座島嶼面臨嚴峻挑戰的一年。
處身海霧與暗影之間，我們以「若是貓霧光出，心著就袂閣驚惶──成為島嶼的脊骨，致時代的電影人」為題，從個人記憶的碎片到集體歷史的裂隙，看見電影是如何作為反抗的敘事，電影人又是如何成為堅韌的存在。
「佇我墓前，毋通為我悲傷，請你毋通為我流目屎。我無佇彼個所在，無睏佇遐，已經離開，無睏佇遐。我已化作千風，自由自在佇天頂飛，親像陣陣的風，輕輕吹，漂浮佇無限的天頂。」──台語版〈千風之歌〉
在一幀一幀的影格間穿越重重霧氣，在面朝世界、回望家國的張力之間，持續尋找島嶼的歷史，讓過去不再遺忘，恐懼不再遮蔽，以電影作為時代的脊骨──剩下，就是我們的事了。
